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上海文學》2019年第8期
T。S。艾略特與幾代中國人
張新穎
1
1926年6月，上海出版的《新月》第一卷第四期發表了一首題為《西窗（In imitation of T。S。Eliot）》的詩，作者署名仙鶴。這隻仙鶴正是《新月》的核心人物徐志摩。他在自己創辦的這份刊物上，文章、詩和譯作，數量甚多，要麼署徐志摩，要麼署志摩，偏偏這首詩用了這麼陌生的一個名字。我們無法還原詩人當時微妙的心理活動，但不妨做一個有趣——當然，一定也有人認為是無聊——的猜想：署名和詩題之間，或許存在一種“反向”的關係。詩題引人注目，關注點在特意的英文標示，“仿T。S。艾略特”；署名遮掩，不讓讀者一眼就看到是大名鼎鼎的“詩哲”所為。
有意思的還有，徐志摩1931年由新月書店出版《猛虎集》，編入《西窗》，卻刪掉了“In imitation of T。S。Eliot”。至少從我們正在談論的話題而言，被刪掉的正是最有說頭的部分。
《西窗》不是徐志摩流行風格的作品，它的異樣歸功或歸咎於詩人有意識的“模仿”。詩的最後三行：
這是誰說的：
“拿手擦擦你的嘴，
這人間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轉，
像老婦人在空地裡撿可以當柴燒的材料。
”
如果熟悉T。S。艾略特的詩，你會知道“這是誰說的”。1917年的《序曲》（Preludes），最後一段是：
Wipe your hand across your mouth，
and laugh；
The words revolve like ancient woman
Gathering fuel in vacant lots。
我們可以從後來的穆旦那裡，讀到更準確的翻譯：
用手抹一抹嘴巴而大笑吧；
眾多世界旋轉著好似老婦人
在空曠的荒地撿拾煤渣。
比起徐志摩諸多名篇的風靡，《西窗》實在是受冷落的。不過，至少有一個將來的重要詩人——卞之琳——關注了它，而且關注點也正是徐志摩的“模仿”實驗。很多年之後，卞之琳還多次提及此事，雖然在他看來，這個實驗是失敗的。他說，“一點也不像”；因為徐志摩“始終沒有脫出十九世紀英國的浪漫派”，“實際上他的sensibility不是艾略特的modern sensibility，寫得很不一樣”。
“浪漫”的徐志摩不夠“現代”，也許正因為這個一般的、普及的印象，他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敏感和涉獵才讓人驚訝，倘若注意到詩人被忽略的這一面的話。徐志摩還向他的好朋友胡適推薦T。S。艾略特，以及詹姆斯·喬伊斯、E。E。卡明斯。這位中國新詩建立初期“最大的功臣”，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也許我們有這樣的好奇心。碰巧這樣的好奇心能得到滿足，因為胡適自己生動記錄了兩個人之間的分歧式“互動”。
1931年3月5日，胡適日記：
晚上與志摩談。
他拿T.S.Eliot的一本詩集給我讀，我讀了幾首，如The Hollow Men等，絲毫不懂得，並且不覺得是詩。
志摩又拿Joyce等人的東西給我看，我更不懂。
又看了E.E.Cummings的is 5，連志摩也承認不很懂得了。
……
志摩說，這些新詩人有些經驗是我們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用平常標準來評判他們的作品。
我想，他們也許有他們的特殊經驗，到底他們不曾把他們的經驗寫出來。
志摩歷舉現代名人之推許T.S.Eliot，終不能叫我心服。
我對他說：
“不要忘了，小腳可以受一千年的人們的讚美，八股可以籠罩五百年計程車大夫的心思！
”
孔二先生說：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這是不可磨滅的格言，可以防身。
說來有意思，反對新文學的人反倒不像胡適這麼“防身”：《學衡》派的吳宓，對T。S。艾略特，頗有親近之處。比胡適這則日記略早一個多月，吳宓短暫歐遊期間，在倫敦拜訪了這位哈佛校友，1931年1月20日日記：“1—3 訪T。S。Eliot（仍見其女書記，傷其美而做工，未嫁），邀宓步至附近之Cosmo Hotel午餐，談。Eliot君自言與白璧德師主張相去較近，而與G。K。Chesterton較遠。但以公佈發表之文章觀之，則似若適得其反雲。又為書名片，介紹宓見英、法文士多人，不贅記。”
1936年到1937年，吳宓在清華大學外文系和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開設《文學與人生》課，儲存下來的講義提綱裡，多處出現T。S。Eliot。在講“文學與人生之關係”時，有一組例子，列的是“FromSterne， to Marcel Proust， James Joyce， Virginia Woolf， Gertrude Stein，T。S。Eliot”——如果單獨看這份名單，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夫，斯泰因，艾略特，你也許會恍惚，吳宓是在講現代主義文學嗎？這可與安在他身上的保守印象，相去甚遠。在這冊講義提綱的附錄部分，還有一處列T。S。艾略特的批評文集The Sacred Wood（《聖木》），特別摘引了《傳統與個人才能》和《但丁》兩篇文章。
2
倘若你以為那個年代“幼稚”的漢語新詩，一定不會出現T。S。艾略特式的創作，那就是一般推論了；實際情況的發生，時常並不理會一般推論。1930年間，孫大雨在紐約、俄亥俄的科倫布和回到中國初期的日子裡，雄心勃勃地寫出將近四百行長詩《自己的寫照》，三個部分，分別發表於上海新月書店發行的《詩刊》1931年4月第二期、10月第三期和1935年11月8日的天津《大公報·文藝》。雖然沒有完成原計劃的一千餘行，但已經非同凡響。徐志摩、陳夢家、梁宗岱等幾位詩人很是激動，徐志摩在《詩刊》第二期的《前言》裡說：“第一他的概念先就闊大，用整個紐約的城的風光形態來托出一個現代人的錯綜的意識……單看這起勢，作者的筆力的雄渾與氣魄的莽蒼已足使我們淺嘗者驚訝。”陳夢家編《新月詩選》，1931年9月新月書店出版，《序言》中論及《自己的寫照》，幾乎重複了徐志摩的讚歎，稱它是“精心結構的驚人的長詩，是最近新詩中一件可以紀念的創造。他有闊大的概念從整個的紐約城的嚴密深切的觀感中，托出一個現代人錯綜的意識。新的詞藻、新的想像與那雄渾的氣魄，都是給人驚訝的”。
驚訝的另一面，也即意味著這首詩出現得突然，徐志摩和陳夢家尚且如此感受，對於1930年代初的中國詩壇而言，還沒有充分準備好接受和理解這樣令人不知所措的創作，也無足深怪。奇異的是此後，有漫長的時間，有層出不窮的文學史敘述，這首詩卻鮮被提及，差不多可以說是湮沒了。
1999年，我的老師李振聲撰文《孫大雨〈自己的寫照〉鉤沉》——“鉤沉”，針對的就是長久無聞的命運：“長詩的真正主角，便是現代文明的鉅子，龐雜而畸形的紐約城。下墜的墮落與向上的活力、罪孽與救度、排斥與迷惑，各種相異的力量，在詩中神奇地彼此纏繞。……它那賦予混亂的世界以一種秩序的氣度，以及籠絡、駕馭、吞吐、消化現代都市的雄健精力，這方面能與之相匹儔者，卻是至今依然罕見其人。”長詩第一部分描述紐約日常情景，“抒寫者似乎在力圖暗示，現代世界真正的奇異和神秘不在別處，而就深藏活躍在日常情景之中。……詩行的推進，是對飛馳在黑暗中的地鐵節奏的模擬……‘大站到了，大站到了’的地鐵催促聲，不由使人聯想起艾略特《荒原》中的‘時間到了，請趕快／時間到了，請趕快’，二者異曲同工，洩露出川流不息的知覺所意識到的現代時間帶給生命的壓抑和緊張。在這個瘋狂運轉的都市裡，人的地位已被懸置。”
T。S。艾略特後來說他從波德萊爾那裡得益，主要在於這樣的啟發：“他寫了當代大都市裡諸種卑汙的景象，卑汙的現實與變化無常的幻境可以合二為一，如實道來與異想天開可以並列。”孫大雨從T。S。艾略特那裡得益，差不多也可以這樣描述。當然，孫大雨不只是從T。S。艾略特一個人得到啟發；我們感受到一個年輕的中國詩人對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的強烈迴應，但這麼說，我猜想詩人未必高興，他的野心要大得多。孫大雨晚年，提起這首《自己的寫照》，說“它的題目和它所詠的現象之間的哲理方面的關鍵”，是笛卡爾的一句妙諦：“我思維，故我存在。”“思維的初級階段是耳聞、目睹的種種感受，即意識，用凝思和想像深入、探微、擴大、張揚而悠遠之，便由遐思而變成縱貫古今，念及人生、種族與歷史的大壁畫和天際的雲霞。這樣寫法我不知西方有哪一位現代詩人曾企圖寫作過。”話到這種程度，既見抱負，也見性格，從年輕到暮年，未嘗改變。而說到這首詩的遭遇，孫大雨更是意氣難平：“五十多年前發表它的片段時，能領略以及欣賞它的人恐怕只有三五人。有人因為茫然不懂它，譏之為‘炒雜燴’。我敝帚自珍，惋惜他炒不出這樣的雜燴。”
3
1931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學上英詩課，講浪漫主義，特別是雪萊，底下一個學生卞之琳聽的感覺是，天馬行空，天花亂墜。徐志摩不幸飛機遇難，代替這門課的葉公超別開生面，大講現代主義詩歌。卞之琳回憶學詩歷程，“是葉師第一個使我重開了新眼界”，“後來他特囑我為《學文》創刊號專譯託·斯·艾略特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的才能》，親自為我校訂，為我譯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這不僅多少影響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詩風，而且大致對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較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新詩篇的產生起過一定的作用。”
卞之琳詩思、詩風的複雜化，見於他自己所劃分的前期的中、後兩個階段，即從1933年到1937年抗戰前，這一時期的創作代表了他寫詩的最高成就。他自己說，“寫《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託·斯·艾略特對於我前期中間階段的寫法不無關係”。簡要說來，表現為與當時新詩通常的寫作方式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一個方面是，設定“戲劇性處境”，做“非個人化”處理，這正合卞之琳規避和隱藏自我表達的性格，也為他的自我表達提供了路徑。他晚年曾向訪問者解釋，T。S。艾略特的“理論是主張儘量impersonal，就是擺脫個人。我是比較客觀的，我也是這樣，傾向於精簡。雖然我寫的詩有一些是關於自己的，但儘可能想擺脫個人。”“我的戲劇性，就是感到的東西，在一種情境中，英文叫situation、dramatic situation，詩裡面的我不一定是我。就是設想有一個客觀的人，處在某一種境界裡邊，他在裡邊不管怎麼樣，說話、抒情，這個東西是放在一種情境裡面的。……儘可能不把自己放在裡邊去，即使放到裡邊去，我也把它客觀化，比如說，我也是一個劇中人，這樣子寫，而不是真人真事。”
與此相聯的另一方面，是“智性”（intellectuality）、“機智”（wit）的運思。更年輕的詩人穆旦評論《魚目集》，說：“在二十世紀的英美詩壇上，自從為艾略特（T。 S。 Eliot）所帶來的，一陣十七、十八世紀的風吹掠過以後，彷彿以機智（wit）來寫詩的風氣就特別盛行起來。”“把同樣的種子移植到中國來，第一個值得提起的，自然就是《魚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魚目集》第一輯和第五輯裡的有些詩，無疑地，是給詩運的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塊碑石。自五四以來的抒情成分，到《魚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因為我們所生活著的土地本不是草長花開牧歌飄散的原野，而是：‘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趙蘿蕤也是在課堂上對T。S。艾略特發生興趣的。她在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讀研究生，聽過美籍教授溫德（Robert Winter）詳細地講解《荒原》，1935年試譯《荒原》的第一節。1936年底，在上海的戴望舒聽說此事，就約她把全詩譯出。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一個月，趙蘿蕤在北平收到由上海新詩社出版的樣書。這本書計印行簡裝三百本，豪華五十本。
趙蘿蕤請葉公超寫了一篇序，序以《再論艾略特的詩》為題發表於1937年4月5日《北平晨報·文藝》，其中有言：“他的影響之大竟令人感覺，也許將來他的詩本身的價值還不及他的影響的價值呢。”所以是“再論”，因為三年前，葉公超就寫過一篇相當深入的文章，題為《愛略忒的詩》，刊於1934年4月出版的《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徐志摩曾經半開玩笑地稱葉公超是“一個T。S。艾略特的信徒”，而葉公超自己，晚年也不無得意地回憶，早年在英國時，“常和他見面，跟他很熟。大概第一個介紹艾氏的詩與詩論給中國的，就是我”。
1940年，趙蘿蕤在昆明，應宗白華之約，為重慶《時事新報》“學燈”版撰文《艾略特與〈荒原〉》，有這樣清醒的自問：“我為什麼要譯這首冗長艱難而晦澀的怪詩？為什麼我對於艾略特最初就生了好奇的心？”她的回答是，艾略特和前人不同，“但是單是不同，還不足以使我好奇到肯下苦功夫，乃是使我感覺到這種不同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要意義，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觸到我們中國新詩的過去和將來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個垂危的病夫在懊喪、懈怠、皮骨黃瘦、色情穢念趨於滅亡之時，看見了一個健壯英明而堅實的青年一樣。”她急切地點明，“艾略特的處境和我們近數十年來新詩的處境頗有略同之處。”接著歷數艾略特之前的詩人詩作，用“浮滑虛空”四個字直陳其弊病。趙蘿蕤身受“切膚之痛”，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兩段，她迫切要表達的其實正是中國的現實情境和對於中國新詩再生的呼喚：“《荒原》究竟是怎麼回事，艾略特究竟在混說些什麼？這是一片大的人類物質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種種不堪的磨練，全詩的最末一節不妨是詩人熱切的盼望‘要把他放在烈火裡燒煉他們’，也許我們再能變為燕子，無邊的平安再來照顧我們。”“我翻譯《荒原》曾有一種類似的盼望：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常的大時代裡，這其中的喜怒哀樂，失望與盼望，悲觀與信仰，能有誰將活的語言來一瀉數百年來我們這民族的靈魂裡至痛至深的創傷與不變不屈的信心。因此我在譯這首艱難而冗長的長詩時，時時為這種盼望所鼓舞，願他早與讀者相見。”
1946年7月，陳夢家在哈佛大學會見了回美國探親的T。S。艾略特，打電報給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的妻子趙蘿蕤東行與艾略特見面。7月9日晚， T。S。艾略特請趙蘿蕤在哈佛俱樂部晚餐，送給她兩張簽名照片，兩本書：《1909-1935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前一本的扉頁上，寫著：“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晚餐後，T。S。艾略特為趙蘿蕤朗讀了《四個四重奏》的片段。他希望她能翻譯這首詩。“在我們交談之際，我十分留意察看這位學問十分淵博詩藝又確實精湛的奇人，他高高瘦瘦的個子，腰背微駝，聲音不是清亮而是相當低沉，神色不是安詳而似乎稍稍有些緊張，好像前面還有什麼不能預測的東西。那年他五十八歲。”
——趙蘿蕤也不能預測的是，她“此後度過了忙碌的與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時光” 。
Photo byGuillermo RiquelmeonUnsplash
4
從趙蘿蕤和卞之琳各自初始接觸現代主義作品、接受其影響從而進行研究、翻譯或創作的經驗，我們多少可以遙想當時清華和北大講授西洋近現代文學的情形。後來，這樣的情形就漸成氣候，它把尚嫌孤立、微弱的個人經驗連線起來，喚起一群青年互相呼應的現代感受和文學表達。這一時期，就是這兩所學校和南開大學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大時期，在講授傳播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方面，特別應該提到英籍講師燕卜蓀（William Empson）的《當代英詩》課。
當年的學生王佐良回憶，燕卜蓀講課，“只是闡釋詞句，就詩論詩，而很少像一些學院派大師那樣溯源流，論影響，幾乎完全不徵引任何第二手的批評見解”。這樣做的結果，就逼迫他的學生們“不得不集中精力閱讀原詩。許多詩很不好懂，但是認真閱讀原詩，而且是在那樣一位知內情，有慧眼的嚮導的指引之下，總使我們對於英國現代派詩和現代派詩人所推崇的十七世紀英國詩劇和玄學派詩等等有了新的認識”。聯大的青年詩人們，“跟著燕卜蓀讀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讀奧登的《西班牙》和寫於中國戰場的十四行，又讀狄侖·託瑪斯的‘神啟式’詩，他們的眼睛打開了——原來可以有這樣的新題材和新寫法！”“當時我們都喜歡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詩，他的文論和他所主編的《標準》季刊也對我們有影響。”周珏良也回憶道：“記得我們兩人（另一人指穆旦——引者）都喜歡葉芝的詩，他當時的創作很受葉芝的影響。我也記得我們從燕卜蓀先生處借到威爾遜（Edmund Wilson）的《愛克斯爾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聖木》（TheSacred Wood），才知道什麼叫現代派，大開眼界，時常一起談論。他特別對艾略特著名文章《傳統和個人才能》有興趣，很推崇裡面表現的思想。當時他的詩創作已表現出現代派的影響。”王佐良1946年為評介他的同學穆旦的詩歌創作而寫英文文章《一箇中國詩人》，其中深切而動人地描述了初始接觸現代主義文學時青年人那種特有的興奮和沉迷：“這些聯大的年青詩人們並沒有白讀了他們的艾略特與奧登。也許西方會吃驚地感到它對於文化東方的無知，以及這無知的可恥，當我們告訴它，如何地帶著怎樣的狂熱，以怎樣夢寐的眼睛，有人在遙遠的中國讀著這二個詩人。在許多下午，飲著普通的中國茶，置身於鄉下來的農民和小商人的嘈雜之中，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熱烈地討論著技術的細節。高聲的辯論有時伸入夜晚：那時候，他們離開小茶館，而圍著校園一圈又一圈地激動地不知休止地走著。”
西方現代詩擊中了這群青年人在動盪混亂的現實中所感受的切膚之痛，並且磨礪著他們對於當下現實的敏感，啟發著他們把壓抑著、鬱積著的現實感受充分、深刻地表達出來。也許可以這樣說，對於那些青年詩人而言，真實發生的情形並不是西方現代主義手法和中國現實內容的“結合”，卻可能是這樣的過程：他們在新詩創作上求變的心理和對於中國自身現實的個人感受，在艾略特、奧登等西方現代詩人那裡獲得了出乎意料的認同，進一步，那些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使得他們本來已有的對於現實的觀察和感受更加深入和豐富起來，簡而言之，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使他們的現實感更加強化，而不是削弱；同時，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自然地包含著把現實感向文學轉化的方式，從而引發出他們自己的詩歌創作。
這群人當中最傑出的代表，就是穆旦。王佐良在《一箇中國詩人》中說，“最好的英國詩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沒有模仿，而且從來不借別人的聲音歌唱。”他以“非中國”的形式和品質，表達的卻是中國自身的現實和痛苦，他“最善於表達中國知識分子的受折磨又折磨人的心情”。這種奇異的對照構成了穆旦的“真正的謎”。
1970年代中期，穆旦與一個學詩的青年的通訊，解釋自己年輕時候的創作，說過這樣的話：
其中沒有“風花雪月”，不用陳舊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來寫它，而是用了“非詩意的”詞句寫成詩。
這種詩的難處，就是它沒有現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詩的思想，都得要作者去現找一種形象來表達；
這樣表達出的思想，比較新鮮而刺人。
“非詩意的”這幾個字大有講究。“非詩意的”詞句，從根本上講，是源於自身經驗的“非詩意”性。詩人在轉達和呈現種種“非詩意的”現實經驗的時候，是“沒有現成的材料”可以使用的，正是在這樣的地方，要求現代詩的發現和創造。穆旦說，“詩應該寫出‘發現底驚異’。”把穆旦的這段話和T。S。艾略特1950年一次演講裡的一段話相對照，會驚訝於兩個人之間如此相通：
新詩的源頭可以在以往被認為不可能的、荒蕪的、絕無詩意可言的事物裡找到；我實際上認識到詩人的任務就是從未曾開發的、缺乏詩意的資源裡創作詩歌，詩人的職業要求他把缺乏詩意的東西變成詩。
1949年，穆旦在經歷了大學畢業後九年的各種生活之後，赴芝加哥大學讀英文系研究生。我曾經特意在芝大查詢並影印了穆旦的成績單，看到成績單上排在最前面的那門選課，我笑了：T。 S。 Eliot。
1953年回國之後，穆旦當然不能再研讀和創作現代派的詩歌，他變成了一個翻譯家，以查良錚的本名翻譯雪萊、拜倫，特別是從俄語翻譯普希金。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大概從1973年開始，他偷偷翻譯青年時代喜愛的現代詩，主要是T。S。艾略特和奧登，留下一部譯稿《英國現代詩選》，遲至1985年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穆旦辭世前一年，1976年，又偷偷創作起詩來，恢復成一個詩人。我有時會想，穆旦晚年詩歌創作的迸發，也許就和他翻譯現代詩有著隱秘的關聯，翻譯啟動和刺激了他重新寫作的熱情。當然，在經歷了那麼多磨難之後，晚年的穆旦所理解的T。S。艾略特，晚年的穆旦所寫的詩，已經和青年時代不同了。
5
1950年，曾經在西南聯大和北大任教過的夏濟安短暫棲身香港，寫了一首詩，就叫《香港》，卻因為不自信，鎖在箱子裡。時隔八年，陳世驤從美國來臺灣大學講學，演講《時間與節律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過程中，引《荒原》中的三行講它的節律，不意使夏濟安想起自己的詩。他這才拿出來，發表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第四卷第六期，題目改為《香港——一九五〇》，並特意加上一個副標題：“仿T。S。Eliot的Waste Land”。
這首詩四十四行，夏濟安卻寫了篇約五千字的後記，對自己的作品詳加解釋。他說：“我是存心效學艾略忒的”，得到的啟示主要在於，兩種不同節律的對比運用：詩的傳統節律和幾乎毫不帶詩意的現代人口語的節律。“我的那首《香港》所以自稱是模仿《荒原》，也因為在節律的運用上是得到艾略忒的啟示。”
此外就是，動盪時世避居香港的上海人，是把香港看成“荒島”的，可以模仿《荒原》來表現一般上海人在香港的苦悶心理。
還有突出的一點，這首詩的“戲劇性”或稱“敘事性”成分遠遠超過“抒情性”。這裡面有故事脈絡，說的是一個商人避難而來，開頭日子尚可，後來經商不利，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這樣的“戲劇性”意在出脫一般“抒情”的自我中心，當然有詩風上的針對性，“一般寫詩的人只是對他們‘自己’的情感發生興趣而已”。
同期雜誌還有陳世驤專門寫的一篇《關於傳統·創作·模仿》，說《香港——一九五〇》“所仿到的，似乎絕不是《荒原》之本身，而是《荒原》背後的詩的傳統意識之應用與活用”。“用了中國舊詩的一些傳統音節與字彙，加上流行歌調，以至日常家常白話，力使其無隔閡的融匯起來，從一些舊有的，不大相屬的傳統支流，可說由化學式的配合吧，求其得到一種新的詩的語言。”陳世驤稱這是一首相當重要的詩，“其重要性在於其為一位研究文藝批評的人有特別意識的一首創作”，“明顯的方法意識，在我們這一切價值標準都浮游不定的時代，總是需要的”。
《文學雜誌》的大本營是臺大外文系，從1956年到1960年對現代主義文學的介紹大大啟發了當年外文系的學子們，從中成長起一代作家和文學學者，早已書寫進臺灣文學的歷史。1964年，白先勇嘗試以意識流的方法敘述香港這座“荒島”，題為《香港——一九六〇》，以小說的形式向他的老師夏濟安的詩作致敬，隱含著的對話文字是《香港——一九五〇》，那麼也就不能不和《香港——一九五〇》對話的《荒原》發生又一層對話關係。師生二人作品的關聯，環環相扣，其中有《荒原》這個重要的環節。
6
1970年代末期，隨著時代的巨大變化，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逐漸“解禁”——在此之前大約三十年的時間，它在中國大陸幾乎銷聲匿跡；說“幾乎”，而沒有完全絕跡，是因為有一種“內部發行”的出版物。T。S。艾略特也有一本，那是196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內部發行”的《託·斯·艾略特論文選》，周煦良等譯。
到1980年代，對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熱情噴湧而出，這既是對過往時期難以接觸的補償，同時也因為這個過往時期使得現代主義變得容易理解、甚至感同身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外國現代派作品選》，1980年第一冊、1981年第二冊，1984年第三冊、1985年第四冊，每冊都是上下兩本，風行一時，特別是在年輕讀者當中，造成極大而持續的影響，有人甚至稱之為“啟蒙之書”。第一冊上本，袁可嘉選T。S。艾略特兩首詩：查良錚翻譯的《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趙蘿蕤對舊譯加以修訂的《荒原》。當時急切的年輕一代讀者，也許還不能意識到，來自過去時代的這兩個譯者和他們的譯文，其實隱含著一條從1930年代、1940年代，經過“文革”，到1980年代以來的T。S。艾略特在中國的線路。
新的譯者和譯作也在不斷出現，其中，裘小龍譯《四個四重奏》，一本相對全面的詩選，出版於1985年，是灕江出版社“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的一種，這套叢書本來整體上就很受關注，這本詩集又是其中的突出者。裘小龍，這位曾經師從卞之琳攻讀現代主義詩歌並開始譯詩的詩人、後來留美以英語寫作“陳探長系列”的小說家，前不久修訂譯詩，前言裡不忘說一句：“說到底，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艾略特詩選《四個四重奏》的翻譯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非個人化’寫作的可能性。”
如飢似渴的狀態不可能一直持續，約略地說，1990年代以來，到21世紀的今天，對T。S。艾略特的翻譯、研究和閱讀處於正常的狀態。201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陸建德主編的《艾略特文集》，包括詩歌、戲劇、論文，共六卷，精選各家譯文，是目前規模最為完整的中文譯作集。最近的一件事，201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林德爾·戈登的《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The Imperfect Life of T。S。Eliot by Lyndall Gordon），許小凡譯，引起一小部分讀者的特殊興趣——這部傳記上市不久就加印，可見這一小部分讀者也不是特別少。
關於T。S。艾略特與幾代中國人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似乎沒有必要說明，這不是討論這位詩人和批評家在中國的論文，這方面的研究既有不少文章，也有專門的著作。2018年，上海圖書館舉辦了一個展覽：“文苑英華——來自大英圖書館的珍寶”，展出五位英國作家的手稿，其中包括T。S。艾略特的幾封信件和一篇詩作草稿。參觀者如果留意同時展出的中國在翻譯、介紹、評論和研究T。S。艾略特方面的文獻資料，會獲得豐富而直觀的印象——那些不同年代的刊物、報紙和書，那些泛黃程度不一的紙張，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聚集，組合，排列，共同參與講述這樣一個文學的“故事”。
（註釋略）
莫言：一斗閣筆記（2019。1）
陳村：我的母親（2019。2）
呂新：正月二十的一次午宴（2019。2）
糖匪：癮（2019。4）
張惠雯：雙份兒（2019。5）
陳應松：惡狗村訪友（2019。6）
陳世旭：上一回廬山（2019。7）
麥家：浮 冰（2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