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英：一個譯者的隱匿與在場

2021-06-19由中信大方發表于文化

剛剛過去的四月，第六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揭曉。憑藉2020年出版的譯作《碎片》《鞋帶》，陳英獲得了年度文學翻譯獎。

現任四川外國語大學副教授的陳英在過去的幾年中作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譯者而被人熟知。上個月，她的最新譯作《運送孩子的火車》也問世了。《運送孩子的火車》以二戰後義大利的真實歷史為背景，透過主人公跨越四十八年的人生抉擇，講述了一個關於愛、家庭、希望與生存的故事。

本文轉載自南方人物週刊

文 | 盧琳綿

編輯 | 周建平

“真實的生活和小說不一樣，過去的生活沒有凸現出來，而是陷於黑暗”——陳英記得“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後一句——2018年春天，儘管看過原文小說許多遍，但真的譯到那了，失蹤的莉拉依舊沒有回來陪萊農度過晚年，“想哭，又覺得突如其來，難以置信”，一千六百多頁，一項“勞苦的差役”，結束了。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義大利隱身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作品，講述了兩個女孩間複雜纏繞的關係及命運。四年來，陳英一頭扎進上世紀60年代的那不勒斯，在那些破敗的城區生活、流連，與書中的人呼吸、爭吵、戀愛，撲面而來都是義大利南部炎熱的風。

這陣風，2011年，從那不勒斯颳起，恰合了全球女性主義崛起的潮流，引發多個國家的閱讀熱潮。小說不單指向女性友誼，作者費蘭特將人物融進時代流變，各種歷史事件穿插其中，“女性問題其實也是普世性問題，是女性小說，也是一部義大利歷史小說。”英國文學雜誌《Granta》形容：“如果你還沒讀過費蘭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還沒讀過《包法利夫人》。”

六年後，中文版譯者陳英翻譯的四部曲首部《我的天才女友》面世，好評如潮。“讀它的時候，我沒有秘密”，“這不是一本書，這是一把刀。它不僅劃開了那不勒斯，也劃開了我。”2018年冬，HBO上線第一部改編的系列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開播不久便入選《時代》週刊年度十大劇集，豆瓣評分9。3。

▲ 陳英獲單向街文學獎最佳翻譯

書火了，劇的第三部讓許多觀眾翹首以盼——隨著書的火爆，譯者陳英也被捲入時代的潮汐中，就像書房裡養的綠蘿，延展開來，不知在哪個句子的縫隙就勾到了讀者的心。“參與時代的過程我都覺得挺驚異的。因為你在做自己的事情的同時，參與了這個時代。” 作為一本世界級暢銷小說的譯者，陳英兼著譯者與學者的雙重身份，既遵循譯者的傳統，在翻譯中保持隱身與節制，忠實原著；又從譯作出發，現身社會實踐，介入時代。

譯者的現身

近十年，陳英常住在重慶歌樂山腳，過著依山而居的日子。以此地為起點，花上10分鐘，能去到熱鬧的磁器口古鎮；沿著山路爬半小時，能到靜謐的歌樂山頂——陳英自稱半“山居”，“向前走進入鬧市，向後走隱入山林”。

後一種常見，節制、隱藏、透明、不在場，都是慣常與譯者繫結的詞。創作上，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出於對原作的尊重，譯文需要規避“僭越”；生活上，翻譯中那些近乎體力勞作的部分，以及規定的交稿日期，更要求了一種對日常的高度把控。陳英二者都把握得很好，從不拖稿，作息規律，譯作更是廣受好評。

採訪當天，她帶著我登歌樂山——“看一遍是坐飛機在上空遊覽，或者坐纜車穿過一個文字。翻譯跟爬山一樣，是步行，拾級而上。”眼前的陳英穿著寬鬆的運動服，愛笑，愛說“是吧”，這是長年當教師留下來的習慣，一句話停留在此處，音調往往變得最高和明亮，眼神也是堅定的。

登山出一場暢快的汗後，陳英仍保持著強悍的體力。她一年譯三本書，工作量大，需要的體力也大，難怪同行朋友說，陳老師的能量，“深不可測！”

在書房裡安靜地翻譯，是人們想象中譯者的姿態——“現身，好像就不是我們這一行的傳統。”這自然與神秘的費蘭特有關。“埃萊娜·費蘭特”只是一個筆名，沒有人能夠確定作家真實的姓名、性別和身份。當作者隱身時，除了成為“最好的讀者”，把握住作者的語言和傳遞語言中的文學性，譯者能做的還有什麼？

在陳英看來，翻譯是一門手藝，一個人在書房裡，默默地扎一個好看的小板凳。她不擅長做一些看似熱鬧的事，也不主動。但翻過的書如同一顆石子投進時代的湖泊，這下如影隨形了，生活一下子蹦出意料之外的廣闊，每一面都撓著她，將她往外拽。連回老家，親戚問起她，都是“你們家那個翻書的姑娘”。

▲ 那不勒斯四部曲

陳英意識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個轉向，讓她從語言轉向實踐，這是她剛從事翻譯時完全沒想到的。原著作者埃萊娜·費蘭特從以往對一個女性的刻畫，轉到兩個女性長達60年纏繞複雜的友誼史篇。陳英則從後現代小說轉型到現實主義作品。早期翻譯巴里科時，《憤怒的城堡》《一個人消失在世上》都極具實驗性。“純精神性的，詩意的、抽象的、夢境般的”，文字帶著一種失重的眩暈，飄在雲端。現實主義作品則“能讓譯者進一步地跟現實問題對接”。

女性參照

2013年，初讀“那不勒斯四部曲”，陳英被兩個女孩之間持久的較勁迷住。“書中這種特殊的吸引力持續了一輩子，充滿思想、力量、激情，女性出於智慧而被繫結的描寫非常吸引我。”親密、控制、背叛、嫉妒與佔有，能量巨大，“她們不總是相互幫助，她們也相互洗劫，相互盜取能量和智慧”，“莉拉和萊農的關係充滿人世的煙火，是對生命的肯定”，“這不是可以簡單用友誼概括的感情，女性可以成為另一個女性的繆斯。”

她覺得，“之前很多對女性關係的想象和刻畫是很扁平單一的。費蘭特挖得很深，只有這種複雜關係才是真正的關係。真正的朋友是非常罕見的，現實中大部分都是相互來往的人。我們自己因為精神特別孱弱，也承受不起很多這種堅定的關係。”

“那不勒斯四部曲”吸引了一大撥讀者，陳英繼而經常受邀參加講座，主題多圍繞譯作、費蘭特、義大利女性寫作。實踐參加得越多，她就愈發覺得，成長中的參照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不來自現實，也可以來自文學。“那不勒斯四部曲”能成為這樣的參照，“長到一定的階段，其實很需要一個成熟的女性作為你的參照，有很多事情可以交流”，包括真實的女性關係，“大眾媒體、電視劇很多情節都在詆譭，在女性友誼沒有打造成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塑膠姐妹情’這樣的表述，‘閨蜜’也混雜著很多曖昧的東西。女性之間的友誼還處於一種缺乏參照的階段。”

讀者們經常和她分享閱讀《我的天才女友》《碎片》《鞋帶》時的感受。她笑著自嘲，譯的書都是婚姻勸退手冊，“我覺得（我翻譯的作品）可能會提高離婚率，降低結婚率。儘管可能比較遺憾，但也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特性。”來自女性處境的真實反饋，一點點扎著她，想要以學者的身份進入社會實踐，“其實除了是譯者之外，我還是個學者啊。”這不是自詡，聽陳英的講座，常有讀者說，彷彿回到大學，上了一堂高質量的課，乾貨滿滿。

一間自己的房間

翻譯“那不勒斯四部曲”時，陳英最得心應手的是第四部《失蹤的孩子》。主角從少女時期的生澀與盲目、成年時期的漂泊與從野心中抽離，進入她口中的“真實的老年”，進入對人生有掌控的階段。“這時尼諾在她心裡已經沒有什麼地位了，是一個愚蠢油膩的形象。萊農在反思，在清算自己的一輩子，也開始對抗年老的問題了。也可能跟我的年齡有關，我好奇她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還有不追求男人後她的生活變成什麼樣，思索一種智性的生活”，“人若解下浮華的東西，愛情、聲譽、事業，還剩下什麼？”

陳英自認第四部契合目前的心境，語感也好找，年老的講述者的聲音平靜滄桑。投射到自身，人到中年，剋制的激情，真切強悍，最貼近生活本質，“清醒與節制，使一切井井有條、熠熠生輝”，能攫住內在的真相。

這份平靜來之不易，她覺得要捍衛住——“達到一種自洽的狀態，並且去捍衛。”身為女性，擺脫監控與受限於人，完全地去掌控自己的生活，於萊農，於她，都是一個漫長的歷程。

▲ 3月7日，陳英在講座上

1999年，陳英本科畢業。待過一段時間的旅行社，又去了大公司做技術翻譯，三年後重歸校園，考上了北外的研究生。家境不好，她成熟得早，常過著讀書與打工的雙重生活，自己負擔學費和生活費。

在歐洲留學，為了省錢常住在昏暗的小宿舍。辦居留時，擠在流民一樣的人群裡，警官態度粗暴，每辦一次手續都元氣大傷。後來又有人寫公開信，指名道姓諷刺她，“一個女人，三十幾歲了，還在海外讀博士”。總結這段時間，陳英說，“到一定年紀才能擺脫。青春期又苦又長，那種受制於人的感覺特別差，沒有自我空間，好多想做的事做不到。”

現在，在這間屋子裡，陳英把《世說新語》、《聊齋志異》放在床頭，每天讀點古文，精神舒爽，保持中文語感；也看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佛羅倫薩史》、阿里奧斯托《瘋狂的羅蘭》，一頭扎進浩瀚的古典文學中。但她還是覺得時間不夠用，碎片閱讀太多，真正的沉浸太少。小時候上學，她是坐不住的那個，走神，閱讀時思緒也是飄散的，報刊倒是看了不少，《小說月刊》《名作欣賞》《文匯報》《花城》。她印象深刻的是歌德的詩，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先鋒文學作品，這些成為她文學的養分。每當翻譯時，冷板凳一坐，進入狀態，成為故事的講述者，就又過起年少時寫作的癮來。

一個譯者的激情與靜和

“住在歌樂山這裡，卻是棲居在文字裡頭，有時候是冷清的北方，有時候是中世紀亂糟糟、情慾肆虐的修道院。”譯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時，陳英感覺，整個夏天的體驗都是戀愛，一段在那不勒斯有熱度的戀情。

朋友莉迪亞就是那不勒斯人，身上有著小說般熾烈混亂的激情。走在街上，陳英能感覺到女性的氣質是一種盛開的狀態，一種很強的衝擊力從年輕女孩子身上散開。莉迪亞解釋這種強悍的生命力：那不勒斯在維蘇威火山口上，這可是“歐洲最危險的火山”，隨時都可能爆發，把一切都埋了，他們就有一種決絕的姿態。

2009年夏天，莉迪亞帶她去那不勒斯。朋友的“Mutter”（德語的“母親”，莉迪亞稱）就是火山的女兒，傷心時大哭，憤怒時會跳，可以講幾個小時不重複的話，蹦出許多真理。Mutter開車彪悍，回莉迪亞家的路上，巷子窄，車子卡得只剩下一個左後視鏡，擠一擠也過去了。

▲ 陳英講座合影

陳英在翻譯時往往想起莉迪亞與她的母親，費蘭特寫出了一個城市的氣息，“那不勒斯人和他們的城市緊緊貼合，有一種真正的激情在整個城市迴盪”，“一個對情感刺激很強烈的城市，在那比較容易生氣，比較容易戀愛，它的美很美，醜就很醜”，“我彷彿感受到了那不勒斯的風，感受到了主人公成長的破敗街區，感受到那些灰塵、熱度，還有大海。”

但筆落在紙上，落在翻譯實踐，盡是節制。面對激情帶來的節奏感的更替，才更要保持平靜。翻譯第四部的時候，她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每天騎個破單車，尋到白雲山下沒蚊子的圖書館，平心靜氣地在館裡坐上一整天。“翻譯是每天的固定節目，不是今天興致來了，靈感來了，寫個一萬字然後休息三天，它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工作，很規律。它跟一個手工一樣，它有工序，先把稿子寫出來，然後不停地改，不瞭解的地方還得精修”，“節制也有一種激情在裡面，對你做的事情懷有一種真切的激情。”

工作之餘的時間大都靜和。她自比是蜥蜴託生的，冷血動物。“工作完了，春分之後，最好的度日方式就是找個有太陽的地方天天躺著。”確實也這麼幹過，十年前博士畢業後，陳英得了半年的閒空，通日去運河公園和龍潭湖公園曬太陽，拿本書，防備溜圈的大爺來問她“為何老枯坐著”。年票也只需三塊錢，她就整日坐在亭子裡喝茶，心裡特美。書不怎麼看，就跟柳條一起感受暮春地下浮上來的燥熱。

3月初，重慶精典書店，作為主講嘉賓，陳英參加了《歷史的暴力與女性主義寫作》國際婦女節講座。現場互動環節中，對話從“那不勒斯四部曲”進展到對現實中女性處境的積極追溯。背後的螢幕上是她剛剛對婦女節的祝福語——“更強悍，更開心！”以及那張廣為人知的“We Can Do It！”海報。

當天，她在PPT上，黑底白字，列了丁玲的四條教誨，不僅在給現場的女性朋友，更是貫穿在她作為譯者的日常生活中：

“第一，不要讓自己生病，有節制地生活。第二，使自己愉快，每天都做點有意義的事情，遊惰只會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軟，枯萎。第三，用腦子，最好養成一種習慣，才不會後悔，才不會上當。第四，下吃苦的決心，生為現代有覺悟的女人，就要認定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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