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官方檔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記史料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具有比較獨特的價值。晚清日記蘊含著豐富的寶藏，其中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翁心存《翁心存日記》被譽為“晚清五大名日記”。這些日記成於知名學人和官員之手，時間跨度長達幾十年，記事範圍廣泛。其他人的日記，例如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記》、董文渙《峴樵山房日記》、何剛德《春明夢錄》、那桐《那桐日記》等，也記錄了晚清社會文化某方面的情態。以上日記的主人大多曾在翰林院或各部任職，參與編纂各種官修史書，熟悉史館制度的利弊得失。這些日記保留了史館修史過程中全面系統、生動具體的細節和勢態，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書成書後各方的反應。
閱讀和徵集制度較為完備
從唐代開始，設館修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設館修史必須訂立嚴格的章程，才能保證修史效率。晚清史館眾多，常開之館有國史館、起居注館、方略館等，例開之館有實錄館、聖訓館、則例館等，閱時特開之館有會典館、各國政藝通考館等。這些史館制定了相關章程、規則、凡例、條例，並在修史過程中形成了相對完備的史料徵集制度。茲以實錄館為例，介紹晚清史館的稿本閱讀和史料徵集制度。
實錄成卷後，先呈監修總裁、稿本總裁恭閱。總裁憑藉豐富的修史經驗加簽注，指明有待修改之處，發回初修史官修改。比如，《翁心存日記》對《清宣宗實錄》的稿本校閱制度有細緻生動的記錄。翁心存對《清宣宗實錄》恭閱本、黃綾正本的校閱工作，秉承稿本總裁的職責，歷寒暑不易，勤勉忠誠地完成有關工作。咸豐元年（1851）正月十一日，當收到實錄館收掌官遞送的“恭閱本三冊”，翁心存次日即對籤條進行稽核，並於三卷中加簽，提出修改意見，“卷一、二、三，共六籤”。咸豐二年五月八日，翁心存“校恭閱本三冊。鶴溪（卓枟，字雲木，號鶴溪——引者注）所纂者殊多舛漏，窮日之力始得竣”。在日記中，翁心存仔細記載恭閱情況達90多處，反映出他對恭閱制度的堅守和認真負責的精神。
實錄編纂必須徵用諸種原始史料，因此史料徵集制度對實錄編纂具有重要影響。文宗實錄開館後，實錄館廣泛徵用中央及各級政府金匱石室史料和檔案庫的原始檔案。詔諭、奏疏、御製詩文集、硃批史料、起居注等，都是編纂實錄的史料來源。實錄修纂過程中，纂修官可以實錄館的名義，行文朝廷各衙門，將其所奉上諭及摺奏本章檔案、則例事件並所有應用各項書籍及新修則例、自行奏準更改添裁一切規條原折等，均具清冊移送實錄館。翁同龢對文宗實錄的史料亦十分重視，《翁同龢日記》載：同治元年（1862）十月，巳正到館復輯書，凡記注、諭檔、剿捕檔、隨手檔、月折、硃批折、紅本、史書、絲綸簿皆須手檢，一月之書堆滿几案。翁同龢還經常到實錄館書庫查詢資料，表明他對實錄編纂相當認真負責。
再如國史館的史料徵集制度，既有中央各部門諮送的史料，還有地方官送呈的史料。前者在晚清史官日記中多有記錄，後者以黃體芳《江南征書文牘》的記載最為詳細。黃氏在任江蘇學政期間，為國史館徵書頗費心血。他採取多種徵書方法，為國史館編寫傳記服務，對所屬各地徵集而來的書檔進行整理分類，分三次向國史館呈送書籍646部、事實冊等180本。
修史人員考績勤怠不一
考勤制度旨在督催在館人員按時到館編纂史書，有效推進史書編纂進度，是保證史書編纂效率的館規。史館規定：“趕辦之法，在勤考課。考課密則勤，惰易稽，功效日見。”晚清史館的考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官修史書的編纂，保證了修史質量。
修書各館對考績都很重視，國史館、實錄館、會典館、則例館都有相應的“堂期功課檔”、“月功課表”、“清檔”等規定，記載館中人員的工作進度，督促修纂人員按時完成纂書任務。比如，實錄館有嚴格的考勤制度，“凡總纂、纂修、協修、收掌、校對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館，勿使曠誤，逐日畫到，由提調官加押存查”。又對收掌、提調、監修、總裁等官的職責作了規定：“滿漢本應派收掌官四員專司其事，逐日記明檔簿，提調不時檢查，至纂書體例及書內有應斟酌之處，並請監修總裁、總裁指示，纂修官與提調毋庸攙越。”
對於這些規定，有些人能堅持館規，逐日到館，晨入酉出。《翁心存日記》載，翁心存在擔任實錄館總裁後，節假日堅持上班，例如，咸豐二年正月初六日，“又至館拜提調以下諸公，遂回”。春節期間，翁氏仍然堅持去實錄館，拜會提調以下纂修人員，可見其忘我精神。其餘如燈下校史、帶病堅持校史等，日記中多有記載，反映了他對史館考勤制度的嚴格遵守。再據《翁同龢日記》記載，翁同龢也嚴格遵守館規，體現了他對實錄編纂的敬業精神。例如，咸豐五年，“館事益繁，每日赴館赴署，幾不暇給。歸侍大人，秉燭理案牘，漏三下，乃入室披書，或課一文，或習書，久而安之，不以為倦也”。
不過，從晚清史館的總體而言，史館考勤制度雖嚴，但實際考勤的結果往往並不理想，且越到後期越嚴重。比如光緒時期的國史館，總裁額勒和布指出：“是以光緒十五年至十九年考課，所有謄錄員數不及往屆四成之一……若不設法鼓舞，實屬竭蹶萬分。”《翁同龢日記》在記錄光緒會典館時亦言“漢股無一人來者”。這些記載反映了晚清史館荒怠考績的真實情況。
議敘環節矛盾重重
晚清官修史書纂成後，清廷會對纂修人員議敘。議敘依照史館自身地位的高低、在館人員的出勤率、功課、身份等因素，綜合評定等級。清代史館的議敘，既有臨時議敘者，也有半程議敘者和全書告成議敘者，而以全書告成議敘者最為普遍。
晚清時期，由於政治生態惡化、社會急劇動盪，各史館的議敘充滿賄選、舞弊、投機鑽營等不光彩現象。比如，因實錄館待遇最優，議敘、考績最厚，故往往成為高官安插子孫、謀取優差的途徑。據《翁同龢日記》載，兵部侍郎趙光為其女婿光熙謀求實錄館校對館差，結果招致御史劉毓楠上奏彈劾，清廷諭令剝奪光熙館差。議敘還會引起實錄館人員的不滿，例如，文宗實錄館半程保舉時，詳校官翁曾翰就頗有“牢騷之意”。
在議敘過程中，投機鑽營也是常有的現象。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載：光緒五年（1879）二月，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山西商人李鍾銘即李春山，本在琉璃廠開設寶名齋書鋪，卻干預公事、鑽營館差，影響甚壞。此案涉及工部尚書賀壽慈和一干滿洲大僚，故清廷諭旨查明此案。據都察院訊明，李鍾銘系由商人捐納監生，充（順天府）布政司膳錄，“既得議敘，仍在市井營生，輒攀援顯宦，交結司坊官員，置買寺觀房屋，任意營造，侵佔宮街，匿稅房契，又於差滿後，擅入東華門內，進國史館尋覓供事，謀求差使，希圖再得議敘，實屬不安本分。”賀壽慈因與書商勾結被奪職，李鍾銘被杖責繫獄，與之交厚的滿洲大員寶鋆、載齡等則未受到實質性處分。史館本是清要之地，纂修人員、輔助人員皆須通曉修史的程式、制度，且應嚴守館規。書商本應專注於書鋪生意，卻好名逐利，攀附高官，希求館差，不過是為議敘而已。
滿漢矛盾也是清朝修史各館無法迴避的問題。為保證滿族官員的正統性和地位，清廷不僅在政府行政層面保障滿人的主導地位，就連他們不擅長的修史各館也要保障滿人的地位。雖然這種情況在晚清時期有所緩解，但在議敘環節仍然要面對如何平衡滿漢的問題。據《緣督廬日記》載，光緒會典告成議敘時，漢提調葉昌熾建議採取嘉慶會典告成的辦法，適當增加名額，但必須“先交吏部核定，其不合例者去之”，以防止濫保。葉昌熾在獎敘中堅持滿漢平衡，不願突破規則增加滿人議敘名額，因而得罪了滿人修纂官。他們造謠說葉昌熾辦事不公，收人錢財，總裁徐桐也牽涉其中。葉昌熾忠於職守，卻被厚誣。議敘保舉中滿漢矛盾之尖銳，由此可見一斑。史館議敘的弊端乃是制度設計的缺陷、問責不力、環境不配套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史館存在人事糾葛
在晚清史館中，大者往往達幾百人，小者也有幾十人，內部矛盾在各個環節都有可能出現。比如，何紹基任國史館總纂、提調等職務時，因與國史館總裁穆彰阿意見相左，而憤然辭去國史館提調一職，有詩可證其決絕態度：“四載英武修秘文，七年史館窺朝典。雅材著作愧提挈，舊例繁蕪重理翦。一言不合事可知，慷慨奉身甘邏免。”七年史館生涯，足見何紹基對史館修史感情之深，他之所以決然離職，在於總裁與提調不協不睦。他主張為三品以下官員列傳，本是較有見解的主張，卻不被總裁穆彰阿採納，故而憤然辭職。再如光緒會典館設立圖上提調官時，會典館不少史官躍躍欲試，希冀如願以償。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載，光緒二十二年正月，總纂文廷式為角逐提調職位，與當時的總裁、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頗有齟齬。文廷式系與何人爭奪提調一職，《緣督廬日記》並未記載，文廷式本人的日記體筆記也沒有言及。
在修史過程中，因學術主張不同或利益糾葛，總纂與總裁之間也會出現矛盾。比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和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載：光緒國史館在修國史時，圍繞如何評價乾嘉學者紀大奎的學術地位這一問題，總纂繆荃孫與總裁徐桐產生分歧。徐桐要求把紀大奎載入《儒林傳》中，繆荃孫則認為應列入道家。由於好事者鼓唇搖舌、推波助瀾，繆荃孫被視為“恃才獨斷，渺視前輩”，在翰詹考績中被徐桐列為差等。最終，繆荃孫憤而辭去館差，迴歸故里。可見，史館中的矛盾可以說無處不在，如果不善加調適，必會弊端叢生。
晚清日記雖汗漫零散，但可以從具體細微處彰顯史館勢態。官修史書僅在修纂官下羅列修纂人員姓名，日記則記錄了史館制度、纂修人員的感受、修纂過程中的矛盾等鮮活史料。對於深化晚清史館研究而言，日記應該成為一個新的視角。（舒習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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