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針對《酒泉幹骨崖》遺留的有關串珠的疑問，筆者選取部分標本做了進一步觀察和分析。研究證實所謂“白陶（滑石）珠”應為燒製滑石珠，並混有不少貝珠；統計了一批紅玉髓/瑪瑙珠的基本資訊並介紹了表面細節；進而以材質、工藝為線索，考察了幾類串珠的源流，並著重討論了貝珠。此項研究為考量公元前二千紀上半葉西北地區的手工業與物質交流提供了基礎。
幹骨崖墓地位於河西走廊西部的祁連山北麓，豐樂河東岸沖積扇頂部，隸屬於甘肅省酒泉市。1987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發掘了河岸瀕臨破壞的一部分，墓葬編號107座。該墓地貧富、等級分化不明顯，平均每墓隨葬陶器不足3件，另有石、貝、金屬材質的工具和裝飾品。墓地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2016年出版的《酒泉幹骨崖》（以下簡稱“報告”）對此進行了全面報道。
以往對甘青地區早期串珠報道較詳細的主要是安特生。此後，能將史前串珠材料、尺寸、形狀和數量悉數發表的考古簡報和報告並不多。簡略的報道直接影響了相關遺物的研究。本報告則專設“裝飾珠與原料”一節報道串珠。先歸納了串珠的材質，即自然礦物、貝殼和陶三類，繼而按“石管珠”“白陶（滑石） 珠”“肉紅石髓珠”“煤精珠”“綠松石飾”“螢石料塊”“蚌珠”“小螺殼飾”八類進行概述，並例舉標本尺寸和形狀。然而對串珠材質、數量、表面細節等方面的報道仍有未盡之處。為彌補上述遺憾，近年我們又對部分幹骨崖出土串珠做了補充觀察和科技檢測，所得認識彙集成此文，以就教於方家。
一 淺色串珠
本文討論的“淺色串珠”包括報告述及的“石管珠”“白陶（滑石） 珠”“蚌珠”。根據報告，前兩類串珠均為“骨白色”。“蚌珠”中有一部分形態、顏色與“白陶（滑石）珠”類似，均為截面呈圓形、較薄的片狀或略厚的短柱狀，直徑在 5～7 釐米。（圖一，圖二）報告在介紹“白陶（滑石）珠”的數量時，提及“其中少部分為蚌珠”，即這兩個條目報道的串珠有一定重合。因而關於淺色串珠至少存在兩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其一，“白陶（滑石）珠”到底是白陶珠還是滑石珠？其二，“白陶（滑石） 珠”與“蚌珠”各有多少？
先看第一個問題。報告採用“白陶（滑石）珠”的稱呼，主要基於串珠成分分析和表面特徵：ED-XRF 分析表明，珠子中 MgO 含量很高；又因孔內沒有明顯的鑽取痕跡，報告編者推測珠子可能是“含鎂質白色黏土燒製的”。《附錄八》更進一步提出其或與南方白陶工藝相關。但從“白陶（滑石）珠”的用名也可看出，編寫者未完全否定其為滑石珠的可能。
為此，我們對所謂“白陶（滑石）珠”進行了取樣觀察。（圖三，圖四）這類珠子個體較小，又有一定厚度，在沒有進行鑽孔翻模觀察的情況下，很難判定其孔內有無鑽痕。而X射線衍射分析（XRD）提供的認識則有所突破，明確了其主要礦物成分是頑火輝石（MgSiO3）（圖五），或含少量滑石（Mg3 ［Si4O10］（OH） 2）。（圖六）頑火輝石為滑石高溫煅燒後的產物。質軟的滑石經切割、鑽孔製成串珠，再經高溫煅燒以達到提高硬度、白度的做法見於南亞、古埃及等地的新石器至青銅時代，國外學者對此已有一定研究。近年，國內學者在中原西周時期和東北地區青銅時代晚期出土的“料珠”中識別出燒製滑石珠。報告中所謂“白陶（滑石）珠”基本可確定為燒製滑石珠。
再看第二個問題。要搞清燒製滑石珠與“蚌珠”的數量，首先要能區分。報告《附錄八》已談到二者在成分和外觀上的差別。筆者進而歸納如下：滑石珠顏色略灰暗，相對堅硬、緻密，形狀更規整、稜面分明；貝質的串珠（以下簡稱“貝珠”）皆已失去珍珠光澤而顏色發白，層狀、質地略疏鬆，有染指掉粉現象，形態大多已不甚規整，吸水率較高，遇水微呈淡紫色——以上特徵不一定都出現在同一枚珠子上，以儲存較差的最為突出。（圖七）究其原因，燒製滑石珠主要礦物成分為頑火輝石，摩氏硬度約為 6；而貝珠主要成分為石灰石（CaCO3），摩氏硬度約為3——二者結構、硬度不同，風化程度差異較大。
我們據此重新複核了淺色圓片和短柱狀珠的材質，發現貝珠實為大宗，燒製滑石珠約佔五分之一強。（表一）另外，筆者複查其他“石管珠”和“蚌珠”認為，M35 出土的 B 型腰鼓狀“石”管珠，表面有平行紋理、存在掉粉染指現象——應由貝類製成（圖八）；M62 的十字孔“蚌”珠（包括M30“蚌貝”）不具備上述貝類材質特點，而與報告報道的 A 型石管珠類似——“呈細砂粒般的毛糙粗澀質感”，似為石質。此外，出土於M85 的一枚A型石管珠，經XRD檢測確認為燒製滑石珠（圖九）
這樣，筆者在報告基礎上略做調整，製成表二。可以看出，幹骨崖出土串珠四百餘枚，以貝珠最多——絕大多數為圓片珠。（表二）
二 紅玉髓／瑪瑙珠
報告介紹幹骨崖墓地出土“肉紅石髓珠”35 枚。根據外觀，筆者傾向稱其“紅玉髓/瑪瑙珠”。“肉紅石髓珠”一詞是夏鼐先生討論雲南石寨山出土串珠時引入學界的。他參照當時礦物辭典公佈的名稱對譯了 carnelian 一詞，並指出這類串珠通體基本一色、以肉色較多，與瑪瑙均屬於玉髓，區別在於後者有明顯層紋。目前的礦物學工具書中，carnelian 一詞又作“紅玉髓”“光玉髓”等。幹骨崖此類串珠顏色從桔黃至紫紅（圖一〇），與“肉紅”相差較多。多數以“紅玉髓”稱之更簡潔；另有五枚呈暗紫色、表面黃色同心圓、平行條帶紋理明顯，稱“瑪瑙”更合適。（圖一一—圖一三）
幹骨崖紅玉髓/瑪瑙珠多為不規整的長、短柱狀，有的似乎腹部略鼓，實際多為加工不充分導致。珠子外徑5。5～13毫米；最長的管珠孔長 21。5 毫米，較小的圓餅珠孔長約 3～5 毫米。在觀察、統計的 19 枚串珠中，外徑 7 毫米以下的過半。（表三）
這批珠子表面裂紋、磕缺多，多數未磨圓，有的區域性磨平，且留有肉眼可辨的小磨面和磨痕。如 M51 出土的一枚紅玉髓珠（圖一四）表面凹凸不平、未見磨痕，應是粗成型後即鑽孔的粗胚；再如M51、M74、M100 出土的幾件（圖一一—圖一三，圖一五），為單面打磨鑽孔、另一面無磨痕或磨痕少。類似無磨痕或磨痕較少者均為孔長小於腹徑的短珠，其中不少為單面鑽成，表現為鑽孔一端孔緣規整，另一端孔緣不規則、破裂範圍較大。而孔長大於腹徑的管珠（圖一六—圖一九）和較厚的小珠子 （圖二〇）兩端孔緣均規整，應採用的是兩面對鑽；孔眼所在的兩端面均經打磨，但大多不充分，表現為截面形狀不規則、表面不平。總體來看，這批紅玉髓/瑪瑙珠形狀不甚標準、完成度較低。
幹骨崖墓地二至四段 10 座墓葬還出土了紅玉髓碎料。其中，M48、M59、M60 的料塊與灰色石片、綠松石料塊等同出於陶罐或多子盒中（圖二一），其餘見於墓內或填土中。從形態來看，碎料包括薄片和料塊。除M51 一枚料塊已粗成短圓柱狀，且一面有圓形起鑽痕（表三，報告彩版二〇：4）；其餘形態均不規整，若要加工成規整的珠胚，尺寸必遠小於本址出土的串珠，因此推測這些是難以進一步加工的廢料，或是為了試驗加熱變色效果打下的剝片。
綜上所述，幹骨崖紅玉髓/瑪瑙珠原料不甚統一，成品大多缺乏精加工或有硬傷——或與製作者加工水準和能力有關，原料均一程度可能也有影響。一個加工特點是：短珠經常單面施鑽。珠子的製作總體顯得草率、稚嫩，結合廢料來看，或為當地人初步嘗試製作玉髓珠的孑遺。
三 串珠源流初探
由於幹骨崖串珠的形狀缺乏特殊性，多數也沒有紋飾，要探討其源流目前只能從材質和工藝入手。幹骨崖出土串珠主要是貝珠、燒製滑石珠、紅玉髓/瑪瑙珠，還零星出土了綠松石珠、穿孔海貝、淺色低硬度石料製成的串珠、煤精珠等。（表二）其中，以下幾類的來源值得關注。
首先是貝珠，包括圓片狀、不規則球狀和扁體管狀三種直徑/長小於 1 釐米、具有穿孔的貝質珠飾，以第一種為主。與穿孔海貝、河蜆不同，此類珠飾經切割，天然形狀、表面特徵已不可考，無法透過復原貝殼形態探討其來自何種水域、淡水抑或海洋。
從考古發現來看，圓片狀貝珠和不規則球狀貝珠還見於火燒溝等甘青地區遺址。尤其圓片珠見於祁連山南北，青海共和盆地的宗日和尕馬臺墓地都出土了數百至上千枚。不規則球狀珠報道較少，見於安西潘家莊和張掖西城驛遺址。另外，酒泉地區其他考古材料也說明，西城驛文化至四壩文化階段貝類飾品比較多見，除珠外，還有蚌泡、穿孔貝殼等，絕對年代約當公元前21～前15世紀。
進一步檢索周邊相當或早於上述時段的考古材料，可知貝珠的發現十分零星，且大體分屬兩個時代。（表四）較早的三處均位於遼西及西遼河北系區，處於紅山文化晚期或更晚，即公元前 3000 年前後。較晚的七處位於中原和北方地區，年代集中在龍山晚期至二里崗上層階段，與甘青地區貝珠年代大體重合。值得一提的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尚無貝珠報道。因而，若將貝珠早晚兩階段的流傳聯絡起來，證據鏈上還存在缺環；若說“貝珠在前 21～前 15 世紀可能是一種在西北、北方、中原大範圍內流通的裝飾品”應大體不差。
那麼這些貝珠是否製作於上述流行地區？
中原自新石器晚期至東周時期使用不少蚌質工具，無疑存在貝料資源，也熟知貝類的加工。但出土貝珠太少，且貝飾或其他材質的串飾均不甚流行。若說貝珠為中原製造，還需要製作遺蹟等硬證。
西北地區目前發現的貝飾最多，但當地是否具備原料是個疑問。貝珠取材於貝類珍珠層。理論上講，可以提供小而扁平的珍珠層甚至珍珠的貝類種類繁多，包括較為寒冷地區的江河湖泊。多項地理研究表明，四壩文化時期西北區域性水資源明顯優於今日，如黑河的下游終端湖存在穩定高湖面，僅古居延澤區域湖泊面積就在 1000 平方千米上下；目前為溼地—季節性積水的騰格裡沙漠頭道湖在當時也存在永久湖泊，同期羅布泊也有較多來水匯入。如以酒泉地區為中心，最近的可提供貝料的地點在何處？筆者認為還不能輕易下結論，需要相關學科合作論證。
除境內貝珠流行區，還需注意的是蒙古東部迆北至外貝加爾地區。此區貝類資源豐富，自新石器時代蚌器便以裝飾品為主。圓形穿孔貝珠還見於貝加爾湖周邊的戈拉斯科夫斯克時代遺址；在更早階段，在貝加爾湖以西的安加拉河上游、以東的黑龍江上游石勒喀河流域以及蒙古東部新石器時代都有貝珠出土。蒙古東部的坦薩布拉格遺址，不僅出土了由 200 多枚圓片形貝珠構成的項鍊，還在房址中出土了未完成品。此外，與幹骨崖“蚌泡”類似的中心穿孔圓蚌片在戈拉斯科夫斯克時代遺址中也有出土。以往學者曾討論殷墟時期蒙古高原與青海之間或存在沿戈壁西部、黑河流域的交流渠道，貝珠、“蚌泡”在幾處節點均有發現而時代略早。但畢竟這些器物形態、工藝均缺乏特殊性。兩地所見是由於存在相似資源或生業（漁獵）、各自發展而來，還是遠端交流的印證，需要進一步探討。
其二，燒製滑石珠。根據現有材料，此類串珠在公元前二千紀上半葉及以前的發現十分有限，比較明確的報道有寧夏沙塘北塬，發掘者認為其年代在常山下層向齊家文化過渡時期，故應早於幹骨崖。另外臨潭磨溝出土有滑石珠，年代約當前二千紀中期，數量不詳。從目前資料看，此類遺物在境內出現不晚於公元前三千紀下半葉，在青銅時代早期還比較少見，主要見於河西等地。其溯源方向應在北方。
其三，紅玉髓/瑪瑙珠。這類串珠近年常被視為早期中西交流的物證。目前，有可能更早的紅玉髓/瑪瑙珠來自火燒溝遺址。但材料尚未發表，還不能揣測其來源。就幹骨崖紅玉髓/瑪瑙珠表面特徵及碎料來看，當時河西地區已經開始嘗試製作這類珠子，也就不能再將其一概而論歸為外來產品。如何利用成分差異和工藝等特點區分不同來源的紅玉髓/瑪瑙珠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其四，織紋螺。表四中的“織紋螺”即報告報道的“小螺殼飾”。儘管被磨掉了體螺層，從殘留的“內唇滑層擴張、遮蓋整個體螺層腹面”的形態來看，可以確定其屬於織紋螺亞科（subgenera of the Nassariinae） Plicarcularia 亞屬。該亞屬基本都是暖水種，廣泛分佈於印度洋—太平洋。類似形態的織紋螺飾還見於宗日、尕馬臺墓地與柳灣齊家文化早期墓葬，應與貨貝相似，為遠端交換而來，但 Plicarcularia 亞屬織紋螺出現的時代似更為集中，目前僅見於青銅時代早期。
再看後續的流佈。幹骨崖出土的串珠中，燒製滑石珠、紅玉髓/瑪瑙珠、煤精珠在甘青地區青銅時代晚期的卡約文化、寺窪文化墓地發現較多，如湟中潘家梁、大通上孫家寨；前兩種串珠還見於青海化隆半主窪 卡約文化墓地、甘肅臨潭磨溝、岷縣佔旗、莊浪徐家碾等寺窪文化墓地。值得注意的是，潘家梁、半主窪、上孫家寨、佔旗等地的紅玉髓短珠有些也是單面施鑽。最近的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以幹骨崖為代表的四壩文化晚期與卡約、寺窪文化或曾短暫共時。串珠材質與工藝上的一致性，為考察四壩文化與卡約、寺窪等文化之間的交流、傳承關係再添證據。
四 結語
本研究透過觀察和檢測，對幹骨崖墓地出土串珠有了進一步認識。淺色串珠以貝珠為主，並含有燒製滑石珠。兩類串珠基本可從宏觀特徵上區分。紅玉髓/瑪瑙珠的形態及碎料的出土，暗示當地人群可能在嘗試製作此類串珠。串珠的材質和工藝特徵為我們探討其源流提供了線索。出土最多的貝質圓片珠，可能是公元前21～前15世紀廣泛流行於西北、北方、中原的一種飾品，目前以西北最多。燒製滑石珠至遲在公元前三千紀下半葉已出現在甘寧地區；紅玉髓珠、煤精珠、Plicarcularia 亞屬織紋螺為青銅時代早期新見串珠，前兩種連同燒製滑石珠繼續在青銅時代晚期流行於甘青地區，反映了某種裝飾習俗的傳承。
串珠對探討特定人群的審美觀念、區域交流等具有重要意義，但以往學界對早期串珠關注有限、報道粗疏，導致其蘊含的資訊多被忽略、相關研究停滯。本研究是為改變這種現狀所做的努力。但限於資料，許多問題尚不明朗。若要有所突破，還需要有針對性地開展一些材質溯源和工藝研究，並尋找原料開採、生產製作等相關遺蹟。
附記：導師李水城先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輝、陳國科、魏美麗諸先生為標本觀察提供了便利；樣品XRD檢測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W-Madison）地質系徐惠芳教授主管的XRD實驗室進行，檢測及解譜由該校人類學系研究人員Randall Law完成；對實驗給予指導的還有 威 斯 康 星 大 學 麥 迪 遜 分 校 人 類 學 系 J。M。Kenoyer 教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崔劍鋒老師、黃希同學，在此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