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自媒體，喜歡寫蘇東坡，把他寫成一個無憂無慮的人，一個能夠自我開解的人。如果僅僅這樣，那麼，蘇東坡不過是一個段子手。
確實，蘇東坡特別擅長自我開解，但如果這種開解，只是一種雞湯式的自我麻醉，那麼，就不會創造出一系列的傑出，還創造出一種蘇東坡式的生活方式。
蘇東坡的自我開解，不是建立在幻覺和幻想上，而是建立在對於痛苦現實的洞察之上，就像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蘇東坡也經常憂心忡忡，甚至處於恐懼和絕望之中。
蘇東坡常常把自己融入時間上和空間上的整體性之中，從而消解自己的煩惱。這種方式，不僅僅體現在作品之中，也不僅僅體現在看待問題的角度，更重要的是，還深入地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
也就是說，蘇東坡的樂觀，不是口頭說說，或腦子裡想一想，而是真的是這樣做的，是在行動之中。
蘇東坡以“整體性”自我開解，在日常行為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自我反省。
遭遇了烏臺詩案這樣的事，我們一般人肯定會有所怨恨，會憤怒。那麼，蘇東坡會怎麼樣呢？
我們不妨從一首詩談起。1079年12月28日，朝廷作出終審判決，貶謫蘇東坡到黃州。在囚禁了130天之後，終於獲得自由，蘇東坡寫了二首詩記錄當時的心情：
白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
卻對酒杯混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雎陽老從事，為餘投檄向江西。
第一首詩裡有獲得自由的喜悅，剛從牢裡出來，對著酒杯感覺做了一個夢，馬上又有靈感，下筆如有神，至於為什麼會遇到烏臺詩案這樣的倒黴事，沒有必要去深究了。有些事情就是無解。又想到自己倒黴，是因為文字，還因為名聲太盛。確實很想隱退，但一想到隱退的話，沒有錢買酒喝，也沒有錢為妻子治病。
第二首詩裡有一點牢騷，覺得這次詩案，是因為名氣太大，被人嫉妒，但同時又很豁達，不想深究。又坦然面對人生的兩難。但事實上，蘇東坡還是有所深究的，只是深究的時候，焦點不在別人身上，而是自己身上。關於烏臺詩案、後來被貶惠州、儋州，蘇東坡給朋友寫信，幾乎沒有說過別人的不是，總是說自己造業。
因果報應的業力說，一直是傳統中國人治癒創傷的一劑良藥。達摩的四行觀中的“報冤行”和“隨緣行”，就是業力說的運用。
所謂報冤行，就是遭受苦難的時候，要起這樣的的念頭。這是我自己宿世以來的惡業導致，坦然接受，絕不怨天尤人。
所謂隨緣行，就是遇到好事，也是過去的善業所感，緣盡了，也就了了，不值得高興。
歸納起來，就是修行的人，不要執著於過去，而應該著力於當下，創造更好的未來。
在黃州時候，蘇東坡寫過一篇《勝相院經藏記》：“
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磐，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雲是巧，不知是業。”
王安石認為這個“日勝日負”應該改為“日勝日貧”。蘇東坡這段話的意思是，自己喜歡誇誇其談，話一講出去，就像鍾磐，很多人會聽到。文章寫得特別精彩，讀者讚不絕口。卻不知道這個就像賭博，越是贏，就越會輸得多。自以為是才華，卻不知道是在造業。
在惠州，他給朋友的信中說：“路過廣州時，買了幾斤檀香，定居後，閉門燒香，閉目清坐，深深地反省五十九年中的過錯。”
蘇東坡把自己的不幸，歸因於自己口無遮攔，太愛議論時事，褒貶人物。應該不完全是自我謙遜。從當時人的記錄看，蘇東坡給一些人的印象，確實比較愛發議論，甚至有一點浮誇。
現在蘇東坡的名氣很大，作品的地位很高，但人的品性很複雜。一個偉大的天才，在他同事眼裡，也許是一個吝嗇的人。我們不應該因為喜歡蘇東坡，而把當時和蘇東坡有矛盾的人，都看作是小人。其實，參與烏臺詩案的大多數人員，在當時人眼裡，是品行端正的人。而蘇東坡，一定也是一個有瑕疵的人。
但可貴的是，他懂得反省。這種業力說的自省，帶來的是內心的平靜。我們要注意的是，在佛教裡，戒律，以及業力說，針對是自我修行。你看蘇東坡只說自己造業，只說自己有報應。但從未說過別人有報應。
他被貶到海南，章惇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政局變化，蘇東坡從海南返回內地，而章惇被貶到嶺南。蘇東坡給章的兒子寫信，看不出一絲一毫的幸災樂禍，只有關切的叮囑，以自己在嶺南生活的經驗，告訴章惇兒子務必讓他父親注意什麼問題。
業力說，讓蘇東坡在遭遇挫折之後，既能夠反省自己，又能很快放下。
第二，熱愛生命。
在遭遇挫折之後，蘇東坡對於生命變得柔軟。由自己的痛苦，推及到其他生命。最大的一個改變，是在烏臺詩獄後，蘇東坡不再殺生。原因是在獄中他體驗到了“待宰之雞”的恐怖，《獄中寄子由》：“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在黃州期間給朋友的信件裡，多次提倡不要殺生。
在海南的時候，寫過一首短詩：
鉤簾歸乳燕，穴窠出痴蠅。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
這些小動物，不論是小燕子，還是飛蛾、蒼蠅、老鼠，都是生命，都應該為他們留一條活路。儒佛道，都講究慈悲，講究惻隱之心。
生命是一體的。
在海南，見到當地人殺牛，很不忍心，《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南各地有殺牛的風俗。海南特別厲害。客人從高化把牛裝到船上，渡過大海，一條船一百頭，遇見大風，因飢渴而相互依靠著死去的牛不計其數。牛登船的時候，都發出悲哀的叫聲，流下眼淚。到了海南以後，耕牛和殺牛各一半。當地人有了病，不去吃藥，僅僅是把牛殺牛作為祈禱，以此向神靈求保佑。如果不死，就感謝巫師。把牛當成了藥。又說當地出產沉香，必須用牛才能向立黎族人換到沉香。黎族人得到牛後，就殺牛祭祀鬼神，沒有幸免的。中原地區的人用沉香供奉佛祖，實際上是在燒牛。我沒有能力改變這種風俗，就把柳宗元的《牛賦》抄錄下來送給瓊州的僧人道贇，讓他去開導那些有知識的人，這樣做能減少一點我的悲哀”。
第三，幫助別人。
在黃州，蘇東坡發現當地人因為貧窮，養不活孩子，生了二三個孩子後，再生下來的嬰兒往往被溺死。蘇東坡寫信給當地的知州，要求從政府層面加以禁止這種殘忍的行為。
另外，又讓當地的一個好朋友發起組織“育兒會”，向富人募捐，資助窮人。蘇東坡自己很窮，卻也帶頭捐款。他說：“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閒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在惠州，有一次他徒步在江邊，發現一些屍體曝露在野外，就請當地官員籌集經費，把這些無主的屍骨安葬。又有一次從水東到水西，是交通要道，卻只有簡陋的竹浮橋。於是，自己帶頭捐錢，籌措資金，新修了船橋，方便大家。
1096年，羅浮山的道士鄧守安告訴蘇東坡，廣州的老百姓吃不到淡水。他就寫信給當時廣州太守王古，請求解決廣州飲水問題。並具體提出瞭如何用竹竿從蒲澗山引水到廣州城內的方案。王古採納了蘇東坡的建議。有人說，這是中國最早的自來水。
在海南儋州，蘇東坡吸引當地的年輕人向他求學。一名叫姜唐佐的年輕人從瓊州走到儋州，成為蘇東坡的學生，後來成為進士，是海南歷史上第一個進士。
蘇東坡一生，黃州、惠州、儋州，是三段最艱苦的歲月，也是一生中的暗淡時光。但是，這種挫折，並沒有種下怨恨的種子，相反，開出了慈悲的蓮花。他在自我反省、熱愛生命、幫助別人的行為裡，擺脫了煩惱、痛苦，以及不確定性帶來的恐懼。
慈悲，或者說，愛，確實像愛因斯坦說的，“是一種無窮無盡的能量源，……是一種生命力”。無論我們遭遇多大的不幸，仇恨只會讓我們陷入更深的深淵，而慈悲、愛，能夠帶著我們走到光明的廣闊的所在。是快樂的真正源泉。
蘇東坡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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