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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更迭，天崩地坼，神州陸沉，教訓慘痛。面對無法改變的時局，不少學者堅持高蹈計程車人氣節、民族氣節，對新王朝採取抵抗的態度，或以身殉國，或遁跡山林，或講學鄉間，號稱“三大儒”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如此；被譽為“關中三李”的李顒、李柏、李因篤亦然。
李顒，字中孚，號二曲，周至人。周至原作“盩厔”。《元和郡縣圖志》稱：“山曲曰盩，水曲曰厔。陝西盩厔縣，其地山環水復，因名‘盩厔’。”如今更名“周至”，簡則簡矣，而其“山環水復”之義頓失。“二曲”就是“盩厔”的代稱，這也是李顒在著作中自署“二曲中孚子”、“二曲野夫”而學者稱其為“二曲先生”的由來。
李顒不僅與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並稱“關中三李”，而且與黃宗羲、孫奇逢齊名，並稱清初“海內三大儒”。李顒為人頗重氣節，多次上書力辭清廷徵辟，實在無法拒辭則或臥病不出，或拔刀自刺以明志。其學雖兼收理學與心學，自雲“去兩短，集兩長”，但根基還是陸王心學。其弟子王新敬雲：“先生生平之學以儘性為指歸，以悔過自新為心課”。當今學者認為，“悔過自新”是其核心思想，也是其工夫論進路所在。李顒同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認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即以“識心見性”為本，，突出“內聖”工夫，然後推之於“開物成務，康濟群生”的“外王”之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將“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力主自由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政策對立。論者認為，這種始於反身求己，歸之於踐履的思想把心學、理學與關學重實踐的特質有效地統一了起來，對關學的復興確有大功，故全祖望稱其“上接關學六百年道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為莫及。”所著有《四書反身錄》、《悔過自新說》、《二曲集》等。
李顒門人眾多，能有效傳其學者，首推王新敬。王新敬，號豐川，又作灃川。曾講學大江南北，影響很大，故而，唐鑑認為：“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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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縣李柏，字雪木，號太白山人。“生而赤面偉軀，器宇異常兒。”家貧，9歲喪父，俑於酒家。後入私塾讀書，一入小學，就常吐奇語，令師生驚歎。17歲時，偶讀朱子小學，見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頭科舉時文，受塾師怒斥而不顧，發誓要學古人。後來又屢次避鄉試，漫遊山野。24歲依母命應試，“補博士弟子員”。母歿，廬墓三年，後避兵移家，隻身入太白山中，棄冠服而隱，率家人力耕，衣食居室簡陋，雖生計頗為艱難，但他安貧樂道，不為五斗米折腰，過著淡泊的隱士生活，拒絕入仕做官。擁圖書萬卷，發憤讀書，成為關中大儒，與李二曲、李因篤並稱“關中三李”。51歲時曾至周至訪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學藝。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歲，應好友之邀遊南嶽，漫遊江、漢、洞庭湖、衡山等地，歸後有《湘中草》詩集問世。南遊歸家後，正逢西岐大旱，李柏舉家遷至陝西洋縣等地，又有《漢南草》問世。他同情勞苦民眾，抨擊社會不公平，提倡“以德治天下”，不滿清廷民族壓迫，決心“存鐵心，養鐵膝，蓄鐵膽，堅鐵骨，以鐵漢老可也。慎無捷徑以終南”。著作有《斛葉集》、《一笑集》、《麟山十二詩》等。“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襲前人；詩則自成一家”。
李柏去世三十三年後，李二曲的高足弟子王心敬為李柏撰寫了《墓碑》，高度評價李柏的學術思想。宣統年間，陝西學憲餘坤批覆眉縣知縣請再次收集刊刻他的著作，並指出“關中元氣醞厚，代有絕學，典型不墜，端在斯人”。最遺憾的是他未能被編入《關學續編》之中。光緒時，寧河人高庚思激烈指出“以張吾（指張載）道門之戶，不許為名儒而屏之關學之外……天下名集鮮不著錄，而獨停於‘關學之編’。”光緒十九年，眉縣知縣毛鴻儀創修“雪木祠”，親自為祠堂題寫了“道繼橫渠”匾額，以昭賢名，載留史冊。
劉學智先生稱李柏為“山林之間，卓然一家”。今人常新作《李柏評傳》，稱其為“獨行君子”，有“狂狷氣象”，“不忘溝壑，高寄絕俗”。作者介紹李柏思想的淵源、構成及其時代背景，指出他作為明清之際著名的關學家，繼承了張載開啟的實踐躬行、崇尚氣節之關學傳統，形成了以儒為本、兼取佛道、三教合一的學術思想體系，是明清之際唯物主義思想家的先驅者之一，於詩學和美學也有獨到見解，對關中及周邊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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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李因篤，字子德，一字孔德，號天生，自幼聰敏，博學強記，遍讀經史諸子，尤諳經學要旨，精於音韻，長於詩詞，兼通音律，崇尚實學，為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韻學家、詩人。被時人稱為不涉仕途的華夏“四布衣”之一。深於經學，詩逼杜甫，嘗辨秦中碑版極有依據。行、楷書用筆禿率，意近顏真卿。李因篤一生安貧樂道，勤於研讀，執教著文，畢生不倦，學識淵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詩說》、《春秋說》、《議小經》、《漢詩音注》5卷，《漢詩評》5卷，《古今韻考》、《受祺堂詩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續刻》4卷，手抄本《山漢論》1卷等。
李因篤在經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清初散文家汪琬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代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說明他當時在經學方面可與顧炎武齊名。顧炎武在《抄書自序》中說：“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為人而進乎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學，反對心學，他繼承關學傳統，弘揚張載以理教人思想，主張人既要潔身自守，又要有所作為。他向友人講述自己的學術研究時說，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與四書聯絡，找出它們關係，儘管有人嘲笑，但他不為所動，認為下這種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張“經世致用”之學，主張“師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認為深入經學的目的，在於通曉古今治國之道，以利於國計民生，並把這一思想貫穿於他的學術實踐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論即佔一半篇幅，皆為治國興邦之論。。
李因篤早年就以詩聞名於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稱：“其文可追班馬，惜為詩掩，其為名流推重，一時海內風行”。顧炎武在《酬李處土因篤》一詩中這樣寫到：“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可見他在詩歌創作成就上並不亞於經學。
李因篤在音韻學研究上，一生與顧炎武攜手合作，《音學五書》是顧炎武音韻學的主要著作，寫稿時，常與因篤商討，顧炎武說：“深知吾書，海內惟李天生一人”。可見對李因篤在音韻文字學方面造詣的肯定。李因篤還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詩中使用仄聲的規律和特點，得到當時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漢詩音注》和《古今韻考》。
李因篤一生樂於教育事業，宣傳他的學術思想，培養一代英才。他青年時在私塾任教，中年時遊學全國各地，曾在關中書院、朝陽書院、富平鏡波園講學，名聲傳至關中內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鄉舉辦私塾，收徒講學，直到臨終，為教育獻出了畢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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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王船山追慕張載還只是神交古人，那顧炎武與“三李”的交往則不僅是神交，而且是身交了。劉學智先生講，在清初關學學者的學術交往圈裡，顧炎武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其學術名望，而且在於他對清初關學的影響。同樣，關中學者對顧炎武也有非凡的意義，以至於後者先後五入關中，前後棲居關中三年之久，最後還在華山腳下買田購屋，有定居之念。
三李中，與顧炎武交往最多的是李顒和李因篤，此外還有王弘撰，顧炎武稱他們為自己的“關中三友”。
黃宗羲在其《明夷待訪錄》指出：“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為止，金陵不與焉，何也？時不同時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煙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
然而，作為粵人，屈大均一再表達他對關中文化的傾慕。他在《登華記》說： “蓋星有北晨，嶽有太華，皇都有關中，皆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是則盈天下皆太華之所磅礴矣！故自天地初闢，太華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華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又何之焉。”
顧炎武對於關中及其地域文化的傾慕為人所熟知。他在其《與三侄書》中說到： “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者不同。” “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關門，亦有建瓴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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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氏在關中長期遊學中，與李二曲、李因篤、王弘撰互相視為知己，尤其是李二曲固死力辭官府徵辟，“自是荊關反鎖，不復與人接，惟顧寧人至則款之。”李二曲在與顧炎武的長期交往中，對學術問題探討頗多。儘管二人在有些學術問題的認識上有較大分歧，但這並沒有影響二人的私人感情。
有這樣一件不少人都談到過的二人交往的故事。在國破家亡之際，作為披肝瀝膽之交，惺惺相惜之人，亭林與二曲兩位大師，其交誼遠非尋常阿好之士可比。但是，亭林先生卻拒絕了二曲先生對他的一個非常鄭重的請求：為二曲先生的亡母寫傳。
亭林之“博學於文”，並非是做一個賣文為生的“文人”，他對宋代劉摯所云“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奉為座右銘。在為文方面，他謝絕一切應酬文字。二曲先生大概以為自己與亭林之交勝過管鮑，為摯友之母作傳應該不在一般應酬之列，請託之際，卻碰了釘子。顧的理由是：“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故不做也。”他還認為：倘若當年韓愈不寫那些銘狀之類的文字，則可為後世之泰山北斗，遺憾的是韓愈未能臻此。顧亭林非不重情誼之人，亦非曲為己飾之輩，在天地漂泊的際遇裡，他立志“器識而後文章”，振衰起頹，矯枉過正而已。好在李二曲也並未因此而與之斷交，據說，周至縣如今還有一座“別顧橋”，是二曲送亭林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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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長李因篤19歲，可算得上是其父輩了。顧炎武北遊至晉時，已過不惑之年，名滿天下。而李因篤還算青年才俊，因所著詩文高古精邃，名播海內，讓顧炎武這位大學者也有意結交。兩人首次會面，就相見恨晚，意氣相投，結為至交。
康熙五年（1666年），兩人第二次相見於代州。聯絡志士20餘人，於雁門、五臺之間，披荊斬棘，墾荒種田，以圖復明之舉。無奈天下初定，大勢已去。李因篤回鄉鑽研學問，而顧炎武繼續北遊，但活動範圍主要就在今渭南和山西運城一帶。兩人是若即若離，肝膽相照。
康熙七年（1668年）春，顧炎武因文字獄牽連，在濟南入獄。李因篤俠肝義膽，不避艱險，疾行三千里，冒暑入都，竭力營救，顧終在同年10月獲釋出獄，二人在北京第三次相會。康熙十四年（1675年），周至李二曲應富平縣令郭九芝之邀，隱居於郭為其修建的隱士莊擬山堂別墅，顧炎武和李因篤經常來此一塊研究學問，和詩唱文，講學質疑，長達五年之久。康熙二十年（1681年），顧炎武在山西曲沃病倒，他以信告訴李因篤，因篤即派弟子探視。豈料次年春節，亭林先生宴請賓朋後的一天，因上馬失足，年初九即去世。噩耗傳至富平李因篤家，他即揮淚寫了《哭顧亭林先生一百韻》，深表悲痛與懷念。兩人在治學和研究方面，也配合默契，常常相互鼓勵和學習。《音學五書》是顧炎武音韻學的主要著作，寫稿時，他常與因篤商討，他曾說：“深知吾書，海內惟李天生一人”。可見他的謙讓，以及對李因篤在音韻文字學方面造詣的肯定。
顧李之交還引出了一則“聚會鏡波園”的佳話，據說是這樣的：西出富平老縣城北折而行七八里的浮山下有座園林，以其傍山臨水，風光賽江南，遂起了一個頗有詩意的園名：鏡波園。主人朱樹滋是當時有名的詩人，便“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邀請一些名流學者來此雅居、休閒，其中自是少不得邀請本縣大學者李因篤先生。
由於李因篤的關係，顧炎武、傅山及“關中三李”的其他二位李柏和李二曲齊聚鏡波園。一時間，這麼多當時學界頂尖極品人物薈萃斯地，在一塊研討學問，吟詩唱和，小小的鏡波園自是吐氣為雲，發聲為雷，山河嫵媚，星燦鬥明。朱家藏書豐富，據後來亭林先生回憶，竟有萬卷之多！且園林對門便是一家酒坊，如是，有書，有酒，且兼有這麼多摯友，不難想象，此番聚會鏡波園的諸先生竟日盤桓狂歌長嘯之情景了。
當然，作為嚴肅學者，如何在社會鉅變的新形勢下振興儒學，則更是他們關注關切的問題。不論是亭林先生倡導的“外王事功”，還是“關中三李”主張的“通經致用”“躬行禮教”，都旨在反對宋明以來不去關注國計民生，只知空言理學心性的清談空疏之學風，他們把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其精神追求。難怪李因篤在他《鏡波園宴》一詩中，說他們“竟日棲遲仍卜夜，頻燃藜火續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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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陰王弘撰，字文修，一字無異，號太華山史。監生，博學工書，精於書畫金石鑑別，持反清復明之志，康熙十七年薦博學鴻詞，堅辭不就。世居華山，有讀易廬，著《易象圖述》《山志》《砥齋集》等。他在理學、史學、易學研究和詩古文詞創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得到了顧炎武、傅山等友人的高度讚許。顧炎武稱王弘撰為“關中聲氣之領袖”，又道：“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據劉學智先生講，二人交往始於康熙二年顧炎武第一次來關中時，此後相交日深，亭林每次入關，都要到華陰拜訪，甚至以王家為落腳點。顧去世後，王將自己的“讀易廬”改名“顧廬”以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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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兆濂是傳統關學的最後一位大儒，也是陳忠實先生《白鹿原》裡朱先生的人物原型。在作品中，朱先生是白鹿原的文化靈魂，是原上社會秩序的約定者，是百姓行為的影響者，是天災的救贖者，是兵變的消弭者。總之，是關中白鹿原上的精神領袖。
有人說，在《白鹿原》中化身朱先生的牛兆濂，是關學的最後一位傳人，是理學的最後一位傳承者和堅守者。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關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之美；“崇禮貴德”的秩序之美和道德之美；“經世致用”的求實之美和踐行之美；“崇尚節操”的人格追求和氣節之美。這位被陳忠實作為關中社會文化靈魂的牛兆濂在劉學智先生的《關學思想史》得到了這樣的評價——
牛兆濂“以程朱的捍衛者而成清末民初關中一面旗幟”，他“被尊為‘關中大儒’和‘橫渠以後關中一人’。在傳統理學日漸衰微之際，牛兆濂自覺地擔負起捍衛傳統學術、嚴辨師說門戶的責任，既表現出鮮明的保守主義立場，同時又有在傳統理學框架下對時代做出的某種積極迴應。其思想中積極與變通、堅守與順應，都映射出當時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矛盾與衝突。然其所保持的經世致用的傳統和矢志不渝的節操，則又體現出鮮明的關學特徵。可以說，牛兆濂是傳統關學在清末民初終結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