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因受丁玲、陳企霞一案的牽連，我經歷了一次次“深挖狠批”。1958年初領導在會上宣佈：徐光耀還要繼續反省，想起新的問題，隨時向黨交待，無事不要出門。
我回到家裡，一頭栽在枕頭上，只感到一陣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疲乏。熬了三兩天，再三搜尋枯腸。晚上，盯著燈光又想：自殺，不也是死嗎？寫文章，一口血噴在桌子上，也是死。決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題材，給自己定個規矩：不管寫啥，一定要輕鬆愉快，能逗自己樂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暫時放鬆。這就很自然地想到《平原烈火》，其中有個小鬼“瞪眼虎”，出場時挺活躍的，可後來被主角擠到一邊去，沒啥事可幹，最後只得蔫不唧地結束。一位老戰友看了批評說：“你怎麼把個挺可愛的孩子寫丟了呢？”
那好吧，現在就把他抓回來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於是我敞開心扉，把平生所見所聞、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廣撒大網，盡力搜尋。桌上放張紙，想起一點記一點。不多幾天，那具有情節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個長長的單子。我把單子從頭細看，去粗取精，編排調整，一個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
寫作一開始，情緒就變了。各路英雄紛至沓來，化裝襲擊，狹路埋伏，端樓打點，越牆掏窩，一派神出鬼沒、靈動壯美的活躍景象，佈滿眼前。它們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壓倒一切災難的，什麼“反黨”啊，早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一月之間把小說拿下來了，起初題名《小偵察員》，總感不順，最後定名為《小兵張嘎》。
（徐光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