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松年 西園雅集圖
文 / 王水照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蘇軾病逝於常州，對他的政治歷程而言，未始不是幸事。此年十一月，徽宗即詔改明年年號為崇寧元年，標誌著重新推行熙寧之政，打擊包括蘇軾在內的元祐黨人，政局又將丕變。果然，次年五月，蘇軾還未安葬，即被貶為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但這第四次貶官已是他身後之事了。
蘇軾的早一年去世，使他免去了又一次貶逐之哀與流離之苦，豈非幸事？然而，對於北宋文壇和蘇氏家族而言，卻確實進入一個艱難的“後蘇東坡時代”。文壇失去盟主，家族失去靈魂，士人們普遍從失落而焦慮而困惑，力求有所振興；族人們多方努力，謀求延續蘇氏文脈，以維護蘇學於不墜，於是演繹出種種眩人眼目、耐人深思的歷史故事和文學故事。
蘇軾的去世並不意味著“蘇門”文學活動的遽然消失，例證之一就是“和陶詩”的寫作從坡翁生前一直延續到身後，成為“蘇門”一大盛事。
蘇軾的“和陶詩”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詩人之間互相唱和原是中國文人日常的交遊活動，但是，要把前輩作者的全部詩歌盡和殆遍，在蘇軾之前是絕無僅有的。如果僅僅著眼於詩歌藝術而言，唱和詩必然面對兩個難題：一是和作應與原唱保持思想內容上的應對銜接、交流碰撞，以及詩風上的風味相類。
然而，和作之於原唱，學不像固然不能稱好，學得可以亂真也未必好，實處於創作前提上的兩難選擇；二是韻律的拘限，如是“步韻”、“次韻”更有嚴格的押韻要求，真是“戴著鐐銬跳舞”了。深知詩歌真諦的蘇軾自然懂得此理，卻自覺選擇對陶詩“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
他說過：“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其創作衝動來自“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他自覺地要以陶為師：“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這說明他和陶淵明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精神認同和相似的審美趣尚，即自然任真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智慧層面的深度對話，和他晚年對平淡詩風的傾心追求。這是我們對蘇軾和陶詩意義的一般認識。
然而，在“後蘇東坡時代”，“黨禁”大清洗的背景下，“蘇門”的和陶詩活動，其意義不限於此。日本原田愛君《蘇軾文學的繼承與蘇軾一族》（日本福岡中國書店出版，2015年）一書就密切結合北宋文壇和蘇氏家族的遭際，進行了別具識見的闡釋。作者以蘇軾生前、死後為界，細緻地勾畫出蘇軾生前如何用心良苦地把自己的和陶詩分送給他的門人、親族、友朋，這樣的和陶詩達到九十九首（總數為一百二十四首），僅蘇轍一人就收到乃兄六十五首。
蘇軾自覺地擴大他的和陶詩的影響，渴望引起親友們的反饋，也果然形成了眾聲繼和的熱潮。蘇軾還具體要求蘇轍把他的和陶詩編纂成集，“以遺後之君子”，視作要傳諸後世的名山事業，顯然也不僅僅把它看成一次單純的文學活動。
我們檢驗和陶詩的內容，一般均是他當時貶謫中的日常情事，看似平淡無奇，不興波瀾，而其內蘊則涉兩類主題：一是仕隱或曰出處，一是生死或曰對生命的終極關懷。蘇軾和陶詩是從元祐七年（1092）揚州時開始的，雖已關乎仕隱問題，但未形成專門性的創作主題；至紹聖元年（1094）貶至惠州，他才決心“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並普遍寄贈，“約諸君同賦”，造成輿論熱點。
這一系列活動表明：他的和陶詩寫作，已從個人一己的抒發擴充套件到儘可能廣泛的群體，體現了他作為文壇盟主的作派和影響力；也說明此非一般性的詩歌唱和，而是元祐黨人在橫遭折磨打擊的困難時期藉以相互慰藉和心靈交流，發抒這一特定政治群體在“大清洗”中的心聲的重要方式，應看作“蘇門”一次特殊的文學活動，而蘇軾不論在世或已離世，都發揮著引領和核心的作用。
自然，“蘇門”對此事的反應並非鐵板一塊，黃庭堅就是“蘇門四學士”中唯一不寫和陶詩的人。雖然他曾高度評價蘇軾之作，“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但當蘇轍致函親邀他參與唱和時，他卻未應命。內中情由，頗堪玩索。
蘇軾墨跡
蘇軾死後，文壇的領袖人物一時發生中斷，其實有一位現成的人選，那就是蘇轍。蘇過《叔父生日四首》其一雲：“斯文有盟主，坐制狂瀾漂”，“手持文章柄，爛若北斗標”，“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後凋”。就是這種願望的表達。蘇轍時居潁昌，處於政治的低谷期，但他仍在推動“許黨”新生門人繼寫和陶詩活動中作了巨大努力。
但他畢竟與乃兄年歲相間的密度太小，還不足以形成代代相沿的序列，加之處於政治上的低谷期，其個人的文學成就、人際關係的親和度，尚不足與蘇軾匹配，因而北宋文壇盟主只能歷史地終結於東坡。
另一位呼聲頗高的盟主候選人物就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宋史》張耒本傳雲：“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餚飲食之。”這裡關涉構成文人集團的兩個基本結構條件：一是盟主的地位、聲望、才具、胸襟、氣度及其親和力和號召力；二是成員的人數、素質和交流、創作能力。張耒死於政和四年（1114），年61歲，時二蘇和“四學士”中其他三位等均已辭世：秦觀（1100）、蘇軾（1101）、陳師道（1101）、黃庭堅（1105）、晁補之（1110）、蘇轍（1112）幾乎在十年之間凋謝殆盡，張耒是“巋然獨存”者，成為傳承“蘇門”的唯一可能人選。
蘇軾對文壇盟主代代相傳、後繼有人始終念茲在茲。他對包括張耒在內的蘇門中人說：“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而蘇軾對張耒特別器重，常常把他與秦觀相提並論。
在《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中，他說：“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雲耳，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把張、秦贊為“超逸絕塵”之人，且門下諸子均以為“莫及”也。
在與他兒子蘇過的一次面談中，更直截了當地讚許二人為“當世第一人”：“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人，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餘遊，同升而並黜。……汝可記之，勿忘吾言。’”這番給蘇過的私下囑託，透露出蘇軾“付託斯文”的內心意願。
蘇軾與黃庭堅處於亦師亦友之間，他似不宜作繼承人想。明乎此，才能理解當秦觀噩耗傳來，蘇軾會哀呼：“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又自書秦詞於扇面：“少遊已矣，雖萬人何贖！”明乎此，也才能理解當蘇軾謝世時，張耒會“出己俸飯僧，縞素而哭”，被彈劾為非“師弟子之服”：“若蘇軾、張耒者，適然相投，遂為門下死黨。”
張被貶黃州，其貶居黃州五年是蘇軾四年黃州生活的歷史重演，更加深了兩人之間的精神傳承和文學溝通。黃庭堅其時所作《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雲：“誰憐舊日青錢選，不立春風玉筍班。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青錢選”或“青錢萬選”，典出《新唐書》卷一八一《張薦傳》，比喻才華出眾，言張薦之祖張鷟文辭猶青銅錢，屢試屢中，萬選萬中；“黃州新句法”殆指蘇軾。
此詩前兩句謂張耒文才出眾，如今卻未能列入朝班；後兩句謂今日傳得東坡文學真諦，令黃庭堅拜服。此語出諸“蘇門”第一人之口，且在東坡已謝世數年之後，意味深長，似亦有厚望於張耒焉。對無人主盟的局面，士人們普遍感到焦慮和不安。晁說之就說：“但欠主盟人，汲古自清唱。”“恨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為之龍門者。”呼喚著盟主的出現。
然而，張耒雖已具備作為蘇門繼任盟主的必要條件，但從綜合評估而言，他還算不得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的一位大家，其社會聲望、才具胸襟、人格魅力尚未能滿足作為新一代盟主的充分條件，不能夠發揮領袖群彥、開創文壇新風氣、導引文學發展方向的作用。他的詩友呂本中雖標舉出“文潛體”的概念，但響應者寥寥，似僅方回等少數人提及，影響不大。張耒與歐、蘇等先輩實不能並肩而論。
至於張耒門下，“士人就學者眾”，確也可以列出頗長的名單。主要集中在他貶居黃州和晚年定居陳州兩個時期。張耒在黃州，他與潘大臨、潘大觀、何頡等往來唱酬頗為密切，此三人在當地均有詩名。吳怡、杜崯等亦從遊而更師事之。如杜崯“苦心學問，師事張耒於黃州，以詩文見稱，州里知名士欣然慕與之交。其為舉子，江淮間聲譽籍籍。年三十六，中政和五年進士乙科”，即是一例。由此看來，張耒在黃州時期似已形成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文學圈。
張耒離開黃州乃至晚年定居陳州，仍延續其文學交遊活動。在赴陳州途中，在泗州盱眙，即與張大亨、杜輿、宋景瞻等詩文酬答。張大亨（嘉父）、杜輿（子師）且有與蘇軾親身直接交往經歷，蘇軾有《送張嘉父長官》、《與張嘉父七首》，併為杜輿作《名字說》，張耒親見蘇軾手跡而“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及至陳州定居，更與常安民、趙令畤、許大方、孫勰、黃仲達、黃仲閔等多人詩文交往頗密。
綜上所述，可見張耒周圍確已出現一個“士人就學者眾”的文學圈，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這個文學群體與錢幕（錢惟演幕府集團）、歐門（歐陽修舉子集團）、蘇門（蘇軾“學士”集團）相較，尚處於較低層級上，不能並論而稱為“張門”。理由有四：
第一，它僅僅是地方性的文學群體，影響面有限；而上述三大文人集團卻活動於國家首善地區汴京和洛陽，從而具有輻射整個文壇的、導引文學走向的影響力。
第二，它僅僅是個體間的單線唱和，而非有一定主題的群體性酬答。像“錢幕”時嵩山集體出遊的文學活動，《臨轅閣記》的“作文競賽”；《明妃曲》和作眾多，為嘉祐時詩壇一時之盛，歐門中歐陽修、梅堯臣、曾鞏等亦紛紛步武；蘇門關於“和陶詩”的有組織的酬唱以及秦觀《千秋歲》詞在蘇門中的熱烈迴應等，都藉助群體唱和的力量，提升了主題的思想深度，擴大了文壇影響。
第三，它在群體成員內部缺乏縱橫交錯的交流關係，未能激發創作活力，充分發揮“競技”作用。在文學批評上也缺乏像“蘇門”那樣的自由駁難，未能碰撞出諸多思想藝術的火花。
第四，它尚未形成梯隊式的人才結構網路，尤缺少足以名家的骨幹成員，如“錢幕”之梅堯臣、尹洙、歐陽修，“歐門”之蘇軾、蘇轍、曾鞏，“蘇門”之“四學士”“六君子”，因此也就未能充分發揮文學群體內部的互動作用。
除了上述盟主和群體成員兩個結構性基本條件外，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也不允許結社等文學活動的孕育成長。崇寧元年（1102）立元祐黨人碑，足見黨禁之烈，元祐黨人被殘酷打壓，蘇軾等人的著作被大肆禁燬，蘇轍詩中“杜門不出”的詞語一再出現，對元祐黨人如此不利的政治高壓下，“張門”的正式建立自然無從談起。
蘇軾早就指出，文壇要“有所宗主”，“太平之盛”才是它得以形成的條件，也是政治寬容時代的需要。本來，某個文壇的形成和盟主的出現，是多種社會政治條件和盟主個人綜合素質互動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人為刻意製造的。
文學群體是作家個人和社會（包括文學社會即文壇）聯絡的中介。文學作品在通常情況下乃是作家個人的精神勞動的產物，但他又不可能在完全封閉自足的心理結構中從事文學創作，必然受到社會環境、時代思潮、文壇風氣等的深刻影響。
作家個體自發的社會化要求，呼喚著文學群體的孕育誕生，而文學群體又促成個體的社會化得到發展和實現。個體從群體中獲得大量的社會資訊，感受到文學風會，培育和陶鑄成自主獨特的文學個性；群體則又以各個成員的代表者的資格，把群體的文學思想、觀念、情趣、好尚、風格，影響於整個文壇和社會。群體在內部發揮著交融、競爭等多種機制，與外部又產生了各種縱貫、橫攝的關聯，由此構成一幅多方位、多層次的錯綜互動的文學圖景。從文學群體入手來觀察一個時期的文學現象，不失為一條有效路徑。
錢幕、歐門、蘇門是發展成熟的文人集團，它的系列性、文學性、自覺性相結合的特點，把一般的文學群體的特性與優長髮揮到極致，它幾乎囊括了北宋全部的文學大家和名家，覆蓋著整個文壇。尤其是從歐門到蘇門，標誌著嘉祐、元祐時期兩個文學高潮的到來。這一中國文學史中獨一無二的罕見個案，實在是有意義、有前景的學術課題。這是本書寫作的初衷，也是一種期待。
本文節選自王水照
所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團》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授
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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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好書選讀
《北宋三大文人集團》
王水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年10月
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北宋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學，有其鮮明的特點。
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透過分析錢幕僚佐集團、歐門進士集團、蘇門學士集團，這三個時間上前後相繼、人員上傳薪接脈的文人集團的構成、群體特點、文學活動，為人們展現了北宋的社會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長、演變的主要線索，以及北宋詩歌、散文、歌詞創作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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