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麥克尼爾是全球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不過歐洲史研究也是他的學術興趣。早在大學期間，他就在思考東歐歷史為何與西歐截然不同等問題。在《西方的興起》出版後，他終於能騰出時間來完成當年的寫作計劃，推出了兩部姊妹篇作品，即1964年出版、聚焦陸地的《東歐：草原邊疆1500—1800》（以下簡稱《東歐》）和1974年出版、聚焦海洋的《威尼斯：歐洲的樞紐1081—1797》（以下簡稱《威尼斯》）。兩部作品都來源於麥克尼爾在芝加哥大學開設的課程，都試圖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將歐洲視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在有限的篇幅裡關注長時段、多文化的宏大話題。
在這兩部作品中，麥克尼爾對《東歐》更加滿意。他對《東歐》的自我評價是，“以較小的地理範圍和較短的時間範圍，又一次表明了打破各自獨立的以種族為基礎和帶有種族偏見的史學來審視歷史的優勢”。《東歐》與《西方的興起》誕生於差不多同一時期，當時麥克尼爾已經在芝加哥大學主講了四年的德國史與哈布斯堡王朝歷史課程，他於1963年等待《西方的興起》出版的間隙完成了寫作。相比之下，誕生於十年後的《威尼斯》，雖是他上述關懷的延續，但“相當支離破碎”，被他形容為自己“最糟糕的作品”。
《威尼斯：歐洲的樞紐1081—1797》，［美］威廉·麥克尼爾著，許可欣譯，光啟書局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得與失：不同學術領域對《東歐》的評價
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東歐》的原書名直譯應為“歐洲的草原邊疆1500—1800”，簡體中文版抽離出了“東歐”這一主題。這大概是因為，麥克尼爾在《東歐》關注的地理區域近似於今天所講的“東歐”地區，大致位於多瑙河流域和黑海以北的東歐大草原，西端在維也納——奧斯曼帝國向西方推進的受阻地點，東端大致在黑海與裡海之間。這片區域的範圍處於動態的變化中，大體覆蓋莫斯科公國、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奧地利、波蘭、立陶宛、匈牙利、摩爾多瓦、瓦拉幾亞、特蘭西瓦尼亞等國家的歷史疆域——顯然，要想從整體的角度寫這一地理區域並不容易，每個國家的單獨敘事都會令本就曲折的歷史更加錯綜複雜。
麥克尼爾反對東歐各國充滿民族情緒的歷史敘事，轉而使用更加中性的“草原邊疆”視角，著眼農耕與遊牧的相互關係，建立了這本書的基本框架。他認為，開放的草原邊疆一直是歐洲地理的重要特徵，歐亞大草原自古以來便是遊牧勢力西進的天然走廊，遊牧勢力前赴後繼，對歐洲格局帶來巨大沖擊；但是，當他們停下馬蹄、擇地而居後，往往喪失原有的勇武或變成歐洲的東方屏障，直到下一批遊牧勢力到來，如此迴圈往復。而自1500年開始，這個迴圈被逐漸打破，商業化的穀物種植取代了原有的遊牧田園經濟，農耕勢力發展出火藥等更加進步的戰爭技術，農業開拓的推進、官僚體制的鞏固、常備軍的設立，使得原先“無主”的草原地帶被逐步納入集權國家的領土，草原邊疆走向封閉，而隨後兩個世紀的激盪風雲才剛剛拉開序幕。
在上述框架內，麥克尼爾有條理地、簡而化之地書寫了1500—1800年不同文化的此消彼長和碰撞衝突。在1500年時，這裡尚處於“群雄爭鬥”態勢，東來的奧斯曼帝國最為強大，摧毀了西歐原先的東方堡壘匈牙利，但受到哈布斯堡奧地利的頑強阻擊；東方的莫斯科公國，尚處於緩慢發育中；羅馬尼亞三公國、波蘭—立陶宛、克里米亞韃靼、哥薩克等勢力，要麼稱雄一時，要麼扮演棋子的角色。到1800年，俄羅斯、哈布斯堡和奧斯曼帝國“三足鼎立”，尤其是俄羅斯，作為面對歐亞草原勢力的要衝，它逐步發展成西方文明的拱衛者，並最為突出地拓展了自己的“草原邊疆”，成為當仁不讓的領跑者，奧斯曼反而最為落後。麥克尼爾雖然仍著眼軍事衝突、政治博弈、外交鬥爭、帝王將相等傳統歷史元素，不過也明顯地體現出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他努力向讀者展示，不同文化群體以不同方式應對環境的機遇和挑戰，從而塑造了這片地區的整體發展。
《東歐：草原邊疆1500—1800》，［美］威廉·麥克尼爾著，八月譯，光啟書局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
在這裡可以總結出《東歐》的兩點成功之處，即跳脫了狹隘的民族國家框架，以及為複雜的歷史提供了一種清晰的脈絡。麥克尼爾基本實現了他的目標，這也體現在書評作者的肯定態度上。格拉斯哥大學吉拉德（D。 R。 Gillard）和得克薩斯大學地理學教授喬治·霍夫曼（George W。 Hoffman）都認為，麥克尼爾提供了一種理解當地歷史的觀點和框架，有助於引導學習者理解當地國際衝突的根源；杜倫大學的華萊士（W。 V。 Wallace）認為，麥克尼爾避開了被情感所左右的民族性史觀；曾獲古根漢獎學金的軍事歷史學家岡瑟·埃裡希·羅森伯格（Gunther Erich Rothenberg）認可麥克尼爾採用的制度性方法，即以農耕戰勝遊牧為研究的主題；人類學家菲爾·魏甘德（Phil Weigand）認為，歐洲草原的遊牧民歷史在過去被人類學家忽視，而麥克尼爾聚焦當地國家在歐洲草原的征服和殖民當中的作用，使得這本書可以作為歐洲草原、美國平原或中亞邊疆文化史的推薦讀物；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歷史名譽教授馬修·史密斯·安德森（Matthew Smith Anderson）則認為，麥克尼爾擅長討論人與土地、社會與農業生產之間的關係。上述書評作者來自國際關係、軍事史、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學術領域，亦反映出《東歐》廣泛的話題性和啟發性。
當然，這些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批評，點出了麥克尼爾研究方法的一些缺憾，比如對非英語資料的使用不足，沒有使用土耳其語或斯拉夫語的材料；過於依賴二手史料；一些具體問題的探討有爭議，比如選擇1500年作為論述的開始時間、將俄羅斯“混亂時代”的理念用於奧斯曼帝國的做法等。
研究東歐或者俄羅斯的專家們，可能更容易挑出毛病。羅馬尼亞裔歷史學家、曾擔任白宮東歐問題顧問的斯蒂芬·費希爾—蓋拉蒂（Stephen Fischer-Galati）認為，這本書的研究還不成熟，麥克尼爾未能充分參考同時代關於東歐的學術成果，他的方法雖然具有原創性，但將歷史理論運用於特定區域要求特別精通當地的特殊問題，他的知識儲備明顯還不夠。米哈伊爾·霍達爾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在《俄國的草原邊疆：殖民帝國的形成，1500—1800》（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中，專門探討麥克尼爾已經提出的一個問題，即俄羅斯在邊疆開拓中一枝獨秀的表現，他在開篇批評麥克尼爾忽視了草原族群的歷史，認為在後者的描述裡，草原彷彿是空置的，坐等被周邊大國瓜分和移民。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美國曆史學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之一、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是與湯因比、斯賓格勒齊名的史學大家，代表作有《西方的興起》《瘟疫與人》等。他提倡追求博大寬宏的視野，努力揭示人類在世界歷史中的命運，透過全球史的研究觀念重新書寫和解讀世界歷史。
上述批評表明，麥克尼爾的《東歐》，勝在大局，疏於細節，其中有他的知識結構問題，抑或有全球史研究本身的缺憾問題。不過，在做出最後評斷之前，還有一篇書評值得一提，即全球史學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在《紐約書評》發表的《歐洲的邊緣》（The Edge of Europe）。他強調了別人有所忽略的兩個方面：一是麥克尼爾將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的“邊疆理論”運用於歐洲。巴勒克拉夫認為，過去學者在探討歐洲時，可能更多地認為歐洲的邊疆在美洲、印度等海外殖民地，邊疆是在被動地迴應歐洲。而麥克尼爾有所突破，他再現匈牙利以東波瀾壯闊的移民開拓歷史，強調東歐開放邊疆的重要性和主體性，那裡對歐洲成形時期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作用。二是《東歐》對當下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巴勒克拉夫認為，麥克尼爾所提到的俄羅斯穿越亞洲、直抵太平洋的開拓，構成了19世紀至20世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礎，蘇聯崛起成為超級大國的歷史根源，就在於對草原的征服。他因而斷言，“即使在20世紀中期，歐洲的草原邊疆仍舊是政治算計中的強大動力：它如何確保這個地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們忽略不得”。巴勒克拉夫的歸納，恰好為重新審視《東歐》提供了思路。
邊疆論：從美國到東歐
可以這麼說，19世紀美國的邊疆開發經驗，以及隨之形成的邊疆學說，為麥克尼爾提供了思想資源。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言，麥克尼爾對“草原邊疆”的運用並非獨創，他確實得益於對“邊疆理論”的借鑑和沿用。據麥克尼爾回憶，他父親的論文指導老師就曾利用19世紀美國的經驗來對照德國在易北河以北的殖民，他自己則借用特納的理念，關注俄羅斯、奧斯曼和哈布斯堡三個方向的農業邊疆在歐洲草原上不斷聚攏的過程。他把草原地帶視為“舊式半野蠻”的，這讓人聯想到特納在《美國邊疆論》指出的，美國的邊疆“是文明和野蠻的交會點”；他注意到了歐洲邊疆與美國邊疆的不同，指出在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亞，沒有需要征服的軍事方面的顯著敵人，而歐洲東部草原一直受到東方遊牧民族的困擾，這讓人想到特納關於歐洲的零星描述：“美國的邊疆與歐洲的邊疆截然不同，後者是一條設防的邊界線，從稠密的人口中穿過……邊疆的開拓之於歐洲諸國，更加意味著新的經驗。”他對草原邊疆移民開拓的描述洋溢著進取、樂觀的基調，比如他在《西方的興起》第12章寫道的：“在17、18世紀，千百萬開拓者不畏艱難，把位於匈牙利中部和西伯利亞西部之間的無垠草地開墾成耕地。”這種論調與特納關於美國西部開拓的表述如出一轍：“美國的社會發展不斷在邊疆從頭反覆進行。這種不斷的重生、美國生活的流動性、西部拓殖帶來的新機會以及與簡單原始社會的不斷接觸，培育了支配美國性格的力量。”
《美國邊疆論》，［美］弗裡德里克·傑克遜·特納著， 董敏、胡曉凱譯，企鵝口袋書系丨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2年3月版
麥克尼爾借用19世紀的美國經驗來處理歐洲邊疆問題，這一做法是否合理見仁見智。不過他用進取的論調書寫草原上的移民開拓，確實表現得稍顯樂觀，忽略了其過程中伴隨征服、驅逐和壓迫而來的血淚代價，這也是米哈伊爾·霍達爾科夫斯基批評他的地方。此外，麥克尼爾寫這本書時，正值冷戰期間，距離巴爾幹戰爭、一戰和二戰期間的東歐烽火尚不遙遠，東歐牽一髮動全身的特徵恐怕比今天更加強烈，他從草原邊疆探索東歐歷史根源，尤其強調俄羅斯的壯大，在美蘇爭霸的背景下頗有兩相對照、解釋現實的意味。他批評東歐史學家囿於民族觀念，搬用根植於美國的“邊疆理論”，想從更高視角解構東歐歷史問題，也隱含樹立話語權力的意味，哪怕是無意識的。
總之，草原、邊疆，這兩個包含豐富的地理、地緣政治、社會經濟意味的詞彙，體現了麥克尼爾這本書的啟發性。雖然它寫的是“東歐”，但離我們並不遙遠，因為草原邊疆也與我們息息相關。中國和東歐分處歐亞大草原的東端與西端，歷史上都面臨“草原邊疆”問題，兩端的邊疆都不是相對於“中心”的“邊緣”，而是在長期開放中釋放出強大的動力。不同的是，東歐本身既是歐洲的東部“邊疆”，又在內部面臨大大小小的邊疆，東歐草原邊疆的封閉是諸多國家勢力均衡的體現；而中國古代草原邊疆的封閉與否，更多體現出中原王朝的統治力與意志。
在《東歐》所寫的歷史時期，俄羅斯向東開拓至太平洋西岸，與清王朝直接面對，東西兩端的“草原邊疆”最終彙集，古代中原王朝與邊疆遊牧勢力的對峙關係變成近現代國家的接壤關係，鐵騎與鐮刀之間的爭奪讓位於綜合國力的對比、現代外交與軍事手段的較量。這導致了接下來的許多重要議題，比如19世紀以來沙俄對中國領土權益的一次次掠奪。這裡讓人想起了左宗棠與李鴻章的塞防、海防之爭。如果說海上勢力大多數時候只為通商貿易而來，即便侵犯領土也是爆發性的，那麼陸上勢力的侵蝕則是長期性、根本性的，這表現為陸地邊疆的模糊、確立、反覆的過程，其背後是兩個鄰國彼此的實力消長。這也是《東歐》帶來的啟發，草原邊疆具有改變歷史的強大動力，其開放與封閉的歷史經驗，對於任何擁有漫長陸地邊界線的國家來說，在任何時候都值得注意。
本文作者肖峰繫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本文原標題為“麥克尼爾《東歐》的得與失：‘草原邊疆’，改變歷史的強大動力”。
撰文丨肖峰
編輯｜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