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很複雜的政治思想，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把握。這個把握是什麼？就是把幾千年來的政治思想先綜括之而作一鳥瞰，得一個大概的觀念。然後，持之以研究煩雜的材料——這是為入手之初方便起見，自然不是研究之後不許修正的。本此眼光而立論，我敢說中國的政治思想可以
（1）進取
（2）保守
兩派概括之。為什麼會有這兩派呢？為什麼不會有第三派？又為什麼不會只剩了一派？
這是因為社會的本身同時有兩種需要，而這兩派各代表其一種。所以，這兩派是都有其確實的根據，都有其正當而充足的理由的。
這話怎樣說呢？說到這句話，我們先要問一問：國家和社會到底是合一的還是分離的，就是國家和社會到底是一件東西，還是兩件東西？
這個問題是很容易回答的：
（1）有許多人民還沒有能夠組織國家，然而我們不能說他沒有社會。
（2）有許多國家已經滅亡了，然而其社會依然存在。
（3）所謂社會，其界限是和國家不合的，一個國家之中可以包含許多社會，而一個社會也可以跨據許多國家。
據此社會和國家確係兩物。未有國家之前先有社會，社會是不能一天沒有的。人永遠離不開社會的，出乎社會之外而能生存的人，我們簡直不能想像，而國家則是社會發展到某程度應於需要而生的。我們現在固然很需要國家，我們非極力儲存我們的國家、擴張我們的國家不可。然而，國家並不是我們終極的目的。照我們現在的希求而逐漸向上，國家終究是要消滅的。這不是我一人的私言，古今中外的哲人懷抱此等思想的，不知凡幾。不過這件事情是很艱難，其路途是很遙遠，我們現在不但沒有能達到目的，甚且連達到目的最好的途徑都還沒有發見罷了。然而，事在人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並非真有什麼天神監觀下民哀矜之而從其所欲，不過全人類真正的慾望，其實是相同的。雖然因環境的不良而暫時隱蔽著，及其環境一變，真正的慾望馬上就要發露出來。而且環境的改易，也並非天然的變遷，實際上就是人因其為真正慾望的障礙，而在無形中大家各不相知地把其改造之。故環境改造得一分，人的真正慾望實現的可能程度便高一分，而去其實現之境也就接近一分。如此努力向前，我敢相信路途雖然遙遠，終有達到目的的一日。然則國家在現在雖然很需要，到將來終有消滅的一天的。所謂政治，就是國家所做的事情，國家既是社會發展到某程度應運而生的東西，政治自然也是社會發展到某程度應運而生的現象。
然則在社會發展的歷程中，為什麼要生出國家這一種東西，產生出政治這一種現象來呢？須知人類所組織的社會，有兩心交戰，正和我們一個人的心有善惡兩念交戰一樣。這兩條心是什麼？便是
（一）公心
（二）私心
公心，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個人好，就希望大家好，甚而至於為著人家不恤犧牲自己。因此，就發生出許多好的制度和好的事實——代表公意的制度和事實來。私心，是隻顧自己不顧別人的，不但不肯損己以利人，還要損人以利己。因此，便生出許多壞的制度和壞的事實來。社會進化到某程度，私心發生了，就有抱著公心的人出來和他抵抗。這所謂抱著私心和抱著公心，並不是指具體的人。同是一個人，對於這件事懷抱著公心，對於那件事可以懷抱著私心。在這時期這地方懷抱著私心，換一個時期一個地方又可以懷抱著公心。所以，與其說是兩個人，不如說是兩個階級。壞的階級把好的階級完全消滅，這件事是不能想像的，因為如此人類就要滅絕了，而且這不是人類的本性，當然也不會有這一回事。好的階級完全把壞的階級消滅，還非現在所能。在現在，事實上是如此的一個政府，一方面代表全社會的公意，一方面也代表其階級的私意，這是古今中外凡有政府都是如此的，不過兩者的成分或多或少罷了。
因為社會上先有了所謂惡意，然後有政治出來矯正他。所以矛盾不消滅，政治也不消滅。而政治實際上沒有單代表公心的，總兼代表著私心，他所以躍居治者之地位，就有一部分為是要達其私意之故。既已居於治者的地位，自然更可將這種私心實現。所以政治的本身也是能造成矛盾的，政治不消滅，矛盾也不消滅。
人類的公心是無時而或絕的，總想把這社會弄得很好。因此，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總要想上進。但是，因為私心未能絕滅之故，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辦好，而且不辦事則已，一辦事往往因此而又造出一種壞來。人的性質是各有所偏的，有人富於熱烈的感情，對於現狀深惡痛絕，這種人自然容易發見現狀之壞，研究改革之方，而於改革之難達目的，及其因此而反生弊端，卻較少顧慮。如此便成為進取派，而其性質和他相反的，就自然成為保守派。人的性質是有此兩種。所以古往今來的政治思想都可以這兩派括之，至於哪一派的勢力較強，自然和其時代也有關係。在這一種觀念之下，去了解中國的政治思想，我以為是較容易的。
以上所說的話是很抽象的，以下用具體的話來證明他。
上古到戰國，劃分為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時期，前文已經說過了。這一個時期之內，政治思想的背景，是怎樣呢？
這一個時代，在政治上，可以說是從部落進於封建，從封建進於統一的時代。
人類最初的組織，大概是依據血統的。但是到後來，就漸漸地從血統的聯結而進於地域的聯結了，這就成為部落。
部落的生活，大概是漁獵、遊牧、農耕三種。從前的人，都說人類進化的程式，是從漁獵到遊牧，遊牧到農耕的，其實也不盡然。依現在社會學家所考究：大抵山林川澤之地，多從漁獵徑進於農耕；平原曠莽之區，則從漁獵進化到畜牧。至於進化而成為國家，則遊牧、農耕兩種人民，關係最大。古代各部落間，彼此無甚關係，因之不能互相瞭解，相遇之時，就不免於爭鬥。漁獵民族，需要廣大的土地，才能養活少數的人口，所以其人數不能甚多；而文明程度也較低；與遊牧民族戰爭時，多不免於敗北。
農耕民族，文明程度是最高的；其人口也較多。和遊牧民族戰爭，本來可得勝利。但因其性質愛好和平，而又安土重遷，不能興師遠征；所以遊牧民族來侵犯時，雖可把他擊退，總不能掃穴犁庭。而遊牧民族，敗則易於遁逃；及其強盛之時，又可以集合起來去侵略他人，農耕民族，總不免有時為其所乘。所以以鬥爭論，遊牧民族，對於漁獵民族和農耕民族，都是很有利的。但是漁獵民族，文明程度本低，加以敗北之後，可以遁跡山林，遊牧民族，倒也無如之何。農耕民族，卻和土地的關係密切了，寧受壓迫而不願遁逃。遊牧民族戰勝時，便可以強制他服從，勒令他納貢。進一步，還可以侵入其部落之內，而與之同居；強制其為自己服役。如此，一個部落之內，有徵服者和被征服者兩個階級對立；征服者治人而食於人，被征服者治於人而食人；就成為現代國家的起源了。
以上所述，是現代社會學家的成說，從我國古史上研究，似乎也是相合的。古代相傳的帝王，事蹟較有可考的，是巢、燧、羲、農。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顯而易見。伏羲氏，因為相傳有“馴伏犧牲”之說，大家就都認他為遊牧時代的酋長。其實這全是望文生義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意，見於《尚書大傳》。其事蹟，則《易經》的《繫辭傳》，稱其作網罟以佃以漁。《屍子》亦說：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伏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也顯而易見。伏羲氏之後是神農氏，則名義上，事蹟上，都昭然無疑，是農耕時代的酋長了。其根據之地：有巢氏治石樓山，在琅琊南；燧人氏出暘谷，分九河；伏羲氏都陳；神農氏都魯；都在今河南山東黃河以南。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則在今河北涿縣。大約古代山東半島之地，有一個從漁獵進化到農耕的民族，便是巢燧羲農；而黃帝則為河北遊牧之族。阪泉涿鹿之戰，便是這個農耕民族為遊牧民族所征服的事蹟。
社會的內部，其初是蕩蕩平平，毫無階級的。但是經過相當的時間，便要生出男婦和老幼的區別。前者是基於兩性的分工；後者則由於知識技藝的傳授，以及遇事的謀略，臨事的指揮；自然經驗豐富的人，總處於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淺演的社會里，雖然還行著女系，而掌握實權的，也以男子為多。至於年老的人，則其地位尤為優越。社會愈進步，分工的作用愈顯著，處於特別地位的人，自然愈形重要。如此，專門指揮統率的人，權力逐漸增大，就成為君的起源。其偏於儲存智識的人，則成為僧侶階級。凡此等，都是一個團體之內，特殊階級之所以形成。然而總不如用兵力征服的關係來得大。
這一個部落，征服那一個部落，其初是用勒令進貢的方法，去剝削他的。至於被征服部落內部的情形，則絲毫不管。中國從黃族征服了炎族以後，直到夏禹之世，對於被征服者，還有這種情形。所以夏后氏對於農民所收的租稅稱為貢，和這一國獻給那一國的禮物，名稱相同。其方法，則系按幾年收穫的平均額，向他徵取。至於豐年可以多取而不取，以致穀物不免浪費；凶年不能足額而強要足額，以致人民受累；他是絲毫不管的。可見這時候，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還沒有融合。到殷周時代，情形就不同了。殷代收稅之法名為助，是強制人民代耕公田的。周代收稅的法子名為徹，是田畝不分公私，而國家按其所入，取其十分之一。可見這時候，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已合併成一個社會了。
古代農耕的社會，其內部，本來是有很良好的規則的。凡榨取，必須要儲存被榨取的物件。征服之族，只要榨取就夠了，何苦而去幹涉被榨取的社會內部的事情？所以農耕社會，雖然被遊牧民族征服，而其內部良好的規則，還得儲存。進一步，征服民族對於被征服的民族，關係漸漸的深了；管理干涉，也漸漸的嚴密了，然而也還是本於這種規則以行事；甚且還能代他修整，助其保持。這時代的君主，就是後世所稱為聖主賢君的；而這時代，就是孔子所說的小康時代。至於那已經過去的毫無階級的時代，那自然就是所謂大同時代了。當此時代，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是：（一）貴族，（二）自由民，（三）奴隸三者。貴族是征服階級裡握有政權的人，如契丹之有耶律蕭氏。自由民是征服階級裡的平民，如契丹之有部族，被征服的民族，那就是奴隸了。
其初，征服階級和被征服階級的對立，是很為尖銳的。所以貴族和自由民之間，其相去近；自由民和奴隸之間，其相去遠。但是到後來，壓迫的關係，漸成為過去；平和的關係，日漸增長；而掌握政權的人，其權力卻日漸發達。於是貴族和自由民，相去漸遠；自由民和奴隸，相去轉日近，馴至因彼此通婚，而混合為一。我國古書上百姓和民、民和氓，有時是有區別的，有時卻又沒有，就是這個關係。
以上所說，是從部落時代，進化到封建時代的大略。但是進化到封建時代，還是不得安穩的。因為此等封建之國，其上層階級，本來是一個喜歡侵略的民族；在侵略的民族中，戰爭就是生利的手段。當其初征服別一個民族時，生活上自然暫時得到滿足。但是經過相當的年代，寄生之族的人口，漸漸的增加了；而其生活程度，也漸漸增高；就又要感覺到不足。感覺到不足，那除向外侵略，奪他人的土地人民為己有，是沒有別法的。在戰國以前，列國所以要互相吞併；一國中的大夫，也要互相吞併；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如此，一步步的向前進行，晉國的六卿，併成三家；春秋時的百四十國，變為戰國時的七國；世運就漸進於統一了。
政治一方面，情形如此；社會一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變遷。征服之族，初征服被征服之族時，是把他們的人，擄來作為奴隸使用。此時的奴隸，是以多數的人，替少數的貴族耕作廣大的土地的。生命尚非己有，何況耕作之所得？在此等情形之下，奴隸的耕作未必出力；而此時耕作的方法，也還幼稚；自然可以多數的人，耕作廣大的土地。到後來，耕作的方法漸漸進步了；壓迫的關係，也漸漸變化；即發見用武力強迫人家勞動，不如在自利的條件下，獎勵人家勞動之為得計。併發見以多數人粗耕廣大的土地，不如任一家一戶精耕較小的土地之為有利。於是廣大的田莊，變成分立的小家戶。這是說征服之族，把被征服之族擄掠得來，強制他為自己勞動的社會的變化。其從納貢的關係，進化到代為管理，始終沒有破壞被征服之族內部的規則的，自更不必說了。但是無論其為征服之族將被征服之族擄掠來而強制其為自己勞動；或者由納貢的關係而進化到收稅；伴隨著生產方法的進步，廣大的田莊，總有變為小農戶的趨勢。我國古代，土地雖非人民所有，然而必要有一個五十畝、七十畝、百畝的分配辦法，而不容籠籠統統的，把若干公有的土地，責令若干人去共同耕種，即由於此。於此，已伏著一個土地私有的根源。又因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漸感不足；而分配又未必能平均；於是漸有無田可耕的人；又或因所耕的田太劣，而願意換種好田；於是地代就漸漸發生。有權支配的人，就將好田與壞田收穫的差額，悉數取為己有。於是土地的私有，漸漸的成立了。
又因生產方法的進步，工業漸漸的脫離農家的副業而獨立。於是交換愈益頻繁，而專司交換的關鍵的商人也出現了。商人對於農工，在交換上，是處於有利的地位的。因為要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人，都有非易不可之勢；而在交易的兩方，都無從直接，交換都要透過商人之手才行。於是商人乘賣主找不到買主時，可以用很廉的價格買進；到買主找不到賣主時，又可以用很貴的價格賣出。一轉手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大受其剝削。所以在近代工業資本發展以前，商業資本在社會上，始終是很活躍的。這是中國幾千年來一貫的趨勢，更無論古代經濟初進步的時候了。因商業資本發達，則農人受其操縱而愈益窮困。於是高利貸出現。在這兩種剝削之下，再加之暴政的榨取，農民乃無可控訴，而至於流亡。其投靠到富豪的，或則售其田產，而變為佃農；或竟自鬻其身，而成為奴隸。除非在社會上有所需求，都可以靠暴力脅奪，如其不然，有所求於人，就非得其允許不可，或者守著社會上公認的交換規則，進行交換，則相需甚殷的一方面，總是吃虧，而其勢較緩的一方面，總是處於有利的地位的。所以在春秋戰國時，商人的勢力大盛。便國家也不能不謹守和他們訂立的契約；指鄭子產不肯強市商人貨物之事，見《左氏》昭公十六年。甚而至於與他們分庭抗禮。子貢之事，見《史記·貨殖列傳》。一方面，都市的工商業家，鄉下的大地主，新階級興起了；一方面，則因戰爭的劇烈，亡國敗家者相隨屬，而封建時代的貴族，日益淪落；於是貴賤的階級漸平，貧富的階級以起。然而當這時代，國家的政治權力，不是縮小了，而反是擴大了。因為政治是所以調和矛盾，也可說是優勝的一個階級用來壓迫劣敗的階級的。社會的矛盾，日益加甚，自然政治的權力，日益加大。但是這時候，代表政治上的權力的，不是從來擁有采地的封建主，而是國王所信任的官僚。
官僚階級是怎樣興起的呢？那便是：（一）新興的工商家，和地主階級中較有知識的分子；（二）沒落的舊貴族尤多，他們的地位身份雖然喪失，其政治上的才能和知識，是不會隨而喪失的。現代的縣名，還有一部分沿自秦漢時代，秦漢的縣名很容易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古代的國名；可見其本為一獨立國。獨立國夷而為縣，並不是從秦漢時代開始的；春秋戰國時，早已有許多小國，變成大國中的一縣了。國變而為縣，便是固有君主的撤廢，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吏的成功。質而言之，就是後代的改土歸流。因封建制度崩潰，而官僚階級增多；亦因官僚階級增多，而大國的君主，權力愈擴大，封建政體，因之愈趨於崩潰。還有加重大國的權力的，便是軍隊的加多與加精。在古代，大約是征服之族服兵役，被征服之族則不然的。這並不是被征服之族，都不會當兵，不過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罷了。我國古代，天子畿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幅員的大小，為百與一之比，而兵額卻不過兩三倍，就是為此。《禮記·文王世子》是古代的庶子官管理王族之法，而其中說戰則守於公禰；鄢陵之戰，晉國人說“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可見古代的戰鬥，不但全用征服之族，組織軍隊，並且還是以王族為中心的。至於被征服之族，則不過叫他保守本地方，並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所以說寓兵於農。寓兵於農，謂以農器為兵器，非謂以農夫為軍人，見《六韜·農器》篇。到春秋時，這種情形就大變了。變遷的途徑有二：一是蓄養勇士，求其戰鬥力之加強；一是訓練民眾，求其兵數之加多。前者如齊莊公是其代表；後者如管仲作內政寄軍令，是其代表。到戰國時代，則這兩種趨勢，同時並進。如魏國的兵制，挑選人民強壯的，復其身，利其田宅；見《荀子·議兵》篇。又如秦國商鞅之法，把全國的人民都訓練成戰士。此等多而且精的軍隊，自然非小國所能抵敵了。
政治上的互相爭鬥，可以說是使人群趨於分爭角立的，而自經濟上言之，則總以互相聯合為有利。亦且人類的本性，原是互相親愛的；政治上的分爭，只可說是社會的病態。所以在封建時代，政治上的情形，雖然四分五裂，而社會的同化作用，還是不斷進行的。《中庸》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可見當春秋戰國時，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都已大略一致；因為只從古相傳下來，憑恃武力的階級所把持，以致統一不能實現罷了。此等政治上爭鬥的性質，固因有國有家者，各欲保守其固有的地位，而至於分爭；亦因其貪求無已，不奪不饜，而漸趨於統一。併兼之勢日烈，則統一之力加強。政治的社會的兩力並行，而統一遂終於實現。
統一，自然是有利的事。人類不論從哪一方面講，總是以統一為有利的。但是前此的分爭，固然不好，後來雖勉強統一，而其聯結的辦法，還不是最好的。因而處於這一個大國家社會之中的人，不能個個都得到利益；而且有一部分是被犧牲的。而國家社會的自身，亦因此而不得進化。這種趨勢，是從皇古時代，因社會內部的分化和其相互間的爭鬥而就開始進行的；到戰國的末年，已經過很長的時間了。在這長時期中，從民族和國家的全體上看，是由分趨合，走上了進化的大路的。從社會組織上看，則因前此良好的制度逐漸廢墜；人和人相互之間的善意逐漸消失；而至於釀成病態。於是有所謂政治者，起而對治之。政治是藥，他是因病而起的，亦是想治好病的。人誰不想好？誰肯安於壞？於是有政治上種種的主張而形成政治思想。
呂思勉 ：《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華書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