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農耕文化的發源地在何處，是長期以來一直困擾史學界的難題。本文作者研究古代巴蜀文獻材料，並結合三星堆、金沙遺址和其它古遺址的考古材料，證明古蜀農耕文化應當發源於土質膏腴，河網交錯，氣候溫潤，適宜農作物生長的成都地區，更具體地說，就是雙流牧馬山九倒拐一帶的蠶叢瞿上城。
一、史界對古蜀農耕文化發源地的長期困惑
長江流域上游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成都則是這個發源地的中心。隨著三星堆、金沙遺址和其它古遺址的不斷髮掘，這一論點現在已被史學界公認。但對歷史早已作出結論的雙流瞿上城，是不是古蜀的農耕文化的發源地，卻是一直處在爭論和困惑中。長時間來，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有如下五種：
一是在青神縣之說。常璩在《華陽國志》記載：“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於是，青神縣雲：
《華陽國志書影》
“蠶叢氏為周朝時蜀地的侯伯，當週幽王烽火戲諸侯，天下動盪之際，蠶叢氏率先稱王，建立了蜀國。蜀王蠶叢氏‘衣青衣，勸民農桑，川西因此而富庶’，被人們尊之為‘青衣之神’。‘青神’由此而得名，是為蠶叢故里。”
二是在郫縣之說。一些學者也以常璩《華陽國志》那段記載，提出郫縣才是古蜀的農耕文化發源地。理由是“周失綱紀，蜀先稱王”的是杜宇，記載上明確杜宇“教民務農”，還有杜宇“法堯舜禪授之義，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之說。並解釋：這裡每年時值二月，子鵑鳥鳴，蜀人悲子鶥鳥鳴。迄今巴蜀的民眾，農時都要先祀杜主君。在解放前，四川各縣城鄉皆有土主廟，或稱川主廟，貢奉的神即杜宇。民間還有傳說，子鵑鳥為杜宇死後魂魄所化，故又稱杜鵑，或直稱杜宇，或名子規，也叫蜀魄。此鳥為農候之鳥，其鳴聲就是杜宇王在“教民務農”。
三是在三星堆之說。在考古中，因三星堆發掘出了大量實物，其中包括很多傢俱和農家生活的陶器。於是，有史學者將三星堆與常璩《華陽國志》杜宇“或治瞿上”語聯絡起來，認為“瞿上”就是三星堆古城。三星堆就是瞿上城。認為支援這一論點的證據，是考古者對遺址第一期遺物年代的測定，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原龍山文化時期，約4740-4070年，時間與瞿上城存在的時間大體一致。因此，認為當時古蜀文明的中心在三星堆，農耕文化發源地也當是三星堆。
四是在都江堰芒城之說。1989~1990年，四川考古界曾兩次對“都江堰芒城城址”進行了發掘。這一遺址分為早晚兩期，與寶墩文化遺址有密切聯絡，處在寶敦文化遺址四期中的第二期時間，絕對年代約在4500-4300年間。出土的文物有大量的陶器和石器。農業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有少量陶器。石器工具主要是斧、錛、鑿、鏃、矛等。特別在遺址晚期的一個灰坑中，還神奇地發現坑內有水稻矽酸體存在，這說明都江堰芒城和成都平原在龍山時代，就已種植水稻了。蠶叢王之後是柏灌王，這一時期處於柏灌王時期。於是，疑都江堰芒城是古蜀測文化的初始地。
五是在雙流牧馬山瞿上城之說。理由是，蠶叢王瞿上城在雙流牧馬山九倒拐，歷史文獻早有定論。宋代羅泌撰《路史前紀》卷四雲：“蜀山氏，其始祖蠶叢，縱目，王瞿上。”又在《路史。國名紀》雲：瞿，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十。縣北有瞿上鄉。”之後，羅泌之子羅蘋為父《路史》作注，經考證，再次稱“瞿上城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縣北有瞿上鄉。”以後《明一統志》也說瞿上城在雙流縣南十八里，並進一步地說這裡是“蠶叢氏所都”。《雙流縣誌》也記載：蠶叢王在這裡“衣青衣、勸農桑，創石棺”，雙流的牧馬山瞿上城才是古蜀農耕文化發源地。
由於有文獻記載，也有考古證明，故史學者們各說其理，古蜀細文化的發源地一直沒有一個明確說法。
二、釐清史界《華陽國志》記載有誤是非
研究以上諸說，大多與常璩《華陽國志》的記載相關。（詳見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我理解，常志主要意思是：蜀為國，起於人皇時。人皇者誰？據南昌徐麟《三皇本紀》稱：“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人皇，是神農。因有《三墳》典籍稱“伏羲為天皇、神農為人皇、軒轅為地皇”。到了黃帝時，帝為其子昌意娶了蜀山氏女做妻子，生下了兒子高陽。在黃帝昇天後，高陽稱了帝，叫帝嚳。當時帝嚳對蜀國封了支庶，支庶的首領稱侯伯。歷夏、商、週三個朝代。約公元前1046~256年，周朝衰微，綱紀全失，烽火連天，世道混亂，蜀國最先稱王。稱王者為杜宇，號曰望帝。在蜀國，先有蜀侯蠶叢，還有次王桕灌、魚鳧。杜宇王時，稱帝，教民務農，納朱提梁氏女為妻。當時杜宇管轄的地域很寬，“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他在為帝時，常有水害，於是譴相開明決玉壘，開明有功，他“法堯舜禪授之義，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化成子鵑鳥，鳴叫農民農耕。開明即位後，號叢帝，傳九世，九世均以開明為號。他手下有五丁，很能幹，所立宗廟稱其為“青赤黃白黑帝”，後來，因為一場夢，他的都城從廣都遷徒到成都。
雙流牧馬山瞿上城遺址發掘現場
常璩在當時史料奇缺情況下，對蜀王歷史的演變能記載到這種程度，已屬不易。應當說，線條是清楚的，後來考古證明也是正確的。然，今有史者在讀以上記載時，則產生不同認識。有的理解偏頗，認為常璩文中有“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之句，便把蠶叢王產生年代定在“周失紀綱”的3000年。青神縣關於“蠶叢氏為周朝時蜀地的侯伯，當週幽王烽火戲諸侯，天下動盪之際，蠶叢氏率先稱王，建立了蜀國。蜀王蠶叢氏“著青衣，勸民農桑，川西因此而富庶”之說，根源在此。有的是理解錯誤，也是因常璩這段記載所引起，說瞿上城是杜宇所為，在郫邑，宋代羅泌說是在雙流錯了，兒子考證在雙流也錯了，後面文獻記載在雙流更錯了！
那麼，依上所說，瞿上城不在雙流，應當在哪裡呢？一時沒有人能找出正確答案。後來，三星堆發掘後，於是有學者自然地將三星堆與常志關於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記載相聯絡，說瞿上城是三星堆，三星堆即瞿上城。也有史者說常志“漏洞百出”，直接批評常璩“把蠶叢的年代圈定在周朝末年，鬧了一個大笑話”。於是，史界一時對常志記載真實性問題是非陡起，眾說紛紜。
吾認為，出現以上諸情，是一些史者和地方對常志“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之句的理解和運用錯誤，犯了史界斷章取義之大忌！
這裡，我們不能不予申辯和釐清。常志在作記時全書並無標點符號，是後人標的點，且版本繁多。“北宋有元豐呂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傳抄者更多，今存之各種本子，有三十種。”後來，在社會上公認的版本，主要是清代廖寅題襟館本。
按照廖寅題襟館本，常志的開頭記載很明確，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蜀國早在神農時就有之。常志在說“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句時，並未說是蠶叢稱王。因標點人在兩句之後標的是句號，這說明上兩句與蠶叢並無關係。是在句號之後才說“有蜀侯蠶叢，……，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其意，可理解為先前有蜀侯蠶叢，還有柏灌王、魚鳧王。仔細研讀，這“蜀侯蠶叢”四字意義深遠。因常志前面有述，蜀侯是黃帝所封的，蠶從是蜀侯，何來3000年之意呢？試想，若常璩記載在“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句後多一個“先”字，即“先有蜀侯蠶叢”，就不會讓後人發生歧議。但常璩作志，語句精煉，當時沒有標點情況下，大可不別那樣做，一個“有”字，就表明了早有之意。再看文對杜宇稱王的記載，是分段作的記。雲：“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這是與“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句相對應的。意思是說“周失紀綱”後很亂，蜀有杜宇先稱王。至於常志對“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之句，實際也很明確，說的是杜宇稱王時，開始都城在江源，後來移到了郫邑，或瞿上，表明當時杜宇有三個城址，即江源、郫邑、瞿上城。這裡的瞿上城，無論從字面，還是字意，怎麼也理解不到是由“周失紀綱”時蜀候蠶叢所為。
三、雙流關於古蜀農耕文化發源地論點成立
文獻對瞿上城的記載最早是由常志引起。即文中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之句。但這是誰之瞿？位置在哪裡？他都沒有講明，給後人留下了一道很大難題。“瞿”，按詞意，縱目，鼓眼，有縱目之意；“瞿上”，按其意，是縱目人最好的地方。杜宇約在春秋中期，在他納梁氏女為妃後，“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應有兩種理解：其一，杜宇時，都城從其它地方移治過郫邑，或建立瞿上城治所。如若這樣，瞿上應為杜宇所為。但杜宇非縱目，取“瞿”之“縱目”意，不合推理，瞿非杜宇所為；二是杜宇時，移治過郫邑，或治瞿上，瞿是杜宇之前的蜀王所為。那麼，又是為何王所為？當然只有蠶叢王了，他是縱目，合瞿意。故《路史前紀》卷四對此肯定：“蠶叢縱目，王瞿上。
那麼，瞿上城具體位置又在哪裡呢？現在有文獻可查的，最早當是宋代羅泌《路史。國名紀》，文在注“瞿”字時雲：“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十里。縣北有瞿上鄉”。接著，他又在《路史。前紀》卷四雲：“蜀山氏，其始祖蠶叢，縱目，王瞿上”。以後，《明一統志》更明確記載：“瞿上城在雙流縣東十八里，蠶叢氏所都”，首稱瞿上城為蠶叢王時的都城。以後，楊慎《丹鉛續錄》、雍正《四川通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彭遵泗《蜀故》、乾隆《雙流縣誌》、光緒《雙流縣誌》、198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辭源》、198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辭源》、羅竹風《漢語大詞典》、賈大泉《四川歷史辭典》等，均按羅泌的記載作記。
雙流牧馬山
那麼，“瞿上城”具體又在雙流何處呢？雙流縣原通江籍、四川省文史研究員、新津文化館李澄波先生曾經認真對此做了考證。四川大學考古研究所教授劉琳在為晉常璩《華陽國志》校注時又進一步考證，認為按其方位，瞿上城在今雙流縣十八里的牧馬山上，屬瞿上鄉境內，並確認新津文化館、縣人李澄波先生實地考察後的手稿記載：“瞿上城在今新津縣與雙流交界之牧馬山蠶叢祠九倒拐一帶”。
蠶叢瞿上城在牧馬山九倒拐一帶，亦有考古證實。據今人王澤坊雲：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雙流文星鎮境內的牧馬山曾發現過新石器時期遺物石斧，交由四川省博物館收藏；1990年冬，雙流國際機場修建機頭庫時，曾出土過船棺葬，隨葬品較多，其中有很完整的金權杖，發掘後由市文物考古隊收藏。這些表明，牧馬山及其周邊，從新石器時代至春秋戰國時代，曾有大量文物出土。又據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李澄波、童次湘《牧馬山蜀王墳與夫子墓之我見》手稿記：（前略）牧馬山九倒拐，“一九四八年建修碉堡，挖壞古墳一座，取出銅馬一匹，高二尺五寸，長四尺，鞍韉俱全，側有馬伕一，光頭赤腳，馬全身皆起銅綠，出土折斷馬足二隻。馬及馬伕，放存廟內，不知何人攜去。蠶叢寺尼僧尹雲，他親見；白塔寺老尼，亦如此說。”“該處皇墳，統稱蜀王之墳，然瞿上城附近之皇墳，非前後蜀王，亦非明之蜀王，當是商代蜀國之王。以縱駐商瞿上考之，可以斷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瞭如下結論，常志“周失紀綱，蜀先稱王”講的是杜宇，不是蠶叢。蠶叢最先在蜀稱王“勸農蠶桑”，時間約在神農之後的黃帝時代，之後是柏灌、魚鳧稱王。杜宇“教民務農”是在蠶叢“勸農蠶桑”基礎上對蜀地農業的進一步發展。瞿上城在雙流牧馬山九倒拐一帶，當時的轄地很寬，蠶叢及各王腳跡遍佈蜀地，種桑養蠶，農業生產，種植水稻，也遍及各地。我們可以明確得出結論，雙流古蜀農耕文化發源地論點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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