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懋德，山東歷城人，是民國時期頗有知名度、當下卻無人問津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他少年時師從桐城派學者姚永樸，1911年由清華學堂選派至美國攻讀教育學、政治學。他是清華歷史系首位系主任（1926—1928年）。
陸懋德
《周秦哲學史》由陸懋德1922年在清華學校上課的講稿編成，並於1923年在京華印書局出版。該書敘目、正文、附錄均為豎版、鉛印、線裝，印刷於竹紙之上，有句讀符號而無標點，夾有作者的雙行注，每頁雙面計二十四行，共九十六頁。敘目和正文之間夾三頁銅版紙，分別為老子、孔子和管子像。首頁第一行書“周秦哲學史”，第二行為“濟南陸懋德著”，第三行始為第一章的內容。此書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國內多所高校均有館藏，其中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當年陸懋德贈送給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31年併入北師大）的版本。《周秦哲學史》脫胎於一學期之講稿，章目構成整齊有序。全書凡十一章，各章之篇幅亦較均衡，前有敘、目，後附參考書。首章概論，陳述了陸懋德基本的哲學觀、哲學史觀；二、三章論周秦哲學的思想起源及勃興原因；四至十一章論列道、儒、墨、名、法五家的主要思想，以及著作佚失但有哲學價值的其他周秦諸子的概況。
《周秦哲學史》，陸懋德著，商務印書館2019年9月第一版，49。00元
陸懋德作此書，是借在清華學校講授周秦哲學史之機，“明古代道德政治學說之精旨”，兼補宇野哲人和胡適中國哲學史著作之不足。陸懋德原本治儒家、道家之說，在美學習政治學的經歷極可能引導了他切入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角度，從而很自然地將道德、政治學說視為中國古代哲學最有價值的部分。這直接決定了《周秦哲學史》的問題意識和論說重點，為初創的現代中國哲學學科提供了一種嘗試。當然，這本書也兼顧了當時中國乃至世界的學術動態。他在自敘中提到，“讀日人宇野哲人《支那哲學史講話》，未嘗不喜其簡明而病其缺略”，又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取材較廣，立論較嚴，然其書除墨學、名學外，於道家、儒家、法家之說，又有‘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之病”。這兩本分別出版於1914年和1919年的書，於陸懋德而言都是新著，也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中國哲學史著作，自然成為他授課和寫作的參照。在正文中，陸懋德提出與胡適觀點相左者達二十餘條，以批評胡著誤解、預設或不逮為主，頗為審慎。但是，他未在正文直接回應宇野哲學史的任何觀點，也沒有對此作說明。陸懋德在正文還若干次提到和他同時代的克魯樸金、羅素、柏格森等思想家的觀點，可見他對世界的學術潮流亦有所瞭解，而非閉門造車。
與陸懋德的哲學觀相應，哲學史作為記錄哲學思想發展過程的載體，亦應選取於人生問題有意義的思想，考究原貌，辨析譜系，衡量價值，這正構成了《周秦哲學史》的三個主要任務。為此，陸懋德所採用的方法有三層次：第一，以“陰陽儒墨名法，皆務為治者也”為前提，將道德、政治問題作為主要關注點，與西方相關思想進行比較、對話，乃至於針砭彼時中國、國際社會的現實問題，使這部哲學史的終極關懷和他所梳理的古代哲學譜系高度契合；第二，延續傳統的六家結構，從中選取道、儒、墨、名、法等文獻足徵的五家重點論述。取材嚴謹且廣泛，反對過分疑古，主張審慎信古。以道德、政治問題為線索，淡化時間順序，突出周秦諸學派各自的主體性和內部譜系，描繪了周秦各家緊密聯絡、各有側重的整體面貌；第三，在具體哲學觀點的理解上，引述並平議漢儒、清儒之說，務近本義，也一併指出胡適在相關問題上的錯誤之處。
陸懋德在中國古代哲學框架中思考貫穿古今的道德、政治問題，便會自發地建立比較的意識。他在《史學方法大綱》中說：“吾人切近之目的，（一）在乎支配現在，（二）在乎預計未來。吾人與禽獸、野蠻人大異者，即在能支配現在。而於支配現在之外，又須預計未來，此為人類切近之圖。”可見，陸懋德認為歷史學之價值繫於人類對自身命運的理解。而在近代中國這一特殊的年代，這種歷史觀投射到哲學史研究中，便表現為更多注意西方文明及思想與中國之異同及高下，以此切近中國社會的發展。陸懋德僅在第一章中簡略比較了古代中國哲學和古希臘哲學的性質、發展異同，沒有專門論述中西哲學比較的意義和方法，但是在他對道、儒、墨、名、法五家的論述中，顯露出透過中西比較、從傳統的六家譜系中尋找思想資源的意圖。其採用的比較方法有三：第一，述評式。對中西具相似話題或立場的思想進行直接比較，評判其高下、先後，如提出孟子的民本思想可以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抗衡，也會使用“暗合”“媲美”“相似”等表述；第二，格義式。直接使用西方思想的框架解釋中國哲學的概念、觀點。最典型的是運用善惡可以透過歷史遺傳、積累的理論來解釋孟荀的性善、性惡論，從而將孟、荀作為直覺和經驗兩種不同取向的代表，構建了先秦儒學內部的思想脈絡。這或是受到達爾文、斯賓塞、柏格森等人的影響；第三，融合式。闡述中國古代思想被西方思想家所讚許、採納之處，如特別引用了羅素對老子的積極評價。這三種方式，由表及裡地表達了陸懋德希望中國思想能夠和西方進行對話乃至得到認同的迫切願望，當然也附加實現了關照時局大勢的效果。儘管他的中西比較尚處在探索階段，但其問題意識及研究方法和當今比較哲學並無根本差異。
需要注意的是，陸懋德所關注的道德、政治問題，其主體是整個人類社會和抽象的、不具個性的社會成員，鮮少關注具體的、獨特的個人。他所說的人生問題指的也是社會及社會中的個體，與如今人生哲學的論域不同。他所要切近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而非個體精神世界的轉變。他在論道家、儒家、墨家時分別提到中國人“安靜自守，知足不爭”“不趨極端”“勤苦耐勞”等，指的也是在周秦諸子影響下中華民族整體的國民性。柳詒徵在為《周秦哲學史》撰寫的書評中，質疑陸懋德解儒家、道家專說表面、不重實行，是公允的。他在書中確實未將工夫論獨立地作為哲學的研究物件，他所講的道德也偏向在社會關係和社會風俗等範圍內討論，這和他重社會、輕個體的理論偏好密切相關。從本書外部來看，這種偏好可謂陸懋德之失；從內部來看，亦可算作他的治史特色。讀者自能對此有所分辨和評判。
以上就《周秦哲學史》的成書以及陸懋德的哲學史觀進行了簡要的介紹。如今，此書雖鮮為人知，但柳詒徵、馮友蘭等重量級學者都曾對其有所迴應；華東師大哲學系陳衛平教授稱該書“在學術史上構成了從胡適到馮友蘭的中間環節”，亦可略見其價值。陸懋德生活的年代充滿了戰爭和動盪，其生平已難以詳考，這或是他被淡忘的重要原因。然而，他的確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中的遺珠，其著作短小卻不失分量，具有很高的學術史價值，他的治史方法至今仍具有啟發、借鑑意義。北京師範大學是陸懋德任教時間最長的學府，前後長達二十餘年。經北師大圖書館提議，商務印書館將陸懋德的幾部主要著作進行編校、出版，鄭重地向學術界和全社會推介這位被湮沒已久的文史學者，以期喚起更多人能潛心思考中華文明和中國社會未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