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奧雷爾•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1907年3月第一次來到敦煌（斯坦因《從羅布沙漠到敦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離開考察長城，於1907年5月15日重返敦煌，便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大一宗中國文化流失海外的重大件：“斯坦因劫經”。此為傳統說法，事實上，斯坦因（“維基百科”居然沒有錄入奧雷爾•斯坦因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拿走敦煌寶物是透過“騙”和“付錢買”而獲得的——儘管連斯坦因自己都認為“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見斯坦因《發現藏經洞》第二章第三節第四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 ，本文用“騙經”）。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帶著在12個洞裡蒐集的並經仔細包裝好的寫卷和藝術品”，離開了千佛洞即今說的敦煌石室（見斯坦因《發現藏經洞》、《穿越塔克拉瑪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後人統計，斯坦因從這裡帶走的中國寶物計10000餘卷經書寫本、500多幅繪畫和230多捆手稿。據劉銘恕編的《斯坦因劫經錄》（《敦厚遺書總目錄索引》，中華書局，1983年6月新一版一印），除繪畫外，共計6980卷（王重民1936年說7000卷，見《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4月初版一印）。
（ 散座文，伯希和3128，現藏法國。選自周紹良等編《敦煌變文集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本文圖版由本文作者提供）
斯氏所騙6980卷，並非都是內典抄本，有一部分是其他文字。這與法國人伯希和騙經卷子有很大的不同，伯氏拿走了更多的中國典籍（見王重民所編《伯希和劫經錄》、所著《敦煌四部書六十年提綱》等）。斯氏所騙的6980卷中的非內典文字，雖然不多，但許多都非常重要。對此，前人似無分類，現稍加分類並依據筆者所知給以簡說。
1、契約、賬簿和戶籍124件。（注）
這是斯氏劫經總錄裡除內典最多的一類文書。從契約和賬單的內容看，幾乎當時從人到物的交易和備忘無所不包。這表明當時（主要應是唐）敦煌地區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龐大。契約如6829（4）的“悉董薩部落豐姓張和子便麥種契”，包括了契約的標準（或完整格式和具體內容。計，所涉物品、所涉利息、所涉契約當事人各方（包括證人、保人等）、所涉期限等。賬如0964（2）“張豐兒衣服名件簿”，標明瞭衣服的產地如“天九春蜀衫”、“天十春蜀衫”（從“蜀衫”看，一是表明大宗蜀地織品已落地西北邊陲，二表明蜀絲織品的優勢）、同時表明了衣服的種類如“半臂”、“長袖”、“冬襖子”之多。賬單又以糧食賬單為最多，包括軍糧與民糧。簿，包括僧人名錄和俗眾名錄，戶籍包括人口（如僧人5893“敦煌僧人名簿”，如俗眾1898“人名錄”裡的多個官吏名錄）和牲口（如3048“丙辰處東界羊籍）的戶籍等。
（拼貼織品，用刺繡與花綢拼貼，現藏英國。選自斯坦因《發現藏經洞》）
（有唐鹹通六十月二十三準確記年的賬單，現藏英國，選自斯坦因《發現藏經洞》）
2、帖、牒、疏、書、信73件。
帖、牒、信屬交際（包括平行、上行、下行）或備忘文書。如4453“使者壽昌都頭張薩羅贊副使翟哈丹等牒”即外交文書。如4400“敦煌王曹鎮宅疏”就是一份內容雜陳的彼此相通的備忘錄。書如6537（2）“放妻書”是一份完備的休妻書（“放妻書”不止一份，表明當時社會對女性的寬容），信如0526“武威郡夫人陰氏與某和尚書”，此信內容極為有趣：某夫人陰氏，致信某和尚，一是自己嚮往佛陀，二是希望和尚幫她教育感化自己頑劣的兒子，言辭之懇切，請助之心誠，幾可明鑑日月。
3、銘贊序跋85件。
敦煌著名學者王重民非常看好這類文書。王重民說“銘贊序跋，多關史事，可補寫本檔案所闕”（見《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5791“李百藥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為隋唐兩朝重臣李百藥撰文，開唐一代書家風氣的名臣歐陽詢書。此為唐代拓本，斯坦因獲2頁（後伯希和獲8頁）。4245“河西節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記”，雖缺下文，但其銘文的四六文風的莊重和雅緻，可見當裡地處西北的文化與大唐中心的文化相通。3329“張氏修功德記”。此記雖有殘缺，但“記”中所記的事件、時間、人物等，大致脈絡周全。6036“落番貧女懺悔感應記”，敘事說實都用的白話。唐宋，是漢字簡化的重要階段，同時也是白話發展史的重要階段。在敦煌的內典抄卷如變文，非內典抄卷如6036“落番貧女懺悔感應記”、6023《論語》都以白話寫錄。
4、詩賦曲戲小說50件。
敦煌卷子裡的一些詩、賦、曲、戲、小說填補了文學樣式集本的缺失。特別是唐五代的詞曲、韋莊的《秦婦吟》及《全唐詩》不載的唐詩。大興於兩宋的詞源於唐，但敦煌石室沒有開啟之前，我們並不知道它的歷史脈絡。石室開啟後，隨著斯坦因與伯希和劫經及運往北京的卷子進入視界，唐五代的詞曲（除《花間集》外），才開始為學界知道。其中2067就錄有曲子詞八首。敦煌石室開啟後，最先當推二十代年代由羅振玉、王國維、朱祖謀、鄭振鐸等輯、纂的《雲謠集雜曲子》（載《世界文庫第六冊》），後來有了王重民所輯的《敦煌曲子詞集》（商務印書館，1950）。韋莊的《秦婦吟》，《全唐詩》未錄，而韋莊未入蜀時的詩名已獲 “秦婦吟秀才”的雅稱，但直到斯氏伯氏“劫經錄”的公佈，這個世界才第一次全貌地看到《秦婦吟》。“斯氏劫經錄”0692、5476、5477等不同的殘卷面世（伯希和3381、3910、3953等）。清人編的《全唐詩》的許多遺漏，在敦煌抄卷裡拾得，如0373五首唐玄奘詩等。小說、傳奇是在唐一代文學大眾化的重要標識之一，0525搜神記、2144韓擒虛小說等，不僅表明這一大眾化趨勢，更表明了當時敦煌文化的多元和俗眾的不同文化需要。
5、先秦諸子65件。
斯坦因騙經裡所錄先秦諸子有三個重要現象：一、儒家正典54件，老莊列11件，表明儒家在道家盛行（伯希騙經錄裡，道家的著述非常多）時依然是正統。二、儒家正典多為《論語》、《毛詩》等，其中0395“孔子故事”或許為唐代首創。三、儒家抄卷裡不見《孟子》（伯希和騙經錄也不曾得見），此，表明兩宋之前，《孟子》的地位，並不像朱熹《四書》將《孟子》抬到與《論語》一般齊平。四、儒家正典走向大眾化，6023便是《論語》白話。
6、字典、韻書37件。
如此多的字典韻書。一、至少表明了在當時的敦煌教育的範圍和程度，有可能就是安西四鎮的教育學術中心。二、表明僧人和俗眾識字作文的某種熱切的渴求。如：6125字書，除了錄有文字外，還有簡單的訓釋；5690，共錄冷僻字70餘個（難字抄卷不至一卷）；6012，韻書抄卷每片竟有30行；5957應用文範文，雖是專門的釋家文範文舉例，但表明了這種字典式的文字在當時的普及和運用。
7、外國文書6件。
外國（敦煌以西或安西四鎮以西）文書以及非漢文抄卷出現在敦煌抄卷裡，表明當時與西域（包括南亞）的密切交流。其中0155（2）共150行，可見這一邊陲需要中外勾通的事務，不僅繁雜而且必要。
（粟特文寫卷，現藏英國，選自斯坦因《發現藏經洞》）
（伯希和1287，《吐蕃贊普傳記》藏語手卷寫本第一頁，現藏法國，選自“維基百科”）
8、其他文字60餘件。
包括醫書（如5757等12件）、天文曆書（如5822等11件）、古書雜抄（如6227等8件）、釋夢書（如2722等3件）、法律文書（如3728等3件）、算經（如5859等3件）、志書（如2053等3件）方術、葬錄、舞譜等。眾多的這些關於民生、宗教（除佛教道教之外）、文化、科技、風俗、地理等抄卷文字，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諸個面相（如5448“敦煌錄”，對敦煌的地理、風俗、物產等記錄就極為詳盡），也表明了當時敦煌的繁榮。
（須大拏太子本生因緣，現藏俄羅斯符盧格。選自周紹良等《敦煌變文集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注）本文統計，均為作者手工統一，難免有錯，凡錯都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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