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AshuraSJ@bigfun社群
·楚辭
原型：《楚辭》
《楚辭》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詩集，《詩經》在文學史上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被視為是現實主義詩作的開山之作；與其相對並能夠相提並論的，只有最早的浪漫主義詩集，也就是接下來要介紹的《楚辭》。
《楚辭》並不是某篇特定作品的名稱，而是17篇具有相似題材風格的長篇詩賦的集合。其名稱中的“楚”，乃是因這些作品以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為尊，語言風格，且大多運用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帶，注意與“楚國”區分開來）方言音韻進行創作；“辭”，則是源自屈原的一種新文學體裁，其特徵為不侷限於標準的字數對仗，三字到八字的駢句皆有運用，篇幅可任意增減，形成相當靈活寬泛的處理空間——簡而言之，《楚辭》即是源自屈原、與楚地地方文學密切相關的一種新興文學題材作品的總集。
《楚辭》中大部分作品創作於戰國先秦時代，漢初經劉濞、劉安、劉向等人蒐集，於前26-前6年左右與部分漢初文章一同整理成書，合計16卷文章；東漢文學家王逸在為劉向編纂《楚辭》考據補註時，又將自己的作品《九思》加進去，形成現在人們熟悉的17卷《楚辭》。主流說法（*注）認為，在《楚辭》的17篇作品中，《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為屈原所作，《九辯》為宋玉所作，《大招》為景差所作，《惜誓》為賈誼所作，《招隱士》為淮南小山集體創作，《七諫》東方朔所作，《哀時命》莊忌所作，《九懷》王褒所作，《九嘆》劉向所作，《九思》王逸所作；這些作品中，又以屈原之作最負盛名——尤其是《離騷》，幾乎成為《楚辭》給人的第一印象，被視為是奠定《楚辭》諸文運用楚地方言、敘寫楚地風物的創作風格基調的作品。
*注：由於《楚辭》的作品並未在第一時間被儲存記錄下來，使得這部詩集中大部分作品都存在創作年代及創作者的爭議。刨去因“屈原存在與否”爭論而被懷疑的《離騷》、《九歌》（被認為是對民間歌謠進行改寫）、《九章》（9篇中有5篇被認為是偽作）、《遠遊》、《卜居》和《漁父》（郭沫若、茅盾等人認為此三篇皆非屈原所作），《招魂》的作者有宋玉和屈原兩種主要說法，《大招》有景差、屈原等多種爭論，《惜誓》為賈誼所作的說法存疑，《招隱士》有集體創作、淮南王劉安獨作和屈原獨作三種說法，《七諫》有後人託東方朔之名嫌疑，《九思》也說是“恐其（王逸）子延壽之徒為之爾”。
《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開創的多項第一：首先，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是傳統浪漫主義風格作品的源流所在。浪漫主義以《楚辭》為首，《楚辭》又以《離騷》為冠，後人遂將其與第一部現實主義詩集《詩經》中的《國風》相提並論，合稱“風騷”，作為文學的代名詞，而從事文學創作的詩人和文學家，便有“騷人”之稱謂；其次，《楚辭》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明確標註作者的詩集，這標誌著古典文學從“集體創作”、“口耳相傳”發展到對單人創作者個人才華的記錄；最後，《楚辭》被很多研究者視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發源於單一地域，並完善形成特有文學體裁”的作品，以屈原諸多著作為首、加上其後的眾多模仿之作，組成了被稱作“楚辭體”或“騷體”的文學體裁，為後來的漢賦、樂府詩、律詩、駢文等幾乎所有的古典文學體裁都帶來了影響……在諸多要素的綜合作用下，《楚辭》及《楚辭》研究一直是漢學研究長盛不衰的分支，更是形成所謂的“楚辭學”，成為研究界的一大熱點。
作者介紹：
和集體創作的《詩經》類似，《楚辭》的作者是一個前後傳承數百年、跨越戰國-秦-漢三大歷史時期的文人群體，這使得單介紹其中的某一人都顯得有所缺遺。本條目將以研究界的主流說法為基礎，簡要介紹被認為是《楚辭》篇目作者的以下數人：屈原、宋玉、景差、賈誼、東方朔、劉安及淮南小山、莊忌、王褒、劉向和王逸。
屈原（ 約前340-前278），戰國時期楚國政治家、愛國詩人，代表作《離騷》、《天問》、《九歌》等。
《屈原像》，當代畫家李世南（1940-）作於1982年
“楚辭之祖”屈原是先秦詩文發展歷程中無法規避的一座高峰，幾乎可以象徵整個先秦時代、甚至漢代以前古典詩文的最高成就；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屈原本應是一位深謀遠慮、差一點就改變了楚國的改革家，他的文學成就可以說是建立在鬱郁不得志的政治困境上。
屈原的姓和氏——“羋”和“屈”，表明他出身於楚國最上層的貴胄家族（羋姓為楚國祖姓，屈氏則可追溯到世稱“楚莫敖”的楚武王之子——熊瑕。熊瑕被封至屈地，其後人遂以“屈”為氏），這為他進入政壇、主導楚國政治改革提供了基礎保障；但由於改革觸動守舊勢力的固有利益，使得屈原被以上官大夫、 靳尚為首的守舊派瘋狂攻擊，被貶謫為三閭大夫，之後雖二度被起用，但最終還是無緣政壇。
楚懷王死後，繼任的楚頃襄王將屈原的三閭大夫職務解除，並將其再次流放江南——從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的16年、再到楚國於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被攻破國都，被國家辜負了的屈原都再也沒能踏上曾經的故地，最後在國破家亡的悲憤憂恨中於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年62。
作為一位憂國憂民、有遠大政治抱負的詩人，屈原在兩次流放途中創作了《離騷》、《九歌》、《天問》等大量諷諫君王、感嘆時勢險惡、嚮往清廉品格的詩篇，這些作品共同構建起“香草美人”（以香草和美人比喻優秀的品格和君主，從而抒發忠君愛國情懷）的思想，為後世的“楚辭體”奠定了兼顧音韻與愛國思想表達的主題思想；他詩作中“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等崇高品質，被歷朝歷代的文人墨客所推崇，成為中華民族傳統品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只是，如果從這種角度來看，死後極盡哀榮的屈原有多高的後世評價，其生前的遭遇就有多令人愴然涕下；
武漢東湖景區的屈原雕像
宋玉（ 約前298-約前222），戰國時期楚國辭賦作家，與屈原合稱“屈宋”，並和景差、 唐勒一同被視為屈原之後最重要的楚辭傳承發揚者，唐代李白評價其“ 屈宋長逝，無堪與言”，代表作《九辯》、《風賦》、《登徒子好色賦》等。
受到郭沫若話劇《屈原》的影響，宋玉在後世很多人心目中都是一個才華橫溢卻缺乏氣節、無法在老師屈原身處危難之境時伸出援手的不齒文人形象——這多少有些欲加之罪。據司馬遷《史記》中《屈原賈生列傳》關於宋玉的唯一記載“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這句話想要表達的意思應該是宋、唐、景三人在創作上“以屈原的風格為祖”，並不是說三人與屈原有直接密切的聯絡；“屈原是宋玉老師”的說法，首次見於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較長的時間間隔使得這一說法本身就存在較大的疑點；再加上近代習鑿齒《襄陽記》（已佚，後人以《 襄陽耆舊記》之名重新輯錄）中，有關宋玉的生平事蹟大多取自民間傳說，使得屈原和宋玉的關係變得更加難以辨明；
但可以明確的是，宋玉是屈原文學遺產當之無愧的繼承者。根據《楚辭章句》、《文選》、《廣文選》等著作的記敘，宋玉共有16篇作品傳世，雖然不乏真偽難辨的爭議之作，但可信無異議的《九辯》、《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等作品，都有著相當重要的文學地位。宋玉的作品更工於物象刻畫描繪，抒情和寫景的組合變得更加貼切自然；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先秦道家文學（如《老子》、《莊子》、《列子》）的影響，文風更趨淡泊飄然而又不失細膩精緻之感，為後來興起的漢賦提供了直接的借鑑之處，宋玉也因此被視為是古典文學傳承歷程中重要的承啟人物；
景差（約前290-前223），戰國時期楚國辭賦家，代表作《大招》（存疑）。
作為屈原文學繼承者的三人，宋玉、景差、唐勒都以賦見稱，但都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太多的記載——宋玉好歹有數篇作品存世；景差僅有一篇《大招》，是不是他寫的還不好說；唐勒就更慘了，只知道曾留有4篇詩賦，但全部遺失在漫長的歲月裡。有關景差的記載，只有其出身羋姓景氏（“景”出自楚平王，平王諡號“楚景平王”，其後人遂以諡號為氏，自稱“景氏”），其單名“差”也有“ 瑳”之說——連姓名都如此模糊不清，景差的詳細生平就更不必說了；正是因為這一點，後世的諸多考據家認為《大招》也並非出自景差之手，而是兩漢時期的某位無名文人假託先賢之名創作——《大招》與《招魂》極為相似的行文題材和格式，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
賈誼（ 約前200-約前168），西漢文學家， 世稱“賈生”，與屈原合稱“屈賈”，代表作《過秦論》、《吊屈原賦》、《論積貯疏》、《七諫》等。
賈誼
賈誼可以說是屈原的粉絲，也是一個和屈原極度相似的人：二人都才華橫溢、都有遠大的政治抱負、都政治上鬱郁不得志甚至被貶謫、都取得了極高的文學成就；因此，太史公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將二人的事蹟並列，編為 《屈原賈生列傳》，也算是圓了賈誼“追星”的夙願。
漢高祖七年（前200），賈誼誕生於洛陽。賈誼少年時便有才名，之後師從大儒張蒼——這樣來看，賈誼實際上是荀子的徒孫；之後賈誼被河南郡守吳公徵召，作為幕僚輔佐吳公治理當地，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而被吳公推舉進入朝廷、被漢文帝委以博士職位。賈誼才思敏捷、能言善辯，各種政論文學之事皆對答如流，因而深得文帝賞識；但賈誼直言不諱的個性引起當朝重臣周勃、灌嬰等人的忌憚與嫉妒，在諸臣的彈劾讒言之下，賈誼於文帝四年（前176）被外放，貶謫為長沙王太傅，在楚地寫下《吊屈原賦》抒發自己的悲憤之情，之後又因看見鴞鳥入室（貓頭鷹在古代被視為不吉之物）而作 《鵩鳥賦》，以求自我開導和解脫；
文帝七年（前173），漢文帝懷念賈誼無人能出其右的才學見識，將其再度召入京城，向其詢問鬼神之事，直至深夜都不肯離去，談至入迷時甚至不知不覺移坐到坐席前端以靠近賈誼。此時，周勃、灌嬰等老臣或死或離，已無人在朝中抨擊賈誼；但文帝仍未對賈誼委以重任，而是任命其為梁懷王太傅，讓他輔佐自己的小兒子劉揖——這便是唐代李商隱在《賈生》中諷刺的“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誼任梁懷王太傅後，仍未摒棄自己的政治抱負。居安思危的他多次針砭時弊，向文帝上書《治安策》，針對邊防、分封、制度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議，但少被採納；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懷王入朝時墜馬身亡，賈誼對此十分自責，認為自己未能盡到身為太傅的職責，時常哭泣抑鬱，之後又為梁懷王遺領問題向文帝上書，使文帝將淮陽王劉武改封梁王、城陽王劉喜改封淮南王，為後來平定七國之亂佈下了一層保障；但長久的抑鬱與悲慼擊倒了曾經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的賈誼，他在文帝十二年（前168）去世，年僅33，最終與偶像屈原殊途同歸；
“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劉歆語）賈誼是一個文學天才，不同於宋玉等人對屈原的單一效仿，賈誼除了在辭賦上造詣頗高，還自成一派地摸索出散文的發展方向，在兩個方面都形成極具個人特色的寫作風格。賈誼的散文，如《過秦論》、《論積貯疏》等，多為政論文，雖名為“散文”，但思路明晰流暢，議論酣暢流利，風格樸實峻拔，魯迅贊之為“西漢鴻文”、“ 沾溉後人，其澤甚遠”；其辭賦以《吊屈原賦》、《鵩鳥賦》為首，在繼承先秦楚辭體裁的同時，行文更加恣肆流利，進一步呈現出散體化的趨勢，為後來形成的漢賦開創了先河，司馬遷雲“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足見賈誼文學造詣之高；
東方朔（ 約前161-約前93），西漢辭賦家，代表作《答客難》、《非有先生論》、《神異經》、《七諫》等。
東方朔
“多少真心話是以玩笑的形式說出的”，這句話相當適合東方朔。東方朔性格詼諧、能說會道、言辭敏捷，在漢武帝身邊亦可毫無顧忌、詼諧笑罵；但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東方朔上書陳言的無數富國強農力戰之計，都被漢武帝視為是“俳優之言”，雖常予以採納，但從未將東方朔視作真正的“大臣”認真對待——這正是東方朔的幸運，也是他的不幸。
東方朔是個“奇人”，他向漢武帝毛遂自薦書寫的自薦文書多達3000片竹簡，武帝花了整整兩個月才全部看完；在文中，東方朔極盡自誇讚美之辭（“ 文辭不遜，高自稱譽”），自稱三年讀的書足以終生受用、閱讀量多達44萬字，長得高大威猛、儀表堂堂，仁義禮信各方面皆似先賢，想必一定能勝任當今天子之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漢武帝覺得此人這麼能吹，想必一定差不到哪去，遂命東方朔於公車署待召；但時間一長，武帝似乎忘卻此人，這使得東方朔心裡不耐煩。他便恐嚇漢武帝身邊的侏儒，嚇得侏儒們在武帝御前哭訴；武帝大怒，召東方朔前來問責，東方朔這才表明自己的意圖，說自己堂堂九尺男兒豈能和三尺小人同祿，這樣下去自己要喝西北風，要是陛下實在不想用我，不如放我回老家種地，也不必在長安吃空餉（“ 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武帝再次被東方朔逗樂，之後便不斷升遷東方朔，歷任常侍郎、太中大夫、中郎，對其進諫之語也時有采納但始終沒有將東方朔視為“直臣”，而是將其當作“優伶”對待；當東方朔臨終時，武帝聽聞東方朔的規勸之語，居然覺得詫異，認為“那個東方朔居然會說出這種話”（“ 今顧東方朔多善言”），留下一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典故，也不知是滑稽還是悲哀。
東方朔是一個十分具有傳奇色彩的存在，在當時彷彿一個超脫於禮教之外的超然之徒。不同於當時恪守儒生守則的其他人，東方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論是治世之道、選賢任能，還是神鬼之論、靈怪傳說，都能講得頭頭是道——這也使得他的著作目錄總是顯得比較骨骼清奇，既有《非有先生論》這種大氣磅礴的政論辭賦，也有《神異經》這種記敘怪談故事和山野傳說的志怪筆記。流傳至今的“怪哉怪哉”、“善哉瞿所”等故事，就都與詼諧幽默的東方朔有關；後人整出來的各種神怪故事，也大多冠以東方朔之名，使得他被視為占卜和算命的鼻祖；此外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在於，由於東方朔言談詼諧、滴水不漏，他也因此被看作是相聲行業的祖師爺，當年相聲大師馬三立先生拜師學藝時，就曾經對著東方朔的造像鞠過躬；
劉安（ 前179-前122），西漢文學家、思想家， 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漢文帝時獲封淮南王，代表作《淮南子》（《淮南鴻烈》）、 《淮南王賦》、《群臣賦》等。
劉安
劉安為宗室之後，初為阜陵候，文帝十六年（前164）封淮南王。劉安喜好風雅之道，善政論清談，尤擅文辭，對鼓琴書畫諸藝皆有涉獵，效仿“戰國四公子”廣招門客，收賓客方士等人多達數千，並組織門客修書論著，寫就《淮南子》。漢武帝即位後，對這位文學修養極高的叔父極為重視，常召其入朝論事，劉安也投其所好，著就多達20餘萬字的《離騷傳》獻給武帝；但隨著聖恩愈盛，劉安恃寵而驕，竟生出謀反自立之意，暗中籌備起兵，卻因優柔寡斷而不了了之，最後陰謀洩露、自殺身亡，年57。
而在淮南王劉安數以千計的門客中，有一批特殊的存在。這批門客以其文學才能而被劉安倚重，後者委以著書立說的重任，使得這批門客以類似淮南王御用筆桿子的身份活躍於當時的文壇。據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的說法，淮南王“博雅好古”，廣納天下有能之士，“自八公之徒，鹹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 ，或稱‘ 大山’ ”——這些專門從事文學創作的門客，就是所謂的“淮南小山”；現在一般認為，“小山”應該是這批文人共用的筆名。根據史籍記載，淮南王門下的《群臣賦》44篇，便是出自“淮南小山”之手；但隨著時間變遷和世事變故，諸多淮南門下著作都遺失殘缺，《群臣賦》中也只有《招隱士》這一篇傳世，被王逸納入《楚辭章句》中，這才讓後人有幸一窺當年人才濟濟的淮安門客風采；
莊忌（約前188-約前105），西漢辭賦家，後世因其姓氏與漢明帝同名，而避諱改稱“嚴忌” ，代表作《哀時命》。
莊忌
莊忌生平事蹟模糊，只知其曾為梁孝王門客，活躍於西漢文景二帝時期，在當時與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等人其名；莊忌的思想和文學主張深受黃老之說和老莊哲學影響，主張“退身窮處”、“除累返真”，希望超脫於黑暗汙濁的社會現實、與仙人一同遨遊于山野之間（“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漢書·藝文志》記載其著有辭賦24篇，但流傳於世的僅有《哀時命》一篇；
王褒（前90-前51），字子淵，西漢辭賦家，與揚雄（字子云，即劉禹錫《陋室銘》中“子云亭”之主）合稱“淵雲”，代表作《洞簫賦》、《甘泉宮頌》、《聖主得賢臣頌》、《僮約》、《九懷》等。
王褒
王褒的人生大致可以看做是賈誼的成功版——不過和賈誼這種不世出天才相比，王褒走的是穩打穩紮的人才型路線。幼年喪父使得王褒從小就要下田躬耕勞作，同時還要侍奉母親、努力讀書；隨著年歲漸長，王褒對君子六藝無一不嫻熟，同時也對屈原無比崇敬，在熟讀《楚辭》之時還自己創作了懷念追思屈原的《九懷》，展現出過人的才華，再後來被益州刺史邀為門客，憑藉《中和》、《宣佈》等詩賦一鳴驚人，才名遠傳四海，並得到漢宣帝召見、於朝廷內任職。不過，這樣一個仕途順暢的人才，最後卻也擺脫不了和賈誼一樣耽於神鬼之事的宿命——漢宣帝和文帝、武帝一樣，對於鬼神長生之事十分熱衷，在聽信方士之言、認為益州有傳說中的“金馬碧雞”之神，派遣王褒前去祭祀；王褒遂在途中寫就《移金馬碧雞文》遙祭神明，不料在途中染疾，因醫治不及，最終卒於途中，年40歲；
劉向（前77-前6），西漢文學家，中國目錄學鼻祖，因官任光祿大夫、中壘校尉而有別稱“劉光祿”、“劉中壘”，代表作《九嘆》、《戰國策》（編注）、《山海經》（與子劉歆共編）、《列仙傳》（編注）等。
劉向
劉向出身宗室，其四世祖乃是漢高祖劉邦的同父異母弟·楚元王劉交，其父為位列“麒麟閣十一功臣”的陽城侯·劉德——這種家世意味著只要不作大死，劉向再怎麼混日子都不至於過得太差。在11歲憑祖上門蔭進入宮中任職、及冠後升任諫大夫後，劉向不斷緩慢而穩定地升遷，雖一度於漢元帝初年（前48）因反對將宦官下獄而被貶為庶人，但在漢成帝即位後又得到召用，並被任命修訂諸子百家著作，擔任典校《五經》的秘書。這一時期，劉向撰寫了記錄古今圖書名目種類的《別錄》，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綜合性官修圖書目錄；此外，他還主持修正校對了《春秋穀梁傳》、《楚辭》、《戰國策》、《列女傳》、《山海經》等書籍，著有《五經通義》及諸多辭賦散文，但大多失散，現有的《劉中壘集》是後人根據記錄在各種文獻中的內容加以甄選整理而來。
事實上，劉向雖然因著有《九嘆》等33篇辭賦、校對統籌《楚辭》諸文而被視為楚辭體的繼承者，但在他的時代，楚辭和漢賦已經出現格式僵化、內容大同小異的現象，開始呈現沒落的趨勢，因此劉向實際上是相對以散文而聞名；他的代表作《諫營昌陵疏》已具有後來散文的清晰脈絡，被許多古文家視為佳作。此外，他最重要的身份其實是文獻輯錄家，劉向、劉歆父子是研究整理諸子百家文獻學說的重要人物，雖然當時因為獨尊儒術而多少使得二人在校對時帶上了維護儒學的主觀色彩，但對於延續先秦諸子的學問而言，二人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王逸（生卒不詳），東漢文學家，代表作《楚辭章句》。
王逸是楚辭學發展歷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奇怪的是此人的生卒年早已被湮沒在故紙堆中，只知其經歷安帝、順帝、桓帝三朝，曾任豫州磁石和豫章太守、參與修編《東觀漢記》，並著有我國第一部完整的楚辭注本《楚辭章句》；《楚辭章句》在此後一直是最重要的楚辭注本，到宋代經洪興祖進一步註解後形成《楚辭補註》，基本奠定了我國楚辭研究的文獻基礎。王逸其人著有辭賦書論達23篇，另有《漢詩》123首，但大多以散佚，後人只能從各種書籍中抄錄出部分作品，結集為《王叔師集》；或許是出於私心、或許是出於完善楚辭發展而被收錄進《楚辭章句》的《九思》，反而成為了王逸唯一以原有面貌傳世的作品。
設定要素：
-從服裝色調來看，楚辭的服裝多為深色，且衣裝上有水波狀暗紋。這與先秦時代的服飾用色，以及“水”的傳統意象有一定聯絡。
我國古代封建王朝有“五德終始說”，將王朝的國祚興替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剋聯絡起來，認為朝代的更替和歷史的推進都是在重複五行相生相剋的迴圈。先秦時期的周王室屬火德，服飾崇尚紅色；而覆滅周朝的秦、乃至被認為是周朝正統延續的漢，則屬水德，崇尚黑色（後來漢代被視為是秦的延續，改為與秦水德相剋的土德）；此外，在秦漢之前，時人以黑為貴，有“天玄地纁”之說，將黑色視為天的顏色、而“黃而兼赤”的淺紅色為地的顏色，因此當時很多正式場合裝束（如嫁衣、朝服），實際上都是以黑色為上衣色調的；
“水”在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內涵，這一點在《楚辭》諸篇中也有體現。出自屈原的幾篇作品，如《離騷》、《九歌》中，江河作為流動的活水，被視為是美好的自然事物，同時也是灌溉香草的水源，諸多神明來到人間時都會選擇有水的沙洲；同時，水能夠洗濯汙垢、確保事物純潔無瑕，因而被當作是高尚節操的代名詞之一——《九歌·湘君》幾乎全篇都與水有關，《離騷》中也用“渡河”來指代不理人世、藉以表達出作者對棄離政事的不忍；
而在宋玉的《九辯》中，秋水的冰涼寒意又衍生出寂寥失意的內涵，同時受老莊哲學的影響，“水”又被附上了“無為”的思想，“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刻畫深秋蕭瑟淒涼之狀，為後文抒發貧寒志士仕途失意奠定基調；此後的數篇楚辭作品，則將“水”與屈原的高尚德行相聯絡，將之視作睹物思人、懷念追憶屈原的重要媒介，感嘆屈子身處浪潮洶湧的時代，意欲獨守高潔卻最終為時代所裹挾、在失意惆悵中離世的悲劇。
-楚辭服飾造型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在於其衣物上有很多佩飾，第二立繪中更是出現了植物花葉狀的裝飾物。
玉質飾品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詩經·秦風·小戎》曰“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將溫厚謙和的君子比作潤澤的玉石；《禮記·玉藻》雲：“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採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將佩戴玉飾視作君子德行的一部分，並記載了君子出行必須遵循的嚴格禮儀要求。事實上，早在先秦時代，有道德要求和理想抱負計程車大夫們就已有了隨身佩戴飾物裝點儀容、自省遵禮的習慣；而在諸多名貴配飾中，有仁、義、智、勇、潔“五德”的玉自然成為了士卿的首選。士人佩戴玉飾，以玉飾撞擊時的聲響來提醒自己是否形容舉止適度、是否做到不疾不徐，屬於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飾物；
1977年出土於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的兩件玉飾：“透雕夔龍黃玉佩”和“夔龍飾青玉環”
而在《楚辭》中，佩飾發展出了更多的樣式。《楚辭》以“香草”喻高尚情操，使得箇中辭賦大量描繪各種花草，以這些植物的習性特徵來比喻君子德行。僅《離騷》一文中，就有以江離芷草為披肩、秋蘭為佩飾（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採集木蘭和宿莽（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種植各種香草（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佩戴蕙草（既替餘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以菱葉荷花為衣裳（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等多處相關內容，都是以花草來比喻君子應有之品格。結合楚辭第二立繪的造型來看，其衣領處的金色花飾，很有可能就對應的是“紉秋蘭以為佩”這一句。
川芎，傘形目芹亞科藁本屬植物，即《離騷》中提到的“江離”，別稱“江蘺”、“大葉芎藭”。《九歌·少司命》中“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提到的“蘼蕪”，一般被認為是尚未長開的川芎，即“芎藭苗”
芷，傘形科當歸屬植物白芷的花。《楚辭》中的“芷”、“芳芷”、“芷草”大多指這種植物
建蘭，《離騷》中稱“秋蘭”。事實上“秋蘭”是對蘭屬建蘭種植物的統稱，這類蘭花多在秋天開放，因此被冠以“秋”之名
紫玉蘭，木蘭科木蘭屬下的一個物種。“木蘭”既可以指這一物種，也是這一科和這一屬植物的統稱，《離騷》中的“木蘭”具體是哪種則難以考證
宿莽。楚人稱草為“莽”，“宿莽”指經冬不死之草，一般認為是指所謂的水莽草，也就是衛矛科雷公藤屬的雷公藤。水莽草（或莽草）在《聊齋志異》、《本草綱目》中都有記載，但完全不是一種東西，和現在作為中藥使用的雷公藤在記敘上也有很大差異
蕙，即蘭屬蕙蘭種的植物。宋代黃庭堅在《書幽芳亭》中提到“ 一干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明確將古典詩詞中的“蘭”與“蕙”區分開來：一干只生一花者為蘭，一干上長數朵花者為蕙
留夷，即芍藥科芍藥屬草本植物結出的花。清代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提到，“《鄭風》之勺藥，《離騷》之留夷，《九歌》之辛夷，一物耳”，即“勺藥”、“留夷”、“辛夷”其實指的都是芍藥
《離騷全圖》中的揭車，唯一一種在現實中難以找到實物對證的香草。據《離騷全圖》載，“揭車，芞輿也。生山谷中，薰衣闢蛀，厥用為多”，《本草拾遺》則說“揭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
杜衡。杜衡是馬兜鈴科細辛屬下一類植物的統稱，花大多呈深紫色，也有一種馬蹄香屬的馬蹄香是開黃花
芰，菱科下屬的四角菱，一般果實兩角稱菱，四角稱芰；其花小而四瓣，但不太顯眼，人們對其結出的俗稱“菱角”或“菱米”的果實更加熟悉
芙蓉，荷花的別稱。雖然現在“芙蓉”一般用於指代木槿屬植物的花，但從“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這句來看，上爿寫菱，下爿毫無疑問指的自然是同生於水中的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