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卷三紙，未有驢字。’”這句話出自《顏氏家訓》。如果這位南北朝時代的博士官，有興趣寫小說的話，一定會得到現代派和新銳的評價。買一頭驢，立字契，洋洋灑灑，寫了三大篇紙，硬是沒有接觸到這篇字契的主題——那頭正在牲口市裡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驢。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時下的先鋒作家望洋興嘆、自愧弗如的。
提起顏之推的這部《家訓》和朱柏廬“黎明即起，打掃庭院”的《治家格言》，應該說是同一範疇的家庭教育讀物。中國人一向重視家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認為這是一個應該維繫緊密的集體。反之，則視為不正常。西方社會不這樣看，兒女長大成人，勞燕分飛，各奔東西。你不養我，我也不養你，屬於天經地義。所以，我們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美國的老頭、老太太，孤獨淒涼地死在自己的公寓裡，很長時間不會被人發現，直到屍臭從門縫傳出來，鄰居才會去報警。張愛玲最後就是這樣結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國內度過的，這種悲劇大概就不會發生了。
在儒家哲學體系裡，家和國是等同物，不過大小之分罷了。無國則無家，這才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豪情壯志；有家才有國，“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舊時的中國男人，從小讀《四書》時，就要立下的抱負。若是父母死在閣樓上，樓下還在打麻將，這種人連個家都齊不了，焉談治國？所以，古人視家庭為國家的細胞，國有國規，家有家訓，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訓”這一類書。
這部《顏氏家訓》與朱柏廬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實用意義。本來作為維繫家族傳統精神，對家庭成員進行自我約束用的規勸文字，由於觸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會、風俗等諸多狀況，因而具有獨特的價值。琅玡顏氏是大族，從晉代起，就是很負聲望的高門，也是少數沒有沾染魏晉玄風，還保持著傳統經學的貴族門第。顏之推本人，初仕於南梁，再俘於北周，後逃於北齊，一直活到隋代。因此，這個家族輾轉遷移的歷史，其家訓是研究南北朝時代人文情況、生存狀態、社會背景、時代風貌的一部很有用的書籍。
由於這樣的家風，顏之推自然是那種比較正經也比較傳統計程車大夫，即使不那麼正襟危坐，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尚通脫、好黃老、喜玄談、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經太多了些。所以，他在這部很正統的著作中，對於古往今來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著重在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於是，他點了一大串名，用來告誡他的子孫們，要汲取經驗教訓，好好作文的同時，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長，而不是手握權柄的官長，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準備了。
他說：“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馬季常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許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煽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兇終；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
按他的這個邏輯，一部上古文學史，幾乎是洪洞縣裡無好人了。
應該看到，顏之推這種比較偏激的評價，是對自魏晉以來那些放達自命、不修邊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們的否定。琅玡顏氏當然是沿襲東漢的馬融、鄭玄的經學傳統，推崇儒術，埋頭學問；但從曹魏時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願意鑽牛角尖，做老鵰蟲，而是走出傳統，反對禮教，崇尚性靈，追求自我。越不為世所容的行徑，越不為人所接受的奇談怪論，越成為他們浪漫的目標。風氣所及，一個個身體力行，甚至在家裡連褲子都不穿，一醉三個月不醒，服用那種絕對是屬於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塗脂抹粉為榮……諸如此類的表演，比之現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調、做鬼臉的文壇新秀，不知風流放蕩多少倍？
也難怪這位顏夫子看不慣，到了南北朝，儘管戰亂頻仍，好像也並不影響士人們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興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蕭綱，就大力提倡寫淫豔的“宮體詩”，搞色情文學；如梁元帝蕭繹，顏之推曾經侍候過的君主，最後失敗時，歸咎自己讀書太多才丟了江山，一氣之下，把歷年收集的公私圖籍付之一炬。這些人，只要戰火不燒到屋簷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儻不群、傲視萬物、佻達自由、灑脫不羈的風流種子。
宋劉時的謝靈運，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他自稱，天下的才華總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餘下的，眾人分之，狂得實在夠可以的了。他在浙東地區遊山玩水，差不多要一個營的兵力，為他開山闢水，搭橋鋪路。那一份興師動眾，使得深山老林裡的老百姓，直以為來了打家劫舍的匪盜。若是他不這麼求快活，而且官癮也不這麼強烈，他的一斗之才，說不定會有更輝煌的成就。
所以，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總勢，前不如漢，後不如唐。看來，作家們太瀟灑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飯飽、一勁兒打嗝，是無法體會飢餓是什麼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籠香濃，哪裡能知道數九寒天薄衣單衫的可憐。對作家來講，太快活了，說不定倒是文學的厄運。
從《顏氏家訓》一書，我們知道，造成這一時期計程車風，也就是今之所謂知識分子一群人的頹唐習氣、浮華文風，有其客觀上所給予的物質條件：
南北朝169年間，雙方時有奪城掠地、生靈塗炭的戰爭，也有相安無事、互派來使的和平。那個寫過《哀江南賦》的庾信，就擔任過南朝梁國駐北朝西魏國的大使。在相對平靜的日子裡，兩邊都照樣地歌舞昇平，吟詩唱和，遊山逛水，歡宴不斷，而江南，斯風猶盛。因為，“晉朝南渡，優惜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已上，典掌機要。”
但大多數“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加之這班人，由於“中興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整個社會，從統治者，到豪門貴族，到士大夫，競相侈靡、貪圖安逸、淫奢享樂、空談誤國。杜甫稱“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謂“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迴歸的時期中，在懷念故國和感傷身世的情緒中，才形成他蒼勁悲涼的獨特風格的。像這樣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紅，出入梁國宮廷，在那樣的脂粉香膩、玉體橫陳的氛圍中，也不過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圍中，擅寫綺麗詩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於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顏之推是這樣描寫的：“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雲‘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時明經求第，則顧人答，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
於是，聯想起時下明星出書，全賴槍手操刀；作家炒作，忙於拋頭露面；江郎才盡，猶在製造泡沫；美人遲暮，奔走聲名更急的文壇眾生相，這一切，與顏之推在書中所言，簡直不謀而合。“當今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恰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校訂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為可笑。“近在幷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撆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贊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鑑夫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想到當代文壇的式式種種，原來都不過是古已有之的現象翻版，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
但是，我始終在琢磨，沉醉於優裕的生活之中，對作家而言，也許會衍生出一種文學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為什麼在喝蓮葉羹時不寫《紅樓夢》，偏要餓到只有稀粥鹹菜可吃時才寫？餓，不一定就產生文學，但餓與飽比，可能靠文學更近一點。南北朝文學，比之他朝，相對來講，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與那時太甜美、太甘醇、太輕鬆、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關？
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乘輿，入則扶持，城郭之內，無乘馬者。”弄得滿城的人，都不識馬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復，也就是當時梁國的首都市長，不但沒有乘過馬，更未騎過馬，有一天，牽來了一匹馬，咻咻嘶吼，四蹄躍跳，把他膽子都嚇破了，於是埋怨他的下屬：“你們怎麼搞的，這分明是老虎，怎麼騙我是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亂，建康從被圍到城破，“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穭，填委溝壑，不可勝紀”（《資治通鑑》）。這樣，那些瀟灑慣了的文人雅士，“膚脆骨柔，不堪行走，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攸關的時候，這位買驢的博士官，還有興致寫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裡那點學問嗎？一般來講，文人太快活了，寫東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講性靈，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樣；精緻的把戲，散淡的筆墨，雋永的餘韻，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種文學，若全是清一色的黃鐘大呂，也是會令讀者頭疼的。文學，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輕飄飄的，一個時代，最後留下來的全都是像《花間集》那類休閒恬適的，怡心悅目的作品，怕會給後世的讀者生出許多錯覺。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國時一塊伊甸園，這當然是天大的誤會。
全輕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並非文學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編過選刊，他總是關心地問我有什麼好的小說，要我推介，以便找來一讀。大概如此問過多次，我的答覆使他感到不得要領。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個問題：“老兄，你說說，現在，是讀小說的人多呢？還是寫小說的人多？”
我望著他那張表面平靜的臉，品著他這句內含機鋒的話，反問這位朋友：“我要回答麼？”
他點頭，作天真無邪狀。
我揭穿他：“其實，你已經有了答案。”
這一下，他露出詭譎的笑容。然後，他告訴我：“我已經不看小說，尤其是鼓吹得很厲害的。”
當然，他不看小說，不會影響小說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說，也不會影響小說家在那裡埋首疾書、下筆千言。
近年來，我確是不大讀小說了，不完全是因為好的小說少才不讀的，而是由於視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會兒小說，兩眼就怠工，鉛字就模糊起來，只好掩卷作罷。但這位朋友的話，使我想起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買驢寫文書的故事。
老作家施蟄存說了，大意是，現在的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他老人家只消二十萬字就解決問題。話說得有些傷眾，但我相信他能辦到。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現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槍來，肯定是彈無虛發的。
但我倒不是嫌長，好小說你是惟恐很快讀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條驢，那才痛苦，所以，小說無論長短，你得給我們拉出一條活蹦亂跳的小毛驢，庶幾不辜負我那可憐的視力了。
驢啊，驢啊，拜託你，快一點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