莊子識人的9種方法,基於人性,對選拔人才有借鑑意義

作者:雷曼,現為私塾班碩二學生,跟隨杜保瑞教授學習已有三學期。

課程:第六學期——《莊子雜篇》列禦寇。

作為管理者,在選人用人方面一定要知人善任,怎樣才能超越人的表象而認識其本質,進而選拔出德才兼備的人才呢?莊子從忠誠、敬慎、能力、智識、信譽、廉潔、節操、儀態、人際等九個標準,提出一種遴選人才的辦法——“九徵”。

“九徵”即九種徵驗,“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莊子識人的9種方法,基於人性,對選拔人才有借鑑意義

“遠使之而觀其忠。”

忠誠,從古至今都是為官之人必備的品質之一。在中國古代社會,“忠”指忠於自己的上司、君王。而莊子的“遠使之而觀其忠”,是指權力中心有意疏遠、冷落考察物件,看他是否依舊忠心耿耿,會不會立馬牢騷滿腹,由此觀察他的忠誠度。

在當代,“遠使之”的觀察點則落在考察物件是否仍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否在工作崗位上繼續恪盡職守,是為自身的利益而謀官,還是時時處處都能服務於人民、服務於群眾。如果因為遠離了權力中心,遠離了領導層,就開始心理失衡、言行失度,甚至破罐子破摔,辜負人民群眾和黨的重託,這樣的人,其用心不言自明。

“近使之而觀其敬。”

與“遠使之”相對,莊子還有一個“近使之”的考察策略,即與考察物件近距離接觸,建立私交,觀察他是否還能保持應有的禮儀與尊敬,是否就由“對事負責制”變為“對人負責制”,是否會進一步發展為恃寵而驕、得意忘形。

普通人大約都有這種“遠則怨,近則不遜”的人性弱點,只有心懷無私的純粹的執政為民的為官宗旨,才能無視距離權力中心的遠近;只有意在有所作為而非為個人謀利,才能專注於發揮自己所能,任職一方,造福一方。

莊子識人的9種方法,基於人性,對選拔人才有借鑑意義

“煩使之而觀其能。”

人是複雜的,又是獨特的,能力總會有所偏長。如果要達到“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對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莊子的“煩使之而觀其能”,即給考察物件安排很多有挑戰性的工作,看他能否遊刃有餘,藉以觀察其工作能力。

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費禕就是一位能人。當時蜀國正值征戰多事之秋,公務繁雜瑣碎。費禕擔任尚書令,見識過人,且有過目不忘之能。他常在早晨和傍晚處理公事,聽取大家意見,中間接待賓客,宴飲娛樂,使人人盡興而公事井井有條。除了天生異稟,這也是個人修養的結果。佛教上說“定能生慧”,不能“定”,就不可能處理好繁雜的工作,更不能做出高質量的決策。而能不能“定”,主要還是靠個人的後天修養。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智識是為官者又一必備條件。突然向考察物件提出其職責範圍內的問題,看他是否胸懷全域性、應付裕如,可以考察其對分管工作的瞭解程度以及相應的分析歸納概括能力。歷史上“卒然問焉”對官員加以突擊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

公元前179年,漢文帝突然問右丞相周勃:“全國一年內判決案件有多少?”周勃謝罪說不知道。文帝又問:“一年內全國錢穀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謝罪說不知道。緊張和慚愧之下,周勃汗流浹背。作為領導幹部,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每出現一個新情況可以說都是一種“卒問”。只有對所負責的工作有詳盡細緻的關注瞭解,才能應對來自各方的“卒問”。

明朝大哲學家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能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來指導“行”,以“行”來驗證和修正“知”,這是莊子對人才綜合素質加以判斷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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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信”,從“人”從“言”,詞意“誠”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誠信從來為立政之本。不僅儒家提出“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法家對誠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視,所謂“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

對莊子而言,“信”是非常重要的德行。“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意即倉促與考察物件約定時間,來觀察他的守信程度。古代交通不發達,因此“急與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時赴約,是檢測個人信用的一種方法。現代社會是契約社會,“誠信”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合作關係的基石,而領導者想要“取信於民”則更應做好表率。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仁”在此處是廉潔的意思。官員是否廉潔關係到權力是否會淪為私人牟利的工具。古語云:公生明,廉生威。廉潔與否還會影響幹部的公信力和威望。對此,莊子的考察是“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即安排其管理財物。時至今日,金錢與權力的勾連仍然是“官場”一大弊病,金錢的誘惑仍是公職人員時常面臨的一大考驗,對人才廉潔品質的考察無疑仍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領導幹部必須有應變能力來處理突發事件。莊子的“告之以危”,即是將考察物件置於某種危難處境中,以觀察其是否能臨危不懼、處變不驚、持守節操。尤其在當代社會,如何處理突發事件、應對危機,不僅是一種“節”,更是一種“能”,一種“識”。

這考察的也是一種綜合能力,包括經驗、學識、判斷力、執行力等,當然也有著對節操的考察。面臨危機,是臨陣脫逃,還是衝鋒在前?德行之高下立現。戊戌變法失敗後,慷慨赴刑的譚嗣同是這麼說的:“各國變法,無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裡,“節”完全是一種置生死於度外、甘願為理想而獻出生命的高貴情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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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讓考察物件喝醉酒,然後觀察他的行為儀態。《鬼谷子》上說“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一個人內在感情有所變化的時候,會在情貌上有所表現,如歌哭、舞蹈、或怒或笑等等。而莊子以酒醉將人對自身有意無意地偽飾儘量解除,還原其本真狀態,藉以觀察他平時不能顯現的真實情志,從而對他的為人、儀表等做出接近本質的判斷。這種考察方式可見莊子對人性體察之微。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色”,本義是臉色。察言觀色,可以考察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一方法是讓考察物件和各式各樣的人相處,透過他的面部表情考察其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

綜上言之,“九徵”之法即將人放在九種情境中觀其表現,察其人品,識其能力,從而完成對人才的綜合考察。而這九種考察策略都是基於對人性的深刻認知之上的,全面且有針對性,對於當下領導幹部及社會各方面人才選拔都有著很好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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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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