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中，不同時代的優秀思想家作出了傑出貢獻。其中包括莊子的重要貢獻。聞一多先生在《古典新義》中說：“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莊子是一位極富創造力的思想家。他的豐富、深邃、具有獨特魅力的思想，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領域對中華文脈的形成和傳承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01
莊子思想與中國哲學
莊子思想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之大，可以借用章炳麟《莊子解故》中的一句話來概括：“命世哲人，莫若莊氏。”其影響最大者，莫過於莊子思想與老子思想共同奠定了道家哲學體系的基石。除此之外，莊子思想對於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體現在諸多方面，難以盡述。這裡僅以比較有代表性的魏晉玄學為例，來說明莊子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
魏晉時期，玄學興盛。《莊子》與《易經》《老子》並稱“三玄”。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中，有“《莊》《老》《周易》，總謂《三玄》”的說法，將《莊子》排在首位，反映了莊子思想在玄學中的巨大影響。誠如聞一多在《古典新義》中所說：“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佔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
正始年間，士大夫崇尚清談，《莊子》成為當時玄學家談論的主要內容。“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都發揮了莊子的自然人性論思想。
阮籍是魏晉玄學的重要人物。《三國志》說他“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慾，以莊周為模則”。在行為特徵上，阮籍有莊子的遺風，他隱居山林，縱酒談玄，表現出一種放任不羈的叛逆精神。而在思想上，阮籍繼承了莊子的自然人性論思想。莊子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有著自己的本性、真性。《莊子·馬蹄》說：“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主張取消世俗社會仁義禮樂對於人性的束縛和羈絆，讓人和萬物一樣順應自然而生存、發展，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上去。阮籍則提出，綱常名教被權貴階層利用，給人們套上精神枷鎖，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只有引領人們迴歸自然之道，才能恢復人的本性和真情。在《大人先生傳》中，阮籍借大人之口，抨擊“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慾”的權貴階層和“上下相殘”的社會現實，撻伐權貴們“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控訴名教對人性的摧殘。在《達莊論》中，阮籍發揮莊子“齊物論”思想，提出“以死生為一貫，以是非為一條”，一切都是相對的，應該破除絕對化的認識。他認為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夠迴歸自然之道，體悟道德之妙。這些觀念，都是對於莊子思想的繼承和發揮。
另一位玄學人物嵇康，《晉書·嵇康傳》稱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嵇康平生崇奉老莊思想，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在《卜疑》中他還表示自己所向往的，是“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相比於阮籍，嵇康對於名教採取了更為激烈的否定態度。在《釋私論》中，他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與“自然”直接對立起來，主張超越名教、迴歸自然，表現出對於封建禮教的強烈叛逆精神。在《難自然好學論》中，嵇康對儒家名教的功用提出質疑。他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六經其實是透過壓抑人性或將人性引入歧途的方式，達到治理社會的目的，然而統治者濫用儒家名教不僅達不到治理社會的目的，而且還摧殘了人性。只有除去名教的束縛，讓天下百姓“從欲”，恢復人們的自然本性，才能使社會得到治理，走向和諧。嵇康還發揮了莊子注重精神修養的思想，他在《養生論》中說：“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嵇康的《養生論》與莊子的《養生主》一脈相承，都強調只有精神不被外物——特別是功名利祿——所誘惑，才能專注於大道，“與天地精神往來”。
在玄學的“清談”中，魏晉名士們圍繞一些玄遠深奧的哲學問題，如本與末、有與無、動與靜、一與多、體與用、言與意、自然與名教等等，進行析理問難，展開辯論。“清談”不談俗事，只談《老子》《莊子》和《周易》。而最受名士們青睞的，仍然是莊子的思想，清談的內容大多都與莊子思想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例如東晉高僧支道林（支遁），雖是僧人，卻因對《莊子》的研究而在名士中獲得極高聲譽。他在清談中經常結合佛教義理對莊子思想作出闡釋，令眾名士折服。曾有人問當時的大名士、書法家王羲之：支道林解釋《莊子》，獨出新意，你願意見一見他嗎？當時王羲之不以為然。後來王羲之偶遇支道林，聽其講解《逍遙遊》，頓感見解高明，新奇精彩，王羲之讚歎不已。莊子思想對於魏晉玄學和當時思想界的影響，由此亦可見一斑。
02
莊子思想與中國宗教
*
莊子與道教
莊子和老子同被道教奉為開宗祖師，他們的思想對道教有開創之功。《莊子》一書被唐玄宗下詔稱為《南華真經》，是道教的寶典，莊子是道教的“南華真人”。
莊子關於人的精神不死的思想，被道教吸收並加以發揮，成為道教修煉的終極目標——長生久視——的理論依據。
道教繼承、發揮了莊子注重長生之道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中說：“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於長生之方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不過，道教還用神仙學理論闡發莊子的有關思想。據吳筠《玄綱論》記載，曾有人質疑道教神仙之說、長生之說違背老莊思想本意，並以此責難道士吳筠：“道之大旨，莫先乎老莊，老莊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獨貴乎仙者，何也？”吳筠回答說：“老子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曰：‘穀神不死’。莊子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曰：‘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又曰：‘乘雲氣，馭飛龍，以遊四海之外。’又曰：‘人皆盡死，而我獨存。’又曰：‘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斯則老莊之言長生不死神仙明矣。”吳筠引老子、莊子之言為道教辯解。在他看來，老子所說的“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莊子所說的“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云云，就是道教的神仙之說、長生之說的理論依據。
在道教那裡，莊子所倚重的精神，被視為人的生命長生不死的根基。莊子說“形有靡而神未嘗化”，道教便把長生成仙、超越生死的根據，建立在人的這種永不消亡的精神上。道教把精神稱為“元神”“真性”，認為天下有形體的萬物最終都要走向滅亡，只有人的精神可以永存。金代著名道士丘處機在他的《長春祖師語錄》中說：“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陽光，超出劫數之外，在身中為性海，即元海也。”人之形體是有生滅的，但人之精神是無生滅的，所以人是可以長生久視的。
不僅莊子的思想被道教吸收和發揮，而且他的一些用語也被道教直接延用，成為道教術語。例如《莊子·徐無鬼》中的“天師”，成為地位崇高的道教人物的尊稱，張道陵被尊稱為“張天師”，寇謙之被尊稱為“寇天師”。《莊子》中的“仙”“道人”“真人”“至人”“神人”“真君”“全真”等稱謂，以及“守一”“導引”“吐故納新”等概念，都成為道教理論的重要術語。
老子被道教尊為教主，《道德真經》（即《老子》）一書是道教的原始經典。但隨著道教的發展，道教理論需要建立起完整的體系和完善的教義，而《老子》五千文過於簡略，一些思想語焉不詳，缺乏細緻的闡述，語言也較為玄奧。相比之下，內容豐富、闡述細緻、語言生動的《南華真經》（即《莊子》）對於道教的影響，實際上比《老子》更大。
* 莊子與中國佛教
佛教早期在中國的傳播，很大程度上依附於老莊思想。東漢初年，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但在很長時期內，佛教中那些精緻、思辨的哲理很難被中國人所理解和接受。在沉寂一兩百年後，直到魏晉玄學大盛，佛教才隨之在中國活躍起來。玄學盛行，老莊思想大行其道，為佛教在中國的立足和發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尤其是莊子思想，成為人們理解、消化佛家思想的重要媒介。
在佛經的“格義”中，高僧們往往要借用老莊的術語來翻譯、闡釋佛家思想。比如，佛教的“空”和老莊的“無”頗為相近，於是“空”往往被譯作“無”。在初期的漢譯佛經中，“菩提”被譯作“道”，“真如”被譯作“本無”，“涅槃”被譯作“無為”，“般若”被譯作“大明”，“沙門”被譯作“道人”等等，皆是以道家術語解釋佛家典籍。
由於佛教與老莊思想具有許多內在的相通之處，佛經教義可以依附於老莊思想而傳播，一些僧人便借用老莊思想宣揚佛法。而在這一過程中，亦有僧人由此成為精通老莊思想的高僧。
例如東晉著名高僧僧肇，《高僧傳·僧肇傳》說他“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他的著作《肇論》中有“三論”，即《物不遷論》《不真空論》和《般若無知論》。這“三論”，都受到莊子思想的啟發。《物不遷論》中的“物不遷”一詞，就是由《莊子》而來的。《不真空論》的思想，是以莊子思想為基礎的。僧肇認為天地萬物不是真正的存在，但也不是真正的不存在，即所謂“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真無”。他說萬物“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他的“幻化人”，與《莊子·齊物論》所描寫“夢中人”一樣，都既不是真正的存在，也不是真正的不存在。《般若無知論》強調般若智慧（佛家智慧）與世俗智慧不同，般若不以現實世界為認識物件，“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雲：聖心無所知，無所不知”。《莊子·知北遊》說：“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僧肇的“般若之知”，與莊子的“無知之知”和“不知之知”是相通的。他們都將知識分為“真知”和“俗識”，都認為如果讓世俗之知充塞心田，便無法獲得“真知”。在這裡，莊子思想對僧肇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
東晉高僧慧遠，同樣深受莊子思想的影響。據《高僧傳·釋慧遠傳》記載，慧遠早年精通老莊思想。他二十一歲皈依佛門，師事道安學習佛法。道安在他的弟子中，破例允許慧遠看佛經以外的書籍。慧遠因聰慧過人，二十四歲時就能夠宣講佛法。當人們對道安所闡發的佛教教義不能理解時，慧遠往往藉助《莊子》的思想來解釋，讓眾人理解佛法。例如在闡釋佛經關於靈魂不滅的說法時，慧遠就援引莊子思想宣揚“神不滅論”。《莊子·養生主》中說：“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浸裹著油脂（指）的柴薪可以燃盡，但火種卻不會熄滅，它可以傳之無窮。這就是“薪盡火傳”。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則說：“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正如火可以透過不同的柴薪之間的傳遞而不絕，人的精神也可以透過不同的形體之間的傳遞而不絕，因此“靈魂不滅”。慧遠的“薪火之喻”，顯然是對莊子思想的繼承和發揮。
03
莊子思想與中國文學藝術
莊子不僅是哲學大師，而且是文學巨匠。《莊子》一書雖然通常被視為哲學著作，但是其文學成就卻也對後世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郭沫若在《今昔蒲劍》中說：“莊子固然是中國有數的哲學家，但也是中國有數的文藝家，他那思想的超脫精微，文辭的汪洋恣肆，實在是古今無兩。”他在《魯迅與莊子》一文中還讚揚莊子說：“秦漢以來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響下發展。”而魯迅對莊子也有很高評價，他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其為文則汪洋捭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莊子歷來被視為我國第一個浪漫主義文學大師，他的著作《莊子》被視為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源頭。《莊子》一書寓哲理於豐富的藝術想象之中，構思奇特，意境怪誕，充滿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莊子·天下》所稱“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可以說是對《莊子》奇特瑰麗的浪漫主義藝術風格的概括。
《莊子》的浪漫主義對李白影響很大。《莊子》開篇《逍遙遊》中展示了一副鯤鵬展翅九萬里的神奇畫卷，其壯闊的意境、磅礴的氣勢，讓李白贊為仙人所寫。李白在《大鵬賦》中說：“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五嶽為之震盪，百川為之崩奔。”李白十分喜愛“南華老仙”莊子筆下的大鵬形象，曾多次借大鵬形象賦詩抒發胸臆。《莊子》的浪漫主義風格感染了李白，激發了李白在詩歌創作中大膽地運用高度的誇張和奇特的想象，來表達熱烈奔放的思想感情。
蘇軾早年就精通《莊子》。據《宋史·蘇軾列傳》記載，當蘇軾第一次讀到《莊子》時，曾讚歎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蘇軾詩詞在藝術風格上受莊子影響很大，清人劉熙載《藝概》雲：“詩以出於《騷》者為正，以出於《莊》者為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可見蘇軾詩詞受莊子影響之深。
辛棄疾也深受莊子影響，他在詩詞中常常徵引《莊子》中的典故。在《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庵即世》中，他寫道：“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辛棄疾的詞所表現出的豪邁、蒼勁氣概和獨特的語言風格，與《莊子》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除了藝術風格之外，莊子的浪漫主義精神還體現在他曠達超脫、不媚權勢的人格理想上。持竿垂釣的莊子，表明自己寧可像烏龜在泥淖中踽踽獨行，也要拒絕受制於人的高官厚祿，表現出一種孤傲不凡的精神品質。這種精神品質，成為感召後世文人追求理想人格的一種精神力量。從賈誼的“遠濁世而自藏”，到阮籍的“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從陶淵明的“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都表現出一種超然遠引、遺世獨立的莊子精神、道家風骨。
在藝術形式上，莊子最早運用寓言這一文學體裁進行創作。寓言的特點是以象言理，以象顯理，使富有深刻內涵的道理在情節高度凝練的故事中得到揭示。《莊子》中的寓言故事，大都屬於虛構，但都寓意深刻、形象生動、說理性強，所以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莊子寓言時，說：“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裡卻盡有分數。”
莊子的寓言創作也為小說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小說的重要特徵是具有合乎生活邏輯的藝術虛構，寓言雖然不是小說，但寓言中的豐富想象是小說藝術虛構的必要前提。莊子不僅提出了“小說”這個概念（見《莊子·外物》），而且概括了小說的基本特徵是“志怪”。《莊子》中的一些寓言故事，有頗為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相當鮮明的人物形象，已經初具小說的基本特徵。《莊子》是中國小說的重要源頭，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莊子還是一位語言大師。他的語言豐富多彩，生動形象，表現力強。《莊子》書中運用不同的構詞手法，創造了許多新詞語，如“逍遙”“扶搖”“造化”“造物”“小說”“寓言”“塵埃”“塵垢”“訊息”“精神”“樸素”“道德”“智慧”“勇敢”“滑稽”“孟浪”“荒唐”“江湖”“天機”“死灰”“磅礴”“臃腫”“槁木”“綽約”“天府”“權衡”等等。《莊子》一書還透過寓言故事，給後世留下了許多成語，如“鵬程萬里”“越俎代庖”“遊刃有餘”“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朝三暮四”“望洋興嘆”“亦步亦趨”“每下愈況”“唇亡齒寒”“躊躇滿志”“螳臂擋車”“大相徑庭”等等。這些內涵豐富的詞語和成語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至今仍被現代漢語所廣泛運用。這也可以反映莊子對於中國文學藝術的影響。
莊子思想之所以能夠在諸多領域深刻、久遠地影響了中國文化，根本原因在於它的巨大創造力。在中國文化發軔的先秦時期形成的莊子思想，逍遙浪漫而又博大深沉，如同源頭活水，在中國文化的長河中流淌不絕。它的創造性和獨特魅力在中華文脈中一以貫之。
關於莊子思想對於中華文脈的影響，還可以說很多。不過我們也可以用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那麼最合適的，還是聞一多《古典新義》中的這句話：“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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