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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關學是指萌芽於北宋慶曆之際的儒家學者申顏、侯可至張載而正式創立的一個理學學派。因其實際創始人張載先生是關中人，故稱“關學”；又因張載世稱“橫渠先生”，因此又有“橫渠之學”的說法。
所謂“關學”，即關中（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之學，是從地域角度而言的，無論是張載之前的申顏、侯可，還是張載之後的呂大鈞兄弟、李復、範育、遊師雄、种師道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呂柟、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等，都是關中人，故其理學又稱為“關學”。如果就關學的內涵性質而言，它屬於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
張載“關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用，以孔、孟為法。他提出了以“氣”為本的宇宙論和本體論哲學思想。認為宇宙的構成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太虛造氣造萬物，三者是同一實體的不同狀態，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一種“氣”一元論的唯物論之本體論，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哲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張載還從其“氣”本論的哲學出發，提出了“民胞吾與”的倫理思想，確立了他對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場。與一般理學的學派不同，關學特別強調“通經致用”，以“躬行禮教”倡道於關中，並且十分重視《禮》學，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醫學等各方面的問題。
張載創立關學之初，關中學子便積極追隨，其中以藍田呂氏兄弟最為踴躍。張載開始在關中講學時，首和者就是呂大鈞，接著，其兄呂大忠、其弟呂大臨都相繼拜張載為師。藍田呂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聞名遐邇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加入至關重要，為關學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使關學與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形成鼎立之勢。可惜的是，張載病逝後，三呂卻投奔二程的門下，靠近“洛學”，致使關學一時冷落下來。好在還有李復、張舜民、遊師雄、种師道、薛昌等人堅持進行研究，才沒有使關學中斷。但比起三呂來，他們的著述較少。三呂的主要著作有《呂氏鄉約》《吊說》《克己銘》《呂藍田語錄》《中庸解》等。這些著作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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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建元之後，並不看重儒學，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後、丐之前，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是也。這種疏離狀態，使得儒家思想很難再登堂入室。這個時期，只有楊恭懿與其父楊天德、其子楊寅三代極力倡導關學的精神。他們祖孫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實學風格和為人“氣節”。於是有“楊氏三代”、“鬱郁遺風”之美譽。元代文學家姚燧稱頌楊恭懿為“西士山斗，學者宗之”。楊氏三代的努力，終於使關學在元代尚未失憶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
明朝以理學開國，使儒家書籍遍及天下，為關學振興開闢了一條坦途。據有關史籍記載，在明代中後期，關中的理學家竟達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呂柟。他與統治了百年的“陽明學”對衡，而盛讚張載、二程和朱熹的學說。晚年呂柟辭官回鄉，建立書院，培養學生，著書立說，撰有《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周易說翼》《禮問》《涇野先生文集》等，成為張載之後的關學大學者。另外，還有一位學者是馮從吾。他本來在朝做官，因對宦臣魏黨極為不滿而回到家鄉，二十六載閉門著書，著有《關學篇》《凝思錄》《辨學錄》等，為弘揚關學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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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關學的基本內涵有以下六個方面：
①氣本論：張載認為，世界萬物統一於氣，氣有聚散而無生滅，氣聚則有形可見，氣散則無形可見。在中國哲學史上，張載第一次完整地創立了氣本論哲學理論體系，成為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
②認識論：張載認為，事物是感覺之源，即物可窮理，他主張透過實踐，透過多思方能認識事物，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
③“一物兩體”辯證法：張載指出，氣處於永恆的運動變化之中。氣化的原因在於其本身含有相互吸引和排斥的兩方面，沒有對立，也就不成事物，任何事物都是陰陽矛盾對立的統一體。“一”與“兩”的對立統一構成萬物世界。
④道德觀：張載認為，進行道德修養，首先必須“變化氣質”、“通蔽開塞”，只有透過克服自己的缺點，才能“存理”、“成性”，成為道德的聖賢；其次強調“躬行禮儀”的道德實踐。他認為：人的道德修養最重要的就是“仁”、“教”，人都應像古代堯舜禹諸聖賢那樣對待長輩，尊敬長輩，以永不忘本。
⑤人性論：張載認為，人出生之前就有天地善性，只是後天影響，才出現駁雜不純氣質之性，但只要讀書知禮接受教育，變化氣質，就可以具有善性，從而實現成為聖人的目的。
⑥教育原則及方法：張載認為，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育目的必須組織教學，教學必須遵循“啟發式、因材施教、把握時機”及“學須有疑、博學精思、持之以恆”等原則，其中許多精闢見解與現代教育思想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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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學的研究狀況，有介紹說：關學作為儒學史上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學派，從北宋到清末，延續了800餘年，譽播華夏，影響深遠。明代著名學者王陽明曾說：“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這樣的評價並非過譽之詞，歷史上的關中學者當之無愧。
但不得不承認，從劉古愚、于右任之後，近百年來再沒有出現關學代表人物，也缺乏一些比較系統的著述，以至提起關學，一些人竟然不明就裡。
不過，張載的影響仍在，關學並沒有成為絕學。1978年中華書局重新刊印了《張載集》。《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宋明理學史》等，都對張載的哲學給予了非常顯著的地位。另外，張岱年著有《中國十一世紀唯物論張載》，陳俊民著有《張載的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陳宜山著有《張載哲學的系統分析》等，都是對關學思想的研究和弘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張載的家鄉眉縣曾召開過四次關學思想學術研討會，有力地推動了關學思想的研究。
1998年以來，眉縣修復擴建了張載祠、張載墓，恢復了橫渠書院，修建了張載文化廣場。2007年10月，在眉縣召開了“2007中國·寶雞張載關學與東南亞文明學術研討會”，70多名海內外專家學者聚集在太白山下，圍繞“民胞物與，和諧文明”這一主題，進一步探討了張載關學的學術價值及其現實價值。這次研討會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借鑑關學思想構建和諧中國、和諧東亞、和諧世界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自古多豪傑的關中，應該有眾多的學者專家關注張載關學，把張載寶貴的哲學思想承接過來，傳遞下去，為民族的振興、祖國的強盛作出新的貢獻。
陝西特別是西安能夠成為全國的教育強省，與深厚的文化底蘊，特別是關學必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張載的故鄉——眉縣能夠成為全省的教育強縣，與關學的深厚文化底蘊肯定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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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出版發行的《關學文庫》就是上述狹義關學的產物。該文庫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和西北大學出版社組織編撰，是我國第一部對上起北宋、下迄清末民初的關學基本學術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填補了自南宋學者呂本中提出“關學”概念八百餘年以來，全方位梳理與研究關學學派的空白。《關學文庫》由兩大系列組成：一是文獻整理系列，起自張載，終於牛兆濂，附以《關學史文獻輯校》；二是學術研究系列，有概論性的，如《關學思想史》；有專論性的，如《張載思想研究》；有年譜，如《張載年譜》；最多的是評傳。全庫共40種，47冊，2300萬字。
《關學文庫》總主編之一方光華在題為“《關學文庫》之關學觀”一文中對關學談了六點基本認識。
第一、關學及其與理學的關係。
方先生說，雖然在張載同時略早，周敦頤透過吸收道教思想，用“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等初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論模式，對理學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但張載建立的“性道合一、學政不二”的理論模式，才真正為理學構建了牢固根基和基本核心，彰顯出理學的精神境界。恰恰是程、朱對張載這一最有原創性思想的誤解，使得張載作為理學真正奠基人的地位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並造成理學對本應該具有的“學政不二”的特點認識不足，使理學注入了較精緻的宗教因素。直到明代中期，當人們反思程朱理學的不足時，張載遭到貶低的以元氣變化為基礎的性天之學才逐漸引起關注，理學由此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向張載思想的復歸。
關學推動了洛學的昇華。
第二、方先生肯定侯外廬先生的觀點：綜觀張、程的思想，很難看出張載對二程的因襲之處，反而是二程從張載那裡吸取了不少東西。又道：從張載與二程的四次交流來看，是張載將其最有心得體會的觀點就正於同好，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後來，張載的弟子呂大臨試圖溝通二者，對洛學的發展起到直接推動作用。呂大臨“理”“氣”不可強分的觀點，使二程不得不重視張載的氣本論，並提升“氣”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呂大臨還試圖以“中”來概括和把握“天道”內涵，以此調和張載和二程關於儒學境界的矛盾。呂大臨還將“中”視為“本心”，主張“反求吾心”，對程頤視“心”為“已發”的觀點作了批評。程頤一方面不同意心就是性，認為心統性情，另外也不得不承認“心”有體有用。文庫對學術界流行的“關學洛學化”的說法有所辯證，認為更加準確的表述應該是“洛學西傳”。由於呂大臨等人對關學與洛學的調和，使得兩派學術有融會的可能，關學因此具有了更加開闊的眼界。
第三、關學對朱子學有所匡正、對王學有所發展。
文庫指出：韓邦奇由推闡朱蔡反歸橫渠，對張載的氣學理論大為推崇，對《周易》《中庸》等作了重新闡釋，重申了張載思想中的“太虛”、“太和”、“太極”、“道”、“性”、“氣”的基本內涵，肯定張載“太虛即氣”之說對於批駁佛道空無理論的重大貢獻，並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橫渠一人”。呂柟之學出自於以朱子為宗的河東薛瑄，但他在理氣觀、工夫論等方面都有獨立思考。呂柟認為“理氣非二物”，如果將理氣分離，一是容易使人誤認為人心中的道理與外部世界的道理不是一個道理，從而縮小了儒學的境界；二是容易使人誤認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是兩個不同的性；三是容易使人誤認為工夫與求得處理事物矛盾的最好尺度不同。對於《中庸》“其次致曲”的理解，朱熹認為“曲”是相對於性的全體而言的“偏”，是惻隱之心等四端的一個方面，致曲就是就善端發現之處做功夫。而呂柟認為：“夫曲也者，委曲轉折之曲也。”“凡事致其委曲，纖悉合當處，才是工夫，無處無之也。”（《涇野子內篇》卷九）致曲是找到處理事物的最好尺度。他們已經指出，如果不對理學中張載的思想因素引起足夠的認識，理學的發展將遇到困境。
對心學興起這一重大變動，關中學者並未置身事外。文庫對關學與王學的關係有所論述。首先，指出關學較早接觸到理學，有朝心學發展的可能性，主要體現在呂大臨的思想分析中。其次，對在心學形成中起過主要作用的南大吉有專門分析。第三，對馮從吾的心學特徵做了研究，指出關學對於王學也有所倡導，但同時，仍保持了關學的平實和踐行風格。
第四、關學對理學的反思有其特色。
方先生說，明清之際，以李顒、李因篤、李柏、王弘撰為代表的關中儒家學者，對理學思潮進行了反思，其中既有基於心學的反思，也有基於朱學的反思，還有基於經學的反思、性靈的反思。
李顒認為，“天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而正人心的首要學術便是理學。他把儒學歸結為明體適用之學，認為真正具有儒學精神的人既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又能惠濟蒼生。“明體”與“適用”邏輯上有主次之分，“明體”是基礎。他還提出“悔過自新”說，特別強調“慎獨”。他用一種近乎自虐的方式來踐履自己的學術，有逆天下潮流而動的學術勇氣。
王弘撰立足朱子學的立場來反思理學，其理學代表作《正學隅見述》成書於康熙十五年（1676年）。之後，他還與頻陽（今富平）縣令郭傳芳（九芝）及李二曲討論理學問題，並在《砥齋集》中記錄了這次論學，名之曰《頻陽札記》。他不同意李顒的看法，認為對外物必須有淵博的知識，方能經綸萬物。
李因篤與顧炎武有很深的交情，也認為明朝滅亡的最根本原因是經學研究中的主觀學風造成了士人忽視經世致用。顧炎武《音學五書》傳行於世，李因篤大為讚賞，顧炎武也有知音難遇之嘆。李因篤對維繫國家命脈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有研究，很少空談天道性命之理，而是直接面對現實問題，謀求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辦法。顧炎武《日知錄》中那種對於社會現實問題的強烈關切，從李因篤的文集中同樣可以感受到。
明清之際，關中還出現了李柏這樣的狂者。李柏認為，“敬”是聖學要領。“敬”首先要“淡”，只有平淡，才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敬”還要有真性靈，例如詩歌就是性情的流露，需先有氣節情操，方可做得詩。李柏的思想預示著關學富有進一步開拓的源泉和活力。
第五、關學的近代轉型。
方先生說，清代中晚期，關學進入總結和轉型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晚期的劉古愚。他創立了維新團體“復邠學會”，出版了嚴復的《天演論》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論著。他還派弟子與維新志士互通聲氣。變法失敗隱居煙霞洞期間，他對西方的三權分立政治進行了研究，還提出了很適合近代教育的一套教育體制。在舉世一片的反理學聲浪中，他認為理學不可或缺，其思想具有“導源姚江，匯通閩洛”的特點。“明德”與“新民”是劉古愚理學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他認為要發明“明德”，必須從“新民”上作起，不參加到具體的實踐中去，不為百姓謀利，“道”即無從體現，平天下也無從談起。“平天下”就是要滿足百姓的物質要求，要理財、生財。而要理財、生財，就必須提倡西學。他對傳統的重本抑末、重義輕利等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肯定了經濟的重要地位。關學在他這裡，終於開始了新的轉型。
關學的獨特精神氣質。
文庫認為，關學既有深邃的理論，又重視實用，躬行禮教、學風樸質是其顯著特徵。關學學者大都砥礪操行、敦厚士風，具有不阿權貴、不苟於世的特點，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能夠不斷地融合會通學術思想。
最後，方先生指出：關中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和思想理念策源地，儒家重要經典《周易》《周禮》和道家的《道德經》等都與這裡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佛教八大宗派中有六個宗派的祖庭在關中。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當中國思想理念發生重大變革時，關中地區以其深厚的文化積累，對時代課題做出了獨特回答，生動地體現出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和而不同”的鮮明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