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曉霞
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有許多勤奮熱忱、富有才華的作家，他們多年來一直在靜穆的高原山水間堅持寫作，正如我的家鄉天祝的那些善良多思、成績斐然的文友一樣，我們常常以文學的名義在高原上真摯來往，為那份專屬於地域情懷的閱讀和寫作的秘密幸福鼓舞著，文字如茶，我們在互賞中領略著一種如周作人所說的“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的神奇感覺。就這樣，不覺光陰流轉，卻驚覺高原之外的文學環境早已發生鉅變。所幸，那些不變的文學初心依然在某些青黃不接的時刻給予我們巨大的依靠感。要感謝作家的堅持，王小忠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堅守文學理想的優秀作家，值得研究。
近期，王小忠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洮河源筆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應該說，王小忠是個勇於嘗試各種文體的高產作家，在《洮河源筆記》之前，他已經著有詩集《甘南草原》、小說集《五隻羊》、散文集《浮生九記》《黃河源筆記》等，也獲得了不少文學獎項。在這樣的紮實努力中，我們漸漸看到一個“在高原寫河”的行者，黃河、洮河、車巴河、貢去乎的三條河流……這些承載豐富意味的河流意象在作家筆下反覆出現，來回交錯，表達出作家的某種文化態度，也帶給我們關於地域寫作的諸多啟示。
王小忠曾是教育工作者，也是扶貧工作者，兩種身份決定了雙重視野，作為教師，他期待著下一代的成長，期待著知識的河流能帶他們去往高原之外的世界；作為扶貧工作者，他又必須思考那些一生都只能守望一條河流而謀生的人們的複雜生活。於是，在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離去與守望之間，作家常常產生無盡的焦灼與痛苦的思考，但有一條紅線始終都在——那就是他對自我知識分子角色的堅定認同。他時常遊離於以口述文化為主要特徵的鄉土世界之外，始終以一種啟蒙與拯救的立場在俯視地面上的一切，用知識分子的理論思維去考量著眼前的新問題，思考著過去的舊歷史。
首先，生活在鄉下的人如何在變遷中實現脫貧致富？作家有自己的觀點。
近幾年，甘肅全省的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散文集中所描寫的生活在洮河兩岸的多民族人民是直接的受益者，安居樂業，生活幸福。作家王小忠承擔了下鄉入戶積極幫扶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便隨處可見“新農村建設、農村飲用水問題、宅基地問題”等相關工作語彙，由此出發，作家認真思考著生活在鄉下的人如何在變遷中實現脫貧致富？比如作家認為紮根鄉土、勤於勞動實為上策，當然，作家眼中的“勞動”概念是民眾生產觀念改變之後的廣義的“勞動”，比如從事農家樂生意等。對此，作家在散文中做了個人化的闡釋，如在《三條河流》中有這樣的句子：“扎西說，好不容易讀完大學，理應去外面闖蕩一番。其實他們不知道，一份合適自己的工作很難找……若想吃一口飯，還是家門口方便。”比如作家也思考了扶貧中“輸血和造血”的問題：“面對許多不思變，或寄希望於等、靠、要的那些人，再好的幫扶也是白搭”。
總而言之，作家對扶貧問題有著諸多理性的思考，沒有簡單化處理。面對著已經變化了的鄉土世界，作家自帶著知識分子啟蒙與拯救的立場，字裡行間，都流露著啟蒙心靈生活、拯救經濟生活的願望。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作品裡的人、事、環境就都成了作家以俯視的角度進行理性研究的物件，甚至在寫到一些畸形怪異的生活現象時也異常冷靜。因此，從《洮河源筆記》整體的語言特點上去看，作家的主體性意識時常是由理性穩健的分析性甚或剖析性語言來承載，沒有過多的感性色彩，這也讓文字從某種意義上帶有了文化反思的色彩，既熱愛鄉土文化之長，也反思鄉土文化之短。散文集的以上種種特點都源自作家對發展家鄉經濟和文化的自覺責任感，是教育工作者和扶貧工作者雙重社會身份的文學化表現。
其次，生活在鄉下的人如何在變遷中守住精神高地？作家卻沒有答案，時常陷於一種追求智性思考的自言自語之中，但仍然有著啟蒙與拯救的堅定立場。敏感的作家發現，變遷中的生活讓許多傳統的理念受到了挑戰，比如說親情與孝道。
在《光陰下》一文中，那對從遙遠的外地闖入高原的陳氏父女，帶來了精湛的工匠技藝，也演繹著變味的親情關係。女兒是作家的學生，父親是作家基於某種利益的交往者。父親的狡黠與生意的失敗，女兒的缺愛與痛苦的出走，父女之間一反常態的彼此冷淡，為了各自利益而冷酷決裂。冷硬如冬風。
在《風過車巴河》中，冷漠的養子甚至會說：“你知道嗎？當她想著養兒防老的時候，母愛的偉大就已經變成了交易……她收留我，我替她養老送終，水磨房作為遺產留給了我，這不是交易是什麼？”
無力辯駁卻又深感憂慮的作家長久沉默著，卻又不甘心親情孝道就此滑落。遊走在破立之間的作家之筆，表達的仍是知識分子啟蒙與拯救的立場。觀念層面的問題很複雜，註定短時期內不會有答案，於是，敏銳多思的作家說：“我找不到合適的人群，也無法融入扎古錄小鎮這個大家庭裡去，再次陷入苦悶和寂寞之中。”
客觀地看，作家對變遷了的和正在變遷的鄉土生活的客觀記述本身已經形成了某種文學貢獻，沒有簡單化地視鄉土為淨土，而是映象化地反映它的駁雜與變化，甚至能夠勇敢直面它醜陋與怪異的部分，可謂難能可貴。高原在變，作家作為記錄者、思考者的價值也許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來越明顯。作家寫下的那些敢於直面假惡醜的真文字，也許慢慢將匯成一條值得仔細淘瀝的文化之溪，正如他文中所言：“河流和人類家族一樣，交叉著，分分合合，最後歸於一處，形成更大的河流”。在一種近乎獨語的狀態中，王小忠這個在高原寫河的人，也正在努力成為一個深浸於文化之河中去尋找諸多社會問題答案的人。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散文集《洮河源筆記》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文化材料突然向我們迎面走來，很驚喜，如《洮河源筆記》一篇就點到了許多包括洮硯工匠文化在內的繽紛民俗事項，這是王小忠多年田野調查的收穫，值得稱道。應該說，在今天的高原，那些正在漸漸消失的民俗文化依然是文學寫作的天然武庫，等待著作家的神筆點亮燈塔。以甘肅的洮硯文化為例，就具有久遠歷史：“洮硯是中國三大名硯之一，……卓尼洮硯歷史悠久，據地方誌記載，洮硯石料的採掘及雕刻始於唐朝，盛行於宋、明、清，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清代乾隆皇帝欽定的《四庫全書》中就將洮硯列為國寶。” （見楊林海等編著《甘南多彩非遺》）文獻資料藏於館中，作家行於大地之上，也許，甘肅豐富的民俗文化資源在冥冥之中也昭示著本土作家創作之路上會有更大的綠色生長點：這些如蚌中之珠一般珍貴的地域文化材料足以支撐起一個長篇小說的核心，只是需要慢下來、沉進去認真研磨，等待珍珠顯世，正如戴望舒的詩歌《尋夢者》中美麗的預言：“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然後你逢到那金色的貝。”無論如何，堅守寫作的人就是願意點燈照明的人，這份利他之心，值得肯定。
（作者：白曉霞，系蘭州城市學院教授，2020年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簽約理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