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運河蘇州段是大運河的核心區段，也是大運河水系與所在區域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共同發展的典型區域，透過梳理其水系與環境的相關性及形成、分佈特徵，分析其與沿途城鎮的相互影響，對當前傳承與發展大運河文化具有積極意義。
運河是為了水運而建造的人工水道，是人類社會改造並利用自然環境的重要實踐。蘇州所處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有著優越的自然條件，孕育了燦爛的古代歷史文化，其中，這裡最早出現的一批人工河道成為隋朝大運河和之後京杭大運河的基礎。
得益於運河的作用，蘇州在明清時期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在 2014 年中國大運河（以下簡稱“大運河”）成功申遺的過程中，蘇州因與運河的密切關聯而成為唯一以古城概念列入其中的城市。
大運河的形成、發展，是與所在區域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文化形態乃至國家統治同步共生的。
自然環境是大運河發展的基礎
，不同環境中的大運河形態有著很大的差異；水運是大運河被開挖的驅動核心，離開水運的需求，也就沒有了大運河存在的價值；
經濟需求是運河存續的驅動力
，雖然歷史上最早的運河因軍事目的而出現，但後來大運河的作用更充分地體現在發展區域經濟等方面；
文化是大運河發展的精髓
，與大運河相關的技術、管理和社會生活構成豐富的歷史傳承，也是當代大運河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關鍵。
與一般自然河流支流匯聚形成幹流的樹枝狀水系形態不同，運河一般只由其幹流組成水系中的航運主幹，有著目的性較為明顯的起止端點，常輔以相應的管理、供水等系統，並由人工維持其高效運轉，同時，運河主幹與所經地區的自然河道及其他人工河道相交匯，從而構成一個在河水流向、流量乃至物流組織等方面相互關聯的特殊水文系統，即運河水系。
這一“水系”形態，在地處江南水鄉環境中的大運河蘇州段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大運河蘇州段與自太湖通向長江的自然水系和人工引排水系之間，在走向等方面存在差異，在水流上存在交錯，造就了大運河與本地水鄉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在運輸、防洪、治汙等方面互為影響的關係，形成了大運河蘇州段文化傳承的基礎條件。
一、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特徵和環境相關性
（一）大運河蘇州段所處水鄉地區水系的特徵
大運河蘇州段穿過了最為典型的水鄉地區。長江三角洲原是長江及其支流所攜帶泥沙在濱海地帶和湖沼地區堆積而形成的，蘇州又處於長江三角洲腹地的太湖平原，這裡地勢低平、排水不暢，加上氣候多雨、環境潮溼，水鄉澤國是這裡的原生環境。
經過數千年人類活動的改造，水鄉地區特有的自然環境的優勢特徵愈加穩定。雖然近幾十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序對這些特徵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水鄉依舊是這裡沒有改變的基礎背景。
水鄉地區水系的基本特徵是區域內河網密度高、大小湖泊眾多。在區域發展過程中，這些河湖往往積累了大量人工維護的投入，形成各種漊、塘、浦的形態和體系，其功能與運河之間的差異不是太大，都具有航運、灌溉、排水等作用，只是運河在運輸方面的優勢與特徵更為突出，大運河的運輸作用區域更為廣闊。
在過去的航運中，水鄉地區的湖泊往往是危途，尤其受特殊天氣的影響極大，湖泊形態和水位的變化對航道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二）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指向性
從全國範圍看，蘇州所在的長江三角洲是大運河水系的兩大端點之一。有觀點認為，北方京畿地區是大運河文化的核心區域。但如果從功能上看，這只是其中一端，從隋唐大運河時期的洛陽、開封，到京杭大運河時期的北京，都體現為政治體系的核心，是漕運物資主要目的地的端點。
而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區域，則是大運河文化的另一個核心，這裡從以稻米為代表的物產中心、漕運物資供應地成長為國內最富庶的經濟中心，始終是大運河文化的重要參與者，也是大運河航運的另一端點。在南宋時期，這兩個端點可以說合並在了長江三角洲區域。也因此，蘇州段的大運河水系走向，根本上體現了北通京畿、南聯杭嘉湖的指向。
從長江三角洲範圍來看，蘇州是江南運河干流最為重要的拐點，這在客觀上更加突出了蘇州在大運河水系中的重要性。太湖的存在，更進一步框定了大運河貫穿長江三角洲時航道的走向。
蘇州往北，大運河在太湖東北側，呈西北—東南走向，總體為沿著太湖邊緣的較為穩定的航道；蘇州之南，大運河在太湖東側，為南北向，穿越東太湖原有的淺水湖灘區，甚至參與了這一地區的環境演變［1］。而在明清時期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後，蘇州更是大運河水系中不能繞過的節點。
（三）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發散性
在大運河沿線區域，或因氣候偏幹而使運河航線受到供水水源的制約，或因經過山丘地帶使大運河航線深受技術和經濟的制約，大運河水系往往呈現工程難度大、佈局更改不易的情況。但在沉積物深厚、水源充足、河道成網的長江三角洲水鄉地區，航道的更改卻相對容易。
或因自然河道發生變化，或因某些河段由於運量增加導致擁擠，過境船隻往往可以選擇其他航運通道，大運河節點之間的連線線就表現出可變性、多變性，具有發散性的特徵。總體上看，受重要城市目的地等節制，大運河水系的發散性通常表現在區域性，從屬於指向性之下。
如清代江南運河沿線地名圖［2］顯示，當時的大運河經過望亭、滸墅關向東南方向進入蘇州城時，共有三條通道：上塘河為主幹，山塘河為輔線，兩者均連線至閶門；另有過橫塘，經胥江，入胥門的航道，寬度介於前兩者之間。
而民國時期蘇州城域地圖［3］描繪的蘇州城西大運河相關水系中，認定的運河干線自滸墅關向南後，在十里亭轉入山塘河，於閶門入蘇州外城河；楓橋橫塘之間的河道標註為“楓橋塘”，與胥江相通。
由於長江三角洲河網密度大，河道間聯通性非常好，因此，大運河巨大的運能往往透過這些溝通在一起的水網脈絡，發散到水鄉各地。如蘇州地區，在歷史上以水運為主的慢經濟、慢生活時代，大運河周邊的市鎮村莊都享受著這種舟楫的便利，甚至使內河水運通江達海，擴充套件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亂年代，沿大運河干線佈局的一些市鎮，常因兵燹遭到破壞，而在大運河水系發散的區域腹地，卻能得以倖免，甚至得到發展的機會。
二、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衍變和幹流分段
（一）相關因素影響下大運河蘇州段水系屬性的衍變
經濟政治因素影響大運河格局與地位的變化。從大運河全域性角度看，從隋唐大運河到京杭大運河的改變，體現了政治格局對大運河航線佈局的影響；歷史上大運河蘇州段水系基本不變的指向性，說明了蘇州乃至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全國經濟和政治地位上的穩定性。
近代以後，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地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經濟區位的改變及運輸方式的變化，如上海的興起，公路、鐵路等陸上運輸方式的出現。
雖然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大運河航道的佈局，但卻改變了蘇州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原有的交通中心、經濟中心地位，整個大運河水系在運輸量中佔有的份額逐漸變小，大運河沿途的繁榮程度大打折扣。加之近代社會的動盪，大運河沿線部分地方如山塘街、黃家溪等地，受到了更為嚴重的打擊。
技術因素影響大運河等級及航道選址的變化。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大運河航運的動力以人力為主，輔以風力等傳統形式，大量的運能透過人拉手搖來實現。
因此，在重要的航道上，往往透過建造高橋來提升運輸船隻的透過能力，透過修築纖道使船隻得到穩定的牽引力，這樣的投入也使大運河航道的建設水準得以提高，航道的位置得以進一步固定。在現代，水運具有的穩定和廉價的優勢使其在運輸體系中仍佔據重要地位，其中，大運河水系尤其擔任著重要的角色。
隨著機械化水平的提升，大運河中航行的船舶日趨大型化，航道要求也日趨高等級化，原有大運河河道無法滿足現代化水運的需要，必須拓寬改造。但航道拓寬時，在城鎮區，尤其是透過蘇州古城區時，會面臨建成區拆遷、文物保護等方面的難題，加上大型運輸船舶給沿途環境帶來的廢水、廢氣和噪聲汙染比較明顯，因此採用規劃建設新航道的做法以規避風險，這樣，大運河水系的結構就隨之發生了改變。
行政因素影響大運河航線設定與管理狀態的變化。政府對航道的維護管理強化了運河航道的穩定性，如明清時期於無錫蘇州之間運河航道狹窄地帶設滸墅關鈔關。
再如在驛站系統已經非常完備的明代，大運河蘇州段幹線上設姑蘇驛、松陵驛、平望驛，三者間的距離比當時“六十里制一驛”規定明顯縮短［4］，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政府在大運河蘇州段管理上的更多投入。
就當今而言，比如“蘇南運河”的名稱，也體現了行政因素在大運河航道管理中的影響。大運河蘇州段南至油車墩，全線長 96 公里，但有時候“大運河蘇州段南至鴨子壩、全長 82 公里”的描述經常被引用，造成這一現象的主因，當與大運河航線的規劃、設定及建設專案推進和協同等行政因素有關，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大運河文化傳承過程中各方面因素的協調狀態。
（二）大運河蘇州段水系幹流的分段
根據幹流的自然條件、歷史傳承和當代建設特點，大運河蘇州段縱向可分為四段。
1. 蘇錫段
：自豐樂橋（五七橋）過望亭、滸墅關至楓橋上塘河口附近。大運河自沙墩港北側的豐樂橋連線無錫段，往蘇州方向的幹流基本為單一直線。所經古鎮有望亭、滸墅關和楓橋，重要古蹟有滸墅關文昌閣、十里亭等。十里亭對岸的白洋灣為山塘河西北端與大運河相連線之處，但其河口及水系已不甚清晰。山塘河東南端，與大運河閶門段直接相連，民國時期的地圖也有將山塘河標記為大運河干線的情形。為確保水環境質量和大運河水量穩定，蘇錫交界處的大運河透過望虞河樞紐工程與望虞河之間實現立體交叉，互不干擾。
2. 古城段
：自楓橋至寶帶橋北新老運河交匯處。此段大運河原先主要依外城河過蘇州城。新中國成立後，因運河水運需求提升、運量增加，運輸船隻噸位變大，航道等級不斷提升，先後形成古城段的三條主線：
其一為大運河城區故道。大運河干流自楓橋經上塘河往蘇州古城，到達蘇州最為繁華之所在——閶門，此段河道又稱為“閶西運河”。向浙江嘉興方向的運河航線，由閶門，經胥門、盤門、吳門橋、滅渡橋，至於寶帶橋，此為新中國成立之前，大運河經過蘇州城的主要航道。大運河干流沿外城河傍蘇州古城而行，此航線歷史最為悠久，對蘇州經濟、文化發展影響最為巨大，留存的古蹟也最多，其中不乏近代工業的遺存。
其二為大運河新線的過渡線路。20 世紀 50 年代中後期，由楓橋向南，拓寬原有河道，形成大運河新線，於橫塘匯胥江後折向東，主線借整治後的胥江河道在胥門附近入外城河，再接原先往嘉興方向的航線，成為一段時間裡大運河蘇州段的主要通道。此線路進一步納入了橫塘、棗市街等老鎮老街的元素，強化了橫塘驛站、彩雲橋等古蹟的大運河屬性，而亭子橋老橋則在此過程中被拆除。
其三為大運河新線。20 世紀 80 年代末，自橫塘經石湖北，過五龍橋南側，沿澹臺湖一線，新挖東西向河道，於寶帶橋北側匯入運河故道，形成蘇州古城段最新的運河航線。
3. 蘇浙北段
：自寶帶橋至平望鎮南鶯脰湖。此段大運河干流水系相對簡單，基本無大的分支和變化。幹流沿線重要古蹟除寶帶橋外，還有松陵的三里橋、九里石塘，以及平望古鎮的安民橋、安德橋等，在大運河拓寬的過程中得到保護和修復。而垂虹橋作為大運河水系中環境變化的見證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目前其遺址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在大運河拓寬工程中，此段也有古蹟被拆除的現象，如尹山橋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被拆除。需要說明的是，大運河在平望鎮北與太浦河相匯，運河新航道建設時，從此交匯點向西借 1。5 公里太浦河為大運河航道，並向南新開航道 3 公里，進入並列於鶯脰湖西側的草蕩，由此保留了平望鎮區 2。2 公里的大運河故道和 1。7 公里的頔塘故道。儘管如此，由於鶯脰湖在大運河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此仍將其作為分段節點。
4. 蘇浙南段
：自平望鶯脰湖至浙江界。平望向南、向西，吳頭越尾之地，歷史上形成大運河的三大支線，通向京杭大運河的南端——杭州。
其一為東線，大運河平望以南仍在使用的千年故道。蘇州吳江境內，自平望經黃家溪，至於浙江王江涇鎮。大運河沿線無明顯古蹟遺存，黃家溪等古鎮因遭受兵燹而毀壞，至今僅遺古蹟泰安橋。
其二為中線，大運河水運的新幹線。自平望至烏鎮北側的油車墩，是 20 世紀 80 年代運河航道改造過程中，以爛溪塘為基礎拓浚而成的當今運河主線。當時的“蘇南運河”工程止於鴨子壩。此線是大運河新幹線的代表，沿線不可能有與大運河直接相關的歷史古蹟，但鴨子壩作為水利和航道建設的節點標記，較受今人關注。
其三為西線，大運河的重要支線。此線即為頔塘，自平望經梅堰、震澤，接浙江湖州境古鎮西塘，曾經也是大運河水系中的主要航線。古鎮震澤保留有幹流沿線重要古蹟，體現出歷史傳承和現代利用並重的狀態。
三、大運河蘇州段水系影響力分析
從歷史上大運河與蘇州城市、村鎮的關係看，對蘇州這樣的中心城市而言，城市節點控制決定著大運河的走向，同時在經濟效益甚至文化地位方面，城市和大運河又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支撐的關係；對更多的城鎮鄉村，尤其是中小村鎮而言，大運河的流經更是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大運河在穿越水鄉地區的時候，周邊的水系將運河的影響擴散開來，輻射到更廣闊、更深遠的區域；對大運河而言，這些地區往往是以糧食為代表的漕運物資的來源地。
（一）蘇州古城是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核心節點
大運河因蘇州而肇始，蘇州古城也是大運河沿線重要的目的地城市之一。春秋時期，蘇州是吳國都城所在，無論是長三角地區最早的運河胥溪（公元前 495 年），還是大運河水系中最早的河段邗溝（公元前 486 年），都是由吳國所開鑿的。而自從京杭大運河貫通南北以後，蘇州的經濟文化發展也攀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以蘇州為節點，大運河航線走向也在這裡形成關鍵的轉折。大運河在此上行西北方向，經無錫、常州，在鎮江—揚州間過長江；在此下行則為向南，過吳江湖蕩區，聯結浙江嘉興、湖州。同時，透過大運河水系的溝通，蘇州與周邊地區透過元和塘、胥江、婁江、吳淞江等河道，聯結起了廣闊而富庶的腹地區域。
“蘇湖熟，天下足”，蘇州及周邊地區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是全國最重要的產糧區、糧食供應地以及漕糧北運的出發地，或者說，是大運河航線一端重要的目的地。
自隋唐大運河整體開通後，蘇州的經濟地位越發突出，在唐代，蘇州是江南地區唯一的“雄州”；宋代開始，蘇州成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主角之一；明清時期，蘇州更是成為長江三角洲經濟中心，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二）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幹流城鎮
大運河水系幹流直接經過的城鎮，自然是受大運河福澤最多的地方。除蘇州古城之外，大運河蘇州段幹流所經古（市）鎮還有望亭、滸墅關、楓橋、尹山、松陵、八坼、平望、震澤以及橫塘、盛澤、黃家溪等。
其中一些古鎮在大運河水系中的地位至今醒目。望亭鎮位於太湖出水口沙墩港（現望虞河）東南側，是大運河自北往南進入蘇州地界的第一鎮。
滸墅關鎮，是大運河進出蘇州北緣的重鎮，以其扼大運河要道，明清於此設鈔關而著名。
楓橋鎮當初是蘇州近郊的重要節點，是大運河船隻東行進閶門或南下走橫塘的集散節點。
松陵鎮，原是吳江縣治所在，為大運河水系在蘇州古城南緣的重鎮，同時又位於與吳淞江交匯之處。
平望鎮在大運河水系中的地位更是特殊，在平望與蘇州城之間，大運河水系受太湖擠壓水系漸趨簡單；而在平望之南，經鶯脰湖，形成古運河、爛溪塘、頔塘三分天下的局面。
有一些古鎮所處的地位，在大運河水系的變化發展中發生了不小的改變，比較典型的有橫塘和盛澤。橫塘鎮，原先就是大運河水系的組成部分，當今的大運河干線又穿鎮而過，但因為城市化的發展，其古鎮的形態正蛻變為城市建成區，原與水陸交通相關的一些古蹟，如橫塘驛亭和遷建後的彩雲橋等，現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
盛澤鎮和大運河的關係同樣比較特別。一是盛澤古鎮本屬大運河水系腹地名鎮，古鎮核心街區以及先蠶祠、升明橋、白龍橋等古蹟既不在東線的古運河上，也不在中線的爛溪塘沿岸，也正是這個原因，盛澤在近代戰火中得以保全；二是從現在的情況看，由於近年來盛澤鎮市政建設規模很大，鎮區及周邊工廠的佈局已經擴充套件到爛溪塘沿岸，現在的盛澤鎮可以看作大運河水系新幹流沿線的市鎮。
還有一些古鎮在歷史發展潮流中，退出了幹流城鎮的地位，成為了鄉村。如以歷史上著名綢市黃家溪為代表的運河市鎮，因地處大運河沿線交通方便而興起，也因近代大運河沿線遭遇兵災而衰敗。
再有一些古鎮，在當代行政區劃變更中未被列為行政區域中心鎮而致行政地位下降，或因水運為公路運輸所替代導致交通地位下降，或因市鎮佈局發生變化而漸至失去市鎮屬性，如吳中區的尹山鎮、五龍橋鎮，吳江區的八坼鎮等。
（三）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的腹地城鎮
蘇州古城以西的濱太湖區域，在太湖和大運河之間，北部區域狹窄，大運河與太湖相逼近；向南則逐步展寬，為蘇州西部山丘的主要分佈地。
蘇州西郊多山丘，河網密度不高，主要河道以太湖與蘇州古城之間的胥江最具代表性。胥江不僅起到了太湖經蘇州古城排水的作用，更是作為蘇州古城的水源而顯得尤為重要，同時，還是蘇州往太湖方向的水上交通要道。
胥江航線將蘇州古城與太湖，以及東山、西山、太湖三山島，乃至太湖彼岸的湖州等地連線在一起，沿途的鄉鎮有東山、金庭，以及太湖以東的胥口、木瀆等，其中尤以春秋古鎮木瀆為代表。
胥江與現大運河交匯處還有歷史上蘇州西郊的交通要地—橫塘。本區域內，另有金墅、通安等歷史上較為著名的古鎮，前者因歷史上的太湖匪患，加上水運的衰退以及行政功能的遷移，地位早已不如通安了。
蘇州古城以南，古時也屬太湖的範圍，為太湖向東延伸的淺水湖灘區。由於大運河的經過，人為修築運河纖道、橋樑，使這一區域的水文特徵發生了巨大改變：水流變緩，淤積加劇，成陸過程明顯，湖灘終漸成為人居密集之地。
此區域中有關東太湖的演變，可見於太湖出水口瓜涇口、鯰魚口的變遷；見於吳淞江源頭的變更，以及大龍港（也稱“獻塘”“西塘河”）、五龍橋、石湖、澹臺湖等的變遷中。此區域的發展與大運河的發展密切相連，其中五龍橋、蠡墅（新中國成立後長橋鎮駐地）、郭巷等古鎮散佈期間。目前這一區域的古鎮受城市化程序的影響非常大，古鎮形態難以存續。
蘇州古城至大運河蘇浙北段一線之東，為太湖水東流入江海的松江（今吳淞江）、婁江、東江等古三江流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書 禹貢》），應該是歷史上治理太湖洪水，經湖東低窪沉降區域借“洪水走廊”向東排水後的結果。
此後，錢塘北岸海塘的興建導致古東江的堰廢，“掣淞入瀏”“黃浦奪淞”等都是這一區域中發生的水文環境變化事件。至今，婁江、吳淞江仍是此區域中水利建設的代表，加上急水港、白蜆江等河流，以及星羅棋佈的湖蕩，使這裡成為長三角腹地的水網湖蕩區。
除了崑山玉山鎮、太倉城廂鎮等處於婁江——瀏河這條由蘇州向江海水運的重要線路的城鎮外，這個區域中存在著大量因歷史上大運河和江海水運的福澤而形成的古鎮，在現代運輸方式更迭的當下，又因處於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區域，而得以保留了大量傳統水運時代成就的精華。
著名者如甪直、同裡、周莊、錦溪、千燈（千墩），再擴充套件到黎裡、蘆墟，乃至現上海青浦境內的朱家角等古鎮。
在太湖東南側的吳江境內，北部受太湖影響較大的橫扇、七都、八都，南部受爛溪塘影響較大的銅羅、桃源、青雲，總體上仍體現著當年大運河腹地的性質。在近幾十年的發展中，處於吳頭越尾地區的這些古鎮的經濟理念多少受到了一些越地文化的影響。
此外，蘇州以北的區域，在元和塘、婁江等聯結著大運河水系影響的區域，事實上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水運的影響，即航海運輸的影響。在與江岸幾乎平行的鹽鐵塘沿線，與蘇州地區北部幾條入江河道相交匯的地方，常有著市鎮的分佈，如在與瀏河、七浦塘、白茆塘、青墩塘、梅塘（常滸河）等交匯處，分別是城廂、直塘、支塘、董浜、梅里等鎮，加上這幾條河道所經處的其他名鎮，如瀏河、沙溪等，充分體現了水運航線對市鎮分佈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大運河影響的區域。
四、從水系視角看蘇州段大運河文化的傳承
蘇州段大運河文化的本質，在於大運河在蘇州文化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體現在歷史的傳承、當下的應用和今後的發展中，這些都依附於大運河水系的功能而展開。
（一）以水系為核心強化大運河的綜合體意識是傳承大運河文化的基礎
大運河文化包括了大運河最本質的與軍事、經濟乃至政治直接相關的運輸屬性，包括了河道選線、開挖以及供水、節制等技術屬性，以及大運河對周邊社會、人群的生產生活的影響，由此而形成的物質與非物質成果，等等。
大運河蘇州段以水運為核心，透過其水系的溝通，與蘇州古城及周邊地區的城鎮建設、經濟發展、文化傳承互為依存，組成了密不可分的綜合體，積澱了深厚的文化資源。
大運河至今還起著重要的水上運輸幹線的作用，是一個活態的歷史文化體。面對運輸需求和運輸條件的變化，運輸技術不斷創新，船隻體量和航道等級不斷提升，北起山東黃河以南沿大運河區域的大型運輸船隻仍然可以直下江浙地區。
蘇州段作為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煤炭、鋼鐵、建材等能源原材料運輸方面承擔著主要任務，且透過聯結的高密度內河網路將影響擴充套件到廣闊的腹地區域，在區域經濟建設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大運河蘇州段自太湖東北南下至東部，縱貫蘇州境域，基本垂直於本地自太湖向江海的自然水系，與望虞河、胥江、婁江、吳淞江、太浦河以及斜港等重要河道相交匯，不僅在運輸上連線太湖、通江達海，還在防禦太湖流域洪澇、治理水環境汙染等方面具有極重要的影響。
大運河蘇州段面臨的環境問題曾經十分突出，近年來，經過綜合治理，尤其是在大運河與重要水源地之間採用工程的辦法加以管理後，如大運河與望虞河之間的立交工程等，在協調大運河與周邊水環境關係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大運河和相關水域水體汙染的治理依然是一個重要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同時，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是發展旅遊的重要基礎資源，也是對民眾進行傳統文化及生態環境教育的良好素材。做好大運河文化文章，可以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大運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當下對蘇州發展所起的作用，讓人們更深入地認識歷史、認識我們所處的生態環境、認識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人們對自然環境進行改造及最佳化的作用和意義，從而引導、提升民眾的大運河文化素養。
（二）發揮大運河不同河段的優勢特色是解決傳承與發展矛盾的關鍵
大運河文化傳承中，最突出的矛盾在於：一方面運河故道、大運河沿線古城古鎮要傳承保護；另一方面大運河水運、城市要發展，市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提升。
原先的大運河河段，無論河道的寬度、通行船隻的等級，還是沿途交通的設施，以及城鎮建設的層次，都適應著過去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生活狀況，與現代社會的生產生活有著一定的距離，但這些歷史遺存承載著大運河的歷史、大運河文化。
這些遺存如果保護、處置不當，將永遠消失，無法恢復。因此，要處理好“老”與“新”的矛盾，就要充分發揮“老”大運河河段文化遺存豐富等優勢， 充分發揮“新”大運河河段現代河運發達等優勢，讓不同型別的河段擔當不同的角色，體現不同的特色，兼顧保護與發展。
作為歷史上與大運河共生共榮的蘇州古城和周邊村鎮，在以若干點段及古城概念加入大運河申遺的過程中，已在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和傳承、保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如何更好地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從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角度去關注這些歷史遺存，真正認識這些遺產的價值和意義，更好地發揮它們的作用，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應該看到，大運河蘇州段雖沒有高難度的運河航道建設技術，也沒有橫跨大江的特殊地理位置，但有著與大運河相互影響並不斷成熟和諧的水鄉自然環境，有著與大運河同步發展並長期佔據全國領先地位的區域經濟和文化——這也是蘇州古城及周邊地區所具有的特質。
因此，雖然現在大運河的航運幹線不再經過蘇州古城區，或大運河沿途古鎮和鄉村地區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蘇州古城和沿途村鎮的大運河文化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其傳承意識，不應淡化，需要進一步加強。
對於新建設的大運河河段，應透過提升航線等級、增加運輸能力等，使其發揮出比傳統大運河更強的水運能力，不斷加大對經濟建設的支撐力度。
同時，也應看到繁忙的大運河航運正在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景觀，同樣能在旅遊和教育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要看到“新”運河與“老”運河的不同屬性，在關注“運河遺產”熱點的同時不要忽略新運河的優勢，這對大運河文化的傳承、保護更為有利，對大運河文化的創新和發展更為重要。
（三）保護和發展並重是延續大運河文化脈絡的核心
大運河蘇州段的現代化建設中，對歷史文化的保護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如繞城新運河航道的開闢使古城外城河、山塘河、上塘河、胥江及沿途古蹟得到了很好的儲存，如運河新線建設中對寶帶橋、吳江三里橋的保護，再如吳江九里石塘的保護和恢復等。
但是，其間也走過彎路，甚至有令人痛心的教訓，如橫塘驛站與遷建後的彩雲橋古蹟失去環境參照而無法充分體現其文物價值的情形，如大運河干線上的尹山橋、運河關聯河道楓橋塘的亭子橋被拆除後無法修復的情況等。
因此，對大運河的遺存，還需要再做調查，再做規劃，嚴格保護。而從水系角度看，那些與大運河水系相關的，承載著吳地千年歷史環境與水利文化的著名河道、水利設施，如吳淞江及其源頭瓜涇口的保護和治理等，也亟待納入這個系統。
對大運河文化資源的利用和管理，往往涉及文物、旅遊管理、交通運輸以及宣傳等多個部門，涉及不同管理層級和地方之間的關係。在一些重要的大運河節點，各類要素彙集，管理關係錯雜，難免會在大運河綜合體的管理中存在錯位或缺位，不利於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和大運河文化的傳承。
以蘇州古城西部楓橋地區為例，唐代張繼的《楓橋夜泊》詩給人們帶來了極為完美的有關蘇州古城和大運河蘇州段的遐想，但從現行的管理體系看，這裡有航道系統管理大運河河道，有宗教系統管理寒山寺，有園林部門管理楓橋景區（含楓橋、鐵鈴關），有地方街道管理楓橋老街，等等，對慕名而來的各地遊客而言，“江楓漁火”和“寒山鐘聲”之間割裂的現狀也是一種直接的體驗，這對大運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相當不利。
因而，以大運河水系為主線，整合各類新老運河文化資源做好文旅融合這篇文章，是大運河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可行之路。還是以楓橋為例，這裡是蘇州大運河文化要素相當集中的所在：
其一，這裡是大運河進入蘇州的門戶，也是大運河交通的重要節點，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自楓橋經上塘河到閶門是大運河進入蘇州古城的主要通道，沿途形成蘇州閶門外十分繁榮的一個帶狀區域；
其二，這裡古蹟集中，有楓橋鐵鈴關水陸城防體系，有寒山寺千年古剎，有“江楓漁火”“夜半鐘聲”的唐詩意境；
其三，這裡還是水鄉環境下大運河水系組織的極好案例，包括上塘河作為閶西運河承擔的大運河進出蘇州城的主線功能，楓橋與橫塘之間的楓橋塘與大運河的關係等；
其四，這裡的水系關係在不同時期發生的變化，如楓橋向南開挖新的大運河干線過程中對文物的影響，原楓橋塘西側與新運河之間形成的江楓洲區域（楓橋景區）的文旅開發，江楓洲西側大量大型船隻過往的新運河航運咽喉地帶的新運河文化帶建設，等等。
處理好以上這些要素之間的關係，可以使楓橋地區成為大運河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優秀典型。
總之，從水系角度來分析大運河與所處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能更好地認識其自然屬性，從而更好地把握大運河蘇州段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共存與互相促進；從水系角度分析大運河蘇州段的時空特徵和影響力分佈特徵，可以更好地認識其經濟屬性，從而更好地使大運河服務於蘇州經濟發展；從水系角度分析大運河蘇州段承載著的悠久歷史，正視現代化過程與古老運河之間存在的矛盾，能更好地認識其文化屬性，從而更好地發揮大運河在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過程中的強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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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朱劍剛（1963—），男，江蘇常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區域文化地理和地理媒體。
引文格式
：朱劍剛 。 大運河蘇州段水系特徵及影響探析 ［J］。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36（5）：43-51。
本期編輯/張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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