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春秋一代數百年物質與技術條件的豐厚積累，到了社會劇烈變革、生產力迅速發展進步、思想文化繁榮活躍的戰國時期，玉璜製作與使用也步入了一個空前發展繁榮的高峰階段。較前代同類器而言，戰國玉璜的形制與藝術風格均發生了劇烈變化，不僅數量眾多、形制繁雜、流播地域更為廣泛，還出現了出廓式、鏤空式、層疊式、分節套合式等諸多精美絕倫、巧奪天工的嶄新品種。以下依據形制與紋飾圖式的區別，將常見的戰國玉璜（珩）大致分作以下幾類。
出廓式玉璜
圖1、安徽長豐楊公戰國墓出土出廓式玉璜
圖2、湖北丹江口吉家院墓地出土戰國中期出廓式玉璜
圖3、山東淄博臨淄區商王村戰國墓出土出廓式雙首龍玉璜
本式璜是戰國時期大量出現的一類形構複雜器型，所謂“出廓式”就是在傳統玉璜“母本”形體之外以鏤空透雕等技法加飾龍、蛇、螭、鳳、變體雲紋等“附屬”造型而形成的一種形構，是戰國玉璜中最具特色的創新品種之一。按照目前所能見到此型別標本，可將其分為一側出廓式、兩側出廓式、兩側及兩端出廓式三類。
（1）、一側出廓式璜的標本最為常見，例證見於安徽長豐戰國墓出土器（圖1），體扁平，彎弧成半璧狀，弧背外緣中部鏤雕兩隻左右對稱的出廓鳳鳥，鳳鳥尖喙，冠微上揚，作回首伏臥狀，碩大長尾向兩側翻卷，璜體邊緣飾規則扉稜，器表兩面以蒲紋為地紋，間飾碩大的捲曲羽狀紋，周圍勾勒凹弦紋邊闌。湖北丹江口吉家院出土一件戰國中期素面璜（圖2），弧腹外緣向下對稱伸出兩勾雲形扉齒，是本式璜中較罕見的例子。
（2）、兩側出廓式璜的典型例證見於山東淄博臨淄區商王村戰國墓出土器（圖3），體扁平扇面狀，兩端作龍首形，龍口部透雕，尖唇，杏仁目，獨角，下頜有須，器表陰刻勾連雲紋。璜體弧背外緣出廓透雕變體勾連雲紋、弧腹外緣出廓透雕左右對稱的一組變體螭紋。
（3）、兩側及兩端出廓式璜是較前兩類器形構更為繁縟複雜的一類器形，典型例證見於安徽長豐楊公戰國墓出土的此類器（圖4），體扁平成拱橋型，兩端對稱鏤雕彎曲呈“U”形的回首龍狀，龍作張口吐舌狀，尖吻，杏仁眼，長角捲曲後飄，龍體以陰刻線與璜體“母本”分隔，璜體弧背、弧腹外緣出廓鏤雕對稱的變形鳳鳥，弧背上部的鳳鳥短小而簡約，弧腹下部的鳳鳥形體碩大而鏤雕繁縟。璜體器表兩面淺浮雕三聯谷紋。
圖4、安徽長豐楊公戰國墓出土出廓式龍形玉璜
鏤空式玉璜
圖5、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戰國鏤空式玉璜
本式璜所見的出土物標本不多，典型例證見於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器（圖5），體扁寬，通體鏤空透雕出左右對稱的幾組相互連貫糾結的龍、蛇、鳥形，再以淺浮雕、細陰刻線對龍、蛇、鳥的軀體細部精細勾勒，兩端、弧背、弧腹以各種動物形體特徵為外緣，構成整器輪廓的不規則形。一面雕有紋飾、一面光素無紋。
層疊式玉璜
圖6、湖南臨澧九里茶場出土戰國層疊式龍紋玉璜
本式璜例證見於湖南臨澧縣九里茶場戰國墓出土器（圖6），體扁平，弧形，分上下兩層，中間透雕分隔，上部分雕琢成雙首龍形，龍口作圓穿，上吻寬闊前突，橢圓眼，龍角後飄，龍身表層陰刻捲雲紋。下部亦雕琢呈雙首龍形，龍首部透雕，口微張，上吻伸長與上部龍身相連結，下吻短而上卷，龍體表面以細陰刻線刻有捲雲紋、網紋、絞絲紋、羽狀紋等裝飾，兩龍身上下有弦紋輪廓線邊闌。
分段連輟式玉璜
圖7、河南輝縣固圍村祭祀坑出土戰國分段式龍紋玉璜
本式璜例證見於河南輝縣固圍村祭祀坑出土器（圖7），是目前所見戰國玉璜中形構最為複雜、雕琢最為精細、工藝成就最高的一例。通體由七件玉飾和兩件鎏金銅獸頭分段拼接組成，雙面雕，各部分之間以銅片相互連貫。正中間一件玉飾呈梯形，體表飾簡約龍首紋、雲氣紋，有陰線刻弦紋邊闌，上部雕刻一出廓獸形飾，獸作回首臥伏狀，張口露齒，橢圓形目，臀上翹，垂危上卷，體表飾水滴紋，下部雕一出廓圓鈕。正中間玉飾的左右兩側各對稱拼接三塊玉飾，其中第一塊扇形飾體表陰刻多組簡約龍首紋，第二塊玉飾雕琢成龍首形，龍嘴微張，上吻寬大而前突，下吻短而前端內卷，龍鬚弧形外卷，眉與嘴邊陰刻絞絲紋，第三塊橢圓形玉飾中間鏤空成勾雲紋，體表陰刻雲紋。七件玉飾中，中間五件聯為一體，呈雙龍首璜體狀，最外側兩件橢圓形玉飾各用鎏金銅片與雙首龍璜體相連線。整器形構繁縟奇巧、雕琢精整細膩，珍貴而罕見。
上述幾類是戰國時期玉璜的創新形制，此外春秋時期各種形制的玉璜這一時期仍然繼續流行，常見的大致有以下幾類。
雙首龍式玉璜
圖8、 安徽長豐楊公戰國墓出土雙首龍形玉珩
圖9、國家博物館藏戰國雙首龍形玉璜
圖10、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雙首龍形玉璜
目前發現的戰國時期雙龍首形璜的數量甚豐，表明這一時期此類璜十分流行。例證見於安徽長豐楊公戰國墓出土器（圖8），兩端龍首張口露齒，杏仁眼，上吻寬大而前端尖細，下吻窄細，角弧形後豎，頜下有須，頭部五官均有陰刻輪廓線，龍首與軀體間雕刻弧形絞絲紋分隔。龍體表面淺浮雕規則的三聯谷紋，谷紋區外側有弦紋邊闌，兩面紋飾相同。故宮（微博）博物院收藏的雙首龍形璜等與上述器形制雷同，僅器表飾有谷紋、捲雲紋、圓穿位置與數量多少略異。此外國家博物館（微博）藏龍形璜（圖9）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器（圖10），體較長豐楊公戰國器略寬扁，龍眼菱形或橢圓形，器表飾渦紋、蒲紋或捲雲紋，雕琢簡約。
緣出扉牙式玉璜
圖11、國家博物館藏戰國臥蠶紋雙首獸形玉璜
圖12、北京延慶戰國墓出土素面雙首獸玉璜
本式璜的特徵是在璜體外廓切割出多種外凸或內凹的扉牙形狀，形成一類所謂凸凹起伏變幻的裝飾性“花邊”，此類裝飾在戰國以前的玉璜中也有少量出現，多為左右不對稱的裝飾形構，到戰國時期數量劇增，成為璜體外緣裝飾的一種常見形式。典型例證見於國家博物館藏臥蠶紋璜（圖11），體扁寬，中間部分弧背，弧腹外緣光平無扉牙，兩端部分的外緣雕琢有方折狀牙脊，器表飾淺浮雕臥蠶紋、谷紋。類似的標本還見於北京延慶出土雙獸首形璜（圖12）。
紋飾分割槽式玉璜
圖13、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國墓地出土戰國夔龍紋玉璜
圖14、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戰國雲紋玉璜
圖15、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戰國夔龍紋玉珩
戰國時期的此類璜，溯其源出，多系直接從春秋楚地紋飾“分段式”璜承襲或演變而來，亦有藏家據其紋飾分割槽狀況稱其為“兩段式”、“三段式”璜等。河北平山縣七汲村中山國墓地出土的戰國夔龍紋璜（圖13），璜體中部刻有窄細的凹槽將紋飾分為左右對稱的兩部分，本式璜圖式的分割槽方法、繁縟的不減地浮雕夔龍紋與填襯細陰刻線絞絲紋的工藝技法，與春秋時期楚玉“兩段式”璜的形構紋飾同出一轍，是直接對春秋楚玉璜傳統形制的沿襲。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扁平體玉璜（圖14），扁平體略厚，器表紋飾以淺浮雕谷紋雜以雲紋為主，有兩條縱向絞絲絃紋條狀帶將谷紋平均分作三區，中間部分紋飾區的中部填飾有方形細網格紋，弧背、弧腹緣部有彎弧狀絞絲絃紋邊闌，兩側區域均作變體龍首形，外緣微起牙脊，器表谷紋中間飾雲紋、方形細網格紋。曾侯乙墓出土的另一件拼接玉珩，器表紋飾亦有條狀或弧形絞絲絃紋帶隔離均分作三區，與上述三區紋飾璜形構的細微差別在於器表鋪滿繁縟的夔龍紋，整器外緣均有扉牙（圖15）。
陰線刻式玉璜
戰國玉璜中，還有一類雕琢紋飾不使用淺浮雕技法、而僅用陰線刻繪圖式的標本，例證見於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璜（圖16），體薄而寬扁，器表用雙陰線刻繪流暢捲雲紋，紋飾區外有直線形、彎弧形陰線刻邊闌。器表另一面雕琢獸面紋。
圖16、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戰國勾連雲紋玉珩
圖17、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戰國素面玉璜
圖18、甘肅寧靜雙峴鄉尤付村出土戰國素面璜
此外，戰國時期還偶見體扁寬、呈半圓形或扇面狀的“傳統型”素面璜出現，如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器（圖17）、甘肅寧靜雙峴鄉尤付村出土器（圖18）等。
戰國玉璜的形制、紋飾是同類器中最為複雜多變的一類，目前藏家流行使用的幾種戰國玉璜分類方法，尚沒有那種分類法能夠將見於著錄的玉璜標本精準囊括殆盡。如果僅依“形制”區別或僅據“紋飾”不同的單一標準對戰國玉璜分類，則會帶來不少標本分類歸屬模糊、或有些標本分類過於粗約等問題。本文采取“形制”與“紋飾”特徵兼顧的方式，僅對戰國玉璜作大致分類，嚴謹說來，亦算不上是一種十分精確的分類法。
戰國玉璜的紋飾，多直接從春秋同類器中因襲、衍變而出，動物圖案種類以龍紋、螭紋、蛇紋、鳳紋及其組合為主，主題紋飾區內亦流行加飾網格紋、絞絲絃紋、羽狀紋、花葉紋、水滴紋等細密紋的做法。尤其春秋之際流行的雙首龍紋圖式，戰國玉璜形構組圖仍大量使用，只是龍或其他神異動物的整體形構在組圖中進一步被肢解、離散、抽象、簡化、變形，向著裝飾性極強的幾何圖案化方向發展。以龍首紋為例，春秋之際那種以抽象變形龍首紋形構為單元、繁密鋪陳填充整個畫面的組圖模式已漸趨式微，圖式紋飾開始變得疏朗，龍首紋圖案作為一個“單體”漸趨獨立出來使用，有些龍首紋被極度簡化變形，僅剩區域性形構而難以準確辨其形制。此外戰國玉璜中還流行具有淺浮雕效果的雲紋、谷紋、渦紋、蒲紋及其組合圖案等。關於戰國玉璜圖案中這些紋飾的源變，一般認為應系由早期人與動物、植物圖式肢解、離散後的區域性形構演變過來的，如不少研究者認為圓凸尖頂形的谷紋源出於人或動物的“眼睛”；臥蠶紋源出於早期動物圖式的“卷尾”；勾連雲紋可能是早期人或動物的“鼻子”演變而來；絞絲絃紋可能是人與動物的眉毛演變而來；網格紋則可能由人與動物的衣格演變而來；蒲紋可能是草帶紋演變而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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