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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回溯“文學爆炸”》譯者侯健推薦影片
20世紀60年代，西班牙語美洲敘事文學領域的“文學爆炸”，將拉丁美洲文學推向了世界。《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回溯“文學爆炸”》一書梳理了其起始、高潮和尾聲的重要時刻，展示了“文學爆炸”與古巴革命之間的深刻淵源、文學與政治不可剪斷的聯絡、拉美作家群彼此交往的生動日常、馬爾克斯與略薩這兩位“文學爆炸”主將從互相欣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始末等細節。
*文章節選自《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回溯“文學爆炸”》 （安赫爾·埃斯特萬、安娜·加列戈·奎尼亞斯 著 三聯書店2021-3）
從左到右：加西亞·馬爾克斯、豪爾赫·愛德華茲、巴爾加斯·略薩、
卡門·巴塞爾斯、何塞·多諾索、裡卡多·穆尼奧斯·蘇亞伊
從加拉加斯到利馬，途經波哥大
“名聲和權力一樣，都會搞亂你的生活。”加博在寫出那部關於馬孔多的小說14年後，也就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年之前這樣說道。對於有的人而言，成功會把他們抬上雲端，他們會失去普通人身上重要的品質。另一些人則在心理上被閹割了，再也寫不出好作品了。華金·薩維納（Joaquín Sabina）的《喂，醫生》（Oiga，doctor）就是第二種情況的絕佳範例。歌詞中的主人公在達到了成功巔峰之後回憶起自己默默無聞的時期，那時的他消沉、貧窮、叛逆卻有著堅定的信念，所有這一切賦予了他滿滿的靈感，促使他寫出了一首首經典歌曲，讓他成為如今的知名歌星。但是名聲奪走了他的靈感，他用美國運通訊用卡出行，每頓飯都吃最好的東西，他沒有任何想寫的話題，也沒有寫歌的慾望。巴爾加斯·略薩在加拉加斯的演講中提到作家是反叛者，因為他們始終認為世界並沒有成為理想中的樣子。薩維納的歌詞是這樣寫的：
喂，醫生，把我的壓抑還給我，
您沒看見我的朋友們都離我而去了嗎？
他們說再也不能看到
我那傻傻的微笑；
喂，醫生，自從我幸福之後
我就再也沒寫出歌來了。
喂，醫生，把我的叛逆還給我，
如今我每天都吃最好的食物
用美國運通訊用卡旅遊
喂，醫生，可這些都曾是
我認為自己會厭惡的東西……
您覺得這都是好事？
喂，醫生，這次您的針灸失效了，
難道我沒給您付錢嗎？
求您讓我回到原來的樣子吧，
喂，醫生，瞧瞧我還有沒有救，
我只是想成為我
可現在我就像自己的諷刺漫畫形象。
喂，醫生，把我的失敗還給我，
您沒看見我歌唱邊緣人群嗎？
把我的仇恨和激情還給我，
醫生，請理睬我，
我想再次成為那個
雙足生翼的小丑。
可是成功並沒有讓加博和馬里奧頭腦發熱，他們也不想回到貧窮的時期，更不眷戀消沉情緒，繆斯女神也沒有棄他們而去。加博在1972年出版了一本精彩的短篇小說集（注：指《藍狗的眼睛》。），1975年則推出了那本關於獨裁者的小說（注：指《族長的秋天》。），1981年《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出版，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加博寫出了也許是他最好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最近在這本書的改編電影中有精彩的表演。馬里奧也不甘落後：1969年《酒吧長談》與讀者見面，後來他又創作出了《潘上尉與勞軍女郎》《世界末日之戰》《公羊的節日》等作品，全都是經典之作。他們不需要醫生把靈感還給他們，因為他們可以把成功轉換為積極的東西。因此他們一輩子都沒有中斷創作，除了文學事業之外，他們還積極參與到政治、文化和社會事業中去，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聲音能夠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產生迴響。他們都寫出了極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品，加博的《一起連環綁架案的新聞》和馬里奧的《伊拉克日記》都是很好的例子。
中：馬爾克斯，右：略薩
不過，在1967年8月佔據上風的還是歡慶氣氛。6月，加博一家決定移居巴塞羅那，梅塞德斯在7月底把羅德里戈和貢薩洛（注：羅德里戈和貢薩洛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之子。）帶到了巴蘭基亞，他們告別了墨西哥，好讓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朋友們一起待幾個禮拜，同時享受成功的喜悅並宣傳他的小說。同樣，馬里奧也把帕特麗西婭和一年前出生的阿爾瓦羅（貢薩洛出生在1967年）留在了利馬（儘管那時他們的住所在倫敦），他本人則前去領獎。現在，兩位作家終於親眼見到了對方，在8月和9月一起遊歷，兩人的相處十分融洽：從一開始，兩人之間就產生了微妙的化學反應，就像達索·薩爾迪瓦爾（Dasso Saldívar）所言：“他們的生活中有一種隱秘而又神奇的平行性，就像是神聖的普魯塔克筆下的情節。他們兩人都是由外公和外婆撫養長大，童年生活都很愉快，小時候都很嬌生慣養，很淘氣，卻都在十歲的時候失去了這種天堂般的童年生活；兩人都很晚才認識自己的父親，父子關係也都不好，這其中原因有很多，但共同原因是他們都對自己兒子的文學志向表示反對；兩人都曾在教會學校上學，在修士或軍事學校上了中學，也都把文學當作避難所，並且在充滿敵意、令人反感的環境中堅定了自己的志向；兩人都在戲劇和詩歌中獲得了最初的文學薰陶，長大一些後也都寫過詩，在幾乎同樣的年紀發表了第一篇短篇故事；他們都非常喜歡讀大仲馬、托爾斯泰、魯文·達里奧、福克納、博爾赫斯和聶魯達；兩人都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以記者為業開始謀生的，都是年紀輕輕就被巴黎神話所吸引來到了歐洲，在那裡繼續當記者，並且在那裡度過了自己人生中可能是最晦暗的日子；他們能夠繼續寫書還都要感謝拉克魯瓦（Lacroix）先生和夫人在拉丁區的兩家酒店裡租給他們的閣樓，那時他們最早寫出的小說都被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各家出版社拒了稿；兩人都曾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都曾極力規避左翼政黨的政治鬥爭，也都曾是古巴革命的堅定捍衛者；兩人都將成為美洲偉大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好友和文學繼任者，也都將成為同一位‘格蘭德大媽’卡門·巴塞爾斯寵愛的‘孩子’；而二人命運的匯合點就是：他們都成了拉丁美洲新小說最耀眼的明星，我們對它有種帶侷限性的、不太恰當的稱呼：‘文學爆炸’。”（Saldívar 1997：461-462）
巴勃羅·聶魯達與巴爾加斯·略薩
拉丁區酒店的逸事實在有些讓人難以置信，可確有其事。那則逸事的休止符就是在我們正在講述的1967年的旅途中畫上的。旅途中的一天加博給馬里奧講述了他和其他拉美人在巴黎的諸多冒險經歷。其中之一就是弗蘭德酒店的事。酒店位於庫加斯街，加博在50 年代末住在那裡，當時他還是《觀察家報》的記者。但是哥倫比亞獨裁者羅哈斯·皮尼利亞（Rojas Pinilla）查封了報社，加博只得滯留在巴黎，沒有工作，也沒有找到新工作的可能。酒店女主人是個很好的法國女人，她很同情這位由於祖國政治不穩定而受到波及的年輕記者，於是她提出他可以繼續住在酒店裡，等找到工作再把房費補給她。當然了，他得從那時住的舒適的房間搬到不夠舒適的陰暗閣樓裡去。馬里奧對加博說他第二次去巴黎時也有過類似的經歷。當時他和胡莉婭·烏爾基迪住在索梅拉德街上的威特酒店，也是在拉丁區，也是由拉克魯瓦夫婦經營的。馬里奧和胡莉婭在那裡天真地等待著馬里奧獲得的獎學金打款。他們去看電影，看戲，逛博物館，買書，一起讀法國文學作品。但是某日獎學金通知釋出了，馬里奧的名字並不在獲獎人之列，那時他們身上只有 50美元，用這點錢回秘魯肯定是不可能的。馬里奧當時的臉色肯定比前馬孔多時期的那位上校好不到哪裡去，後者焦急地等待著政府發放撫卹金，但是從來就沒等到過，直到有一天，絕望中的上校對他老婆說從那時起他們要開始吃屎了。拉克魯瓦夫人很同情他們，她讓他們別擔心，說他們可以在酒店裡住下去，等有錢了再把錢補給她，當然了，他們要搬到一個陰暗的小閣樓裡去。
略薩、富恩特斯、馬爾克斯
到那時為止，加博和馬里奧生活中的相似點已經很多了，儘管加博已經不記得那位對他如此慷慨的夫人叫什麼名字了。不過這件事還沒完。一年或兩年後，兩位朋友又在巴黎相聚了。馬里奧又住進了威特酒店，那裡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於是加博就到酒店去找他。加博進門的時候突然臉色大變，面目蒼白，因為他認出了10年或12年前給他房間住的那位夫人。他把馬里奧叫到一邊，對他說讓他們賒賬住店的就是這個女人，他想在她認出自己然而為時已晚：拉克魯瓦夫人對能再次見到他感到很開心。馬里奧問她是否還認識馬爾克斯先生，她答道：“當然了，馬爾克斯先生嘛，住在頂樓的那位記者。”
“文學爆炸”團體部分成員
朋友就是第二自我
巴爾加斯·略薩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友誼顯然也可以歸入我們前面提到的文學友誼譜系之中。也許可以細分到那條無論在生活上還是文學上都是楷模作家之間的友誼支線中去。也許和博爾赫斯與比奧伊的友誼一樣，加博和馬里奧的友誼也是拉丁美洲文學界最為人所知的友情。也許在未來某日我們會了解到關於這段中途夭折的友情的更多細節。言歸正傳，我們已經詳細描述了這段友情的開始：最開始是互換信件，他們在正式見面之前就已經互相寫信了。至於他們的第一次相遇以及友情的迅速升溫的情況，我們在前面已經進行過介紹。他們的友誼可以被拿來和其他許多文學友誼相比較，例如喬伊斯和貝克特，因為和這兩位一樣，馬里奧和加博的生活軌跡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一點我們也已有所提及。我們甚至可以把他們的友誼和阿爾貝蒂與洛爾卡的友誼相比較，不僅是因為他們也同樣是一場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席勒和歌德也是一樣），還因為其中一人（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崇敬之情的引導下聯絡上了另一人（巴爾加斯·略薩）。與西班牙的那兩位詩人一樣，他們二人也促使其他作家一起編織起了一張友誼之網，成為了“文學爆炸”的主要力量。也正因此，對於友誼關係的利用成為“27一代”詩人被詬病的原因之一，許多人認為他們組成了文學“黑手黨”，想要為作品出版謀好處。“文學爆炸”的代表作家也都是朋友關係，他們因此也被貼上了“黑手黨”的標籤，也被指責利用彼此的友情來推動圖書銷售。但是何塞·多諾索的妻子瑪利亞·比拉爾（María Pilar）證實了“文學爆炸”作家之間友誼的真實性，她說他們的關係更像是家庭式的，作家之間就如同表兄弟一般。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上述兩場文學運動中，大洋兩岸的文學發展都要感謝那些作家之間的緊密聯絡，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虛假的。作家之間的互相欣賞有時會體現在印刷品中，他們的親切關係流露在字裡行間：信件（正如我們提到的，二人之間的大量信件被收藏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圖書中的獻詞就是例證。就“文學爆炸”而言，卡洛斯·富恩特斯把《換皮》獻給科塔薩爾和奧蘿拉·貝爾納德斯，把短篇小說《期許之運》獻給加博；貝內德蒂把詩歌《哈瓦那女人》獻給雷塔馬爾；多諾索把《沒有界限的地方》獻給麗塔和卡洛斯·富恩特斯；巴爾加斯·略薩的《一部小說的秘史》也獻給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可是本書的兩位主人公卻從來沒有在自己作品的獻詞中寫上對方的名字。他們給予彼此的要更多：巴爾加斯·略薩把自己生命中的兩年時光（1969—1971）給了他偉大的哥倫比亞朋友加西亞·馬爾克斯。這種做法還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對文學好友身上出現過，至少沒有出現過如此長的時間。
從左到右：巴爾加斯·略薩、帕特麗西奧·略薩、卡洛斯·富恩特斯、
胡安·卡洛斯·奧內蒂、埃米爾·羅德里格斯·莫內加爾、巴勃羅·聶魯達
我指的是秘魯作家所撰寫的博士論文，他最初的想法是研究埃古倫（注：何塞·瑪利亞·埃古倫（José María Eguren，1874—1942），秘魯最重要的後現代主義詩人之一。），後來決定改為研究哥倫比亞作家的敘事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已經交上了朋友，而且關係非常不錯；此外，巴爾加斯·略薩還特別喜歡《百年孤獨》，這本小說以創紀錄的速度變成了20世紀西班牙語美洲小說銷量冠軍。而巴爾加斯·略薩和其他許多作家及編輯一起，成為了這場銷售風暴的推動者。他曾多次提到《百年孤獨》是本令人尊敬的小說，是他本人想寫的那種小說，因為它完美地再現了現實，反映了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多種多樣，無所不包”。不過我們之前也已經提到過了，這種崇敬是相互的。何塞·米格爾·奧維多給我們講了他和加博的一場對話，後者對他說他花了很多年才寫出《百年孤獨》，他之前出版其他所有小說的目的只是為了學會怎樣去寫這本最精彩的小說。而奧維多又說：“馬里奧從寫第一本書開始就知道該如何寫好小說。”二人對彼此作品的真誠評價非常引人矚目（就像席勒和歌德的互相評價一樣）。加博在他寫給自己的秘魯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曾表示，巴爾加斯·略薩給他做出的所有那些精彩評論讓他十分感動，“因為這個世界上，更常見的是同行之間在背後捅刀子”。（PrincetonC。0641，III，Box 10）阿爾瑪斯·馬塞洛在前面提到的那本由他撰寫的秘魯作家的傳記中也描述過他的驚訝：
也許有些人指責“文學爆炸”是“黑手黨”團體的說法有些道理，因為讓我驚訝的是像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這樣重要的小說家竟然會用好幾年的時間去寫另一位和他同時代的小說家、夥伴、好友、思想方面的至親。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兩副面孔，但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沒有給讀者留下任何疑問。它代表著一種慷慨的讚許，也許不止慷慨這麼簡單，按照我的標準來看，它完全超越了那些“黑手黨”之類的荒唐指責，這些指責只不過是技藝不精者嫉妒心的產物。（Armas 2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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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譯者侯健在略薩家中與略薩訪談（書中收錄此次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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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回溯“文學爆炸”
安赫爾·埃斯特萬 安娜·加列戈·奎尼亞斯 著 侯健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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