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航運的興衰與古代中國王朝的盛衰同頻共振,這些原因你知道嗎?

黃河航運的興衰與古代中國王朝的盛衰同頻共振,這些原因你知道嗎?

第二長河

作為華夏文明的母親河—黃河承載著華夏民族的歷史過往與情懷,同時滋養哺育了整個黃河流域的中國古代文明。而在今日我們的眼中,黃河卻成為了一條時常斷流的“地上懸河”。

黃河航運的興衰與古代中國王朝的盛衰同頻共振,這些原因你知道嗎?

儘管坐擁中國“第二長河”的美譽,但是相較與全流域黃金航道的長江,黃河的航運對於今人而言卻是如此的陌生。實際上,如今寂寥的黃河水面也曾有過千帆競渡的輝煌航運故事,而黃河航運的興廢,更是與古代中國王朝的盛衰同頻共振。

大禹治水時代

最早的黃河河道起於大禹治水時代,經過疏導之後的黃河河道在河南浚縣向東北匯合漳水,向北流入河北的古大陸澤(鉅鹿澤周邊),就此開始分為“九河”,共同至天津附近歸入渤海,在今天的滏陽河、子牙河流域形成了大面積的泛流區,也就是所謂的“禹河故道”。自這一時期到春秋戰國時代,黃河下游因為水量充沛的“泛流”狀態而相對缺乏通航條件,不穩定的黃河也導致華北平原上的水患長期存在,這也就是當時商王朝多次遷都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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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相較於黃河下游的水患頻發,黃河中游卻相對穩定,最早見於史書記載的黃河水運便出現於此。據《左傳》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記載:當時的晉國遭遇饑荒,晉惠公向秦穆公請求援助,“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日’泛舟之役’”,也就是從今天陝西省寶雞出發經渭水、黃河、汾水運到晉的首都絳(山西運城)。這也就是表明當時黃河水系渭水-黃河-汾水的航運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規模。

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位於黃河下游的趙、魏、齊等國以河為界,於是便出於自身利益紛紛修築堤防,一方面為了減少黃河泛流所產生的災害影響,另一方面“以鄰為壑,以水為兵”,意圖用洪水反向損害敵國,一來二去間,雙方的堤壩便越修越高,越修越近,最終將黃河水道限制在了五十里左右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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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溝渠同時啟動的還有黃淮水系之間的勾連工作——鴻溝。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遷都大梁(開封)的魏國人著手開挖鴻溝,先是“入河水於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即大約是從北面的黃河與滎澤引水入中牟縣西的圃田(古代大湖),然後從圃田開大溝東至大梁,隨後又從大梁城開大溝,引圃田水東行,然後折而向南,與淮河相連。

今天

至此,黃河水系與淮河水系實現第一次人工聯通,從而形成了一張聯濟、濮、穎、汝、泗、睢水的河淮水網體系,同時在淮河以南還可以與春秋時期吳國的邗溝(溝通江淮水系)同長江流域連線起來,達成了全國水系的全面聯通,《史記·河渠志》載:“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黃河航運的外聯促進了臨淄、定陶與濮陽等一大片戰國城市的興盛,以黃河為中心的龐大的水運體系使得戰國末年商業取得了巨大發展,從而塑造了黃河航運的第一次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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