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相較於“一府六縣”的“小徽州”而言，“大徽州”是指形成於徽州，影響到華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地區。明清時期的武漢是徽商、徽人等移民、經商的重點地區，徽州傳統建築文化的滲透與武漢本土徽派建築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武漢的徽派建築文化，如黃陂大餘灣、梅池村、漢口新安書院等。武漢徽派建築多為一層平房，注重風水選址，將重要的祠堂、藥局、書院等型別的建築進行多點佈局，同時不設影壁，且以石頭砌牆，既保留了傳統徽派建築的高牆灰瓦、天井等形制，又適應了當地地形和文化特點。關鍵詞：明清時期；徽派建築文化；武漢；新安書院；梅池村；黃陂大餘灣
一、引言
徽派建築文化既受到舶來文化“走進來”的影響［1］，同時也“走出去”影響了江西、浙江、江蘇等地的建築文化［2-4］。相較於“一府六縣”的“小徽州”而言，還有一個“大徽州”的概念，就是徽商、徽人做官、移民等形成的文化和人口網路。“小徽州”的研究注重徽州本土受到外界的影響和其內在意義，而“大徽州”則注重徽州建築文化散發出去的影響和其外延意義。明清時期，徽州本土人地矛盾突出，造成生存型人口遷出，同時以血緣為紐帶的徽商以發展型人口遷出［5］，共同造就了徽州建築文化向域外傳播。
▼徽文化傳播路徑，製圖@ZHOUL周林
長江是自古就是中國的重要水路交通要道，它溝通中國東西，承擔著繁重的商貿運輸工作，同時也促進了長江流域建築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明清時期，漢口（武漢）九省通衢，轉輸分銷，而徽商則是活躍在長江上的一隻勁旅，這也造就了徽州建築文化在武漢的傳播，武漢也就成為“大徽州”文化影響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節點。漢口素有“漢鎮列肆萬家，而新安人居其半”的說法［6］，漢口的新安書院就是一座徽派建築群。而在漢口北部的黃陂同樣有“城內半徽民”的說法，黃陂大餘灣也是一座典型的明清徽州移民村落。武漢的徽派建築文化從明清開始由徽人帶來，融合荊楚本土風格，演變成如今的漢派建築風格，當下的武漢新農村建設、武昌戶部巷等建築，同樣吸納了新徽派風格，不失為徽派建築文化在武漢的一支源流。
二、武漢徽派建築文化的源流
大徽州建築文化的傳播
正如胡適所言，對徽人來說，有所謂“小徽州”與“大徽州”。“小徽州”指唐宋時期徽州本土一府六縣的行政範圍，包括徽州府和歙縣、黟縣、休寧、績溪、婺源、祁門六縣；而“大徽州”則指徽州以外的華夏大地乃至海外，被徽州文化所廣泛影響的地理空間［3］。所以，徽州建築文化的傳播並不侷限於徽州本土。
▼徽州一府六縣，製圖@ZHOUL周林
大徽州建築文化既發源、發達於徽州本土，又傳播、活躍在華夏大地。明清時期的徽州有一句俗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面對“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的現實困境［7］，在高容積率無法承載過度的人口時，徽人毅然做出了“天下之民寄命於農，徽民寄命於商”的艱難抉擇。讀書是本，耕田是本，營商同樣是本，徽州本土的狹小空間促成了徽人的向外遷徙，徽人遷居、入仕、經商等人口流動途徑和文化交流方式初為客觀條件下的主觀選擇，而後慢慢演化成一種社會風尚，明清尤盛。徽州建築文化也隨之傳播華夏，傳承於海內外。
徽派建築文化傳入武漢
文化傳播主要有人口移民和物資運輸兩種方式［2］，徽人從徽州本土出發點，有一條水路和兩條陸路前往武漢。水路即閶江，自祁門縣城以下，通舟楫，西由倒湖入江西，通浮樑、景德鎮、鄱陽，以達九江、漢口，祁門人多由此外出經商［8］。徽商按照這樣的路線，從西面的江西浮樑，經過湖口再溯江而上，或者沿著青弋江從北面達到蕪湖，最後再到達漢口。長江上以水路行駛的商船，就有不少以漢口為始發站或終點站。陸路分南北兩條，北邊有從祁門到安慶的徽安古道，再從安慶抵達漢口；南邊有徽浮古道、徽饒古道和徽婺古道到達浮樑，再以水路抵達漢口。
徽風楚韻融合發展
漢派建築主要指今在武漢市境內的，以楚文化為底蘊的建築［9］。漢派建築的主要特點有適應武漢夏熱冬冷氣候特徵，表現濱水濱江城市水的意象，表現楚國曆史建築特徵，如高臺基、大屋頂、深出簷、紅黑色彩為主等［10］。和前往杭州、蘇州、揚州的徽商一樣，漢口的徽商源源不斷地從徽州本土以水路和陸路移民漢口經商、生活、做官，土著化的徽商後裔靈活地運用本籍和寄籍的雙重身份以獲取最大利益［11］，不斷融入武漢當地人的生活，並將漢派建築與徽派建築不斷融合發展。
漢口作為淮鹽在湖廣的轉運中樞，吸引了許多徽商前來經營。在鹽業慢慢衰敗後，徽商經營典當和棉紗的生意最多，其次則是茶業、錢業、油業和筆墨商等，每年的貿易額到達約六七百萬兩［12］。當時漢口民謠“徽州的墨，太平的剪，蘇杭的綢緞，嘉湖的點”就涉及徽人經營的徽墨、太平剪刀兩大徽州本土特產［11］。黟縣人葉文機創辦的葉開泰藥店（現武漢健民藥廠）、休寧人汪玉霞創辦的汪玉霞食品、績溪人章在壽創辦的大中華酒樓無不體現在漢徽商“右賈更又儒”的傳統。而如今，武漢園博園徽風楚韻的長江文明館、東西湖石榴紅村的徽派民居、武昌戶部巷的新徽派建築等，可以說是漢派建築和徽派建築融合發展的產物。
三、徽派建築文化在武漢的傳播途徑
家譜是記載家族變遷、世襲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蹟的特殊文獻，它強調的是源和流的關係，譜序是家譜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提綱挈領、概括全譜的作用［13］。明清時期的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會，透過梳理現存的家譜和譜序，建築的源混雜發展、模糊難辨，但建築流的梳理卻是可行的路徑［2，5］。
避亂遷居黃陂
武漢黃陂有著“城內半徽民”的說法，坐落於武漢市黃陂區木蘭鄉雙泉村的大餘灣就是典型的武漢徽派民居。據大餘灣《餘氏宗譜》的說法，大餘灣餘氏先祖婺源人餘秀三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避亂遷居到武漢黃陂大餘灣：“我支自榮甫公避亂創基，徙居武昌，遂卜居黃陂北鄉黃土崗……我祖榮甫公傳二世祖秀三，名什三，字朝三，偕遷至此［14］。”自此，黃陂大餘灣有儲存完好的徽派古建築40多棟，一個余姓家族在黃陂木蘭山腳下耕讀傳家，興旺發達，承襲明清時期的徽派建築文化。
入仕卜地漢川
武漢市蔡甸區索河街道梅池村位於武漢市西部，毗鄰漢川市，比鄰漢蔡高速索河出口，金龍湖與嵩陽寺一左一右，村後嵩陽山環抱，村前索子長河流淌，面朝江漢平原最高峰九真山，梅池村整體呈現丘陵地形，森林覆蓋率達34。7%。根據漢川《程氏譜序》：“我家先世居安徽休寧。明朝初，道鬱公官黃州府通判，因籍黃岡。四世祖章公以卜地遷居漢川，盛小峰公小峰公生繼峰公；繼峰公生四子，長曰萬里公，居邑南之梅城鄉；次曰萬金公，居屬陽邑之釣魚臺，叔季兩公早年失傳（《程氏譜序》）。”漢川程氏先世自安徽休寧遷徙而來，也帶來了徽州建築文化。目前，武漢市梅池村及索河街道的改造都為徽派建築風格。
經商移民漢口
明洪武年間，漢口還是隸屬於漢陽的一塊沙洲，那裡荒無人煙，水漲則一片汪洋，水落則蘆荻遍野。明成化初年，武漢連年的大水引發漢水改道，漢陽漢口從此一分為二，武漢三鎮鼎立。 漢口地處長江漢江交匯之處，九省通衢，地理區位優勢明顯；轉輸分銷，各地商人貿易往來。“貨到漢口活”，漢口作為碼頭城市，商品流動快，吞吐能力強，機制靈活，充滿活力［15］。
漢口有“漢鎮列肆萬家，而新安人居其半”的說法，當時“漢口八大行”的鹽、典、茶、米、木、布帛、藥材、文房四寶徽州佔三，即茶、木和文房四寶，並佔有重要地位。徽商佔據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徽商形成的明代中國經濟中心南移［16］；地利，經營本地自然資源，如木材、茶葉等；人和，以宗族血緣為紐帶。客旅漢口的徽商可以和江浙的徽商相媲美，他們對於漢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胡適說過，沿江區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在“九分商賈一分民、本鄉人少他鄉多”的漢口，徽商經營著長江上的生活資源，西南的木材，湖廣的糧食，江淮的食鹽等都在漢口轉運裝船、往來貿易。
四、 武漢明清徽派建築特徵
生態選址，多點佈局
黃陂大餘灣古建築群整體選址基本契合中國傳統生態文化：“背有靠、前有照，左青龍、右白虎，負陰抱陽”的理想人居模式。古建築群地處黃陂木蘭山木蘭川，四面環山，灄水河自北而南穿城而過，是絕佳的風水寶地。關於大餘灣的風水選址有這樣一句俗語：“左邊青龍游，右邊白虎守，前面雙龜朝北斗，後面金線吊葫蘆，中間如意太極圖。［17］”村莊左邊為青龍山，右邊為白虎山，前面為東龜山和西龜山，後面為葫蘆山，中間鑿有太極圖樣的水塘。村內五口池塘和一彎流水，使村莊即使靠近灄水而不受洪澇災害，如圖1所示。
▼圖1 大餘灣地形
大餘灣整體呈帶狀，以主街為主軸，多中心佈局，池塘和廣場構成線型空間的一個個節點。一、祠堂。大餘灣的祠堂不是建在村子的中心，而是村東風水寶地。現在是一所小學，地勢高敞，後山就如同一把太師椅。二、百子堂和真誠藥局。百子堂是村裡最大的宅院，雖然現在只留存一間住宅，但仍見其內飾精緻。真誠藥居創辦於清同治年間，位於村廣場左側。三、主街。現只剩幾排並列的房屋。四、德記園。始建於清乾隆年間，佔地約1300m2。房子的第三位主人餘泰興靠著榨坊發家，還不忘鄉里做善事，故鄉民稱其宅子為“德記園”。
高牆灰瓦，重商重文
漢口有句謠諺：“哪怕你湖北佬刁，徽州人要買斷漢口的腰”。漢口最繁華的後城馬路（今中山大道）一帶都被徽商收購，不但建有氣勢恢宏的新安街、徽州會館、新安書院，還在漢江邊上開闢新安碼頭（今晴川橋下），碼頭牌匾上的“新安津樑”四字讓遊弋於長江上的徽人如歸故里。
新安街位於今武漢市礄口區。《漢口竹枝詞》有描述當初建成後的景象：“兩側夾道高簷相對出，常不足兩百米，寬逾五米，街道之整齊繁盛居漢正街之冠。”新安街正是按照徽派建築的特點建造，人多地少的徽派建築恰好適應了漢正街，高牆灰瓦，鱗次櫛比。徽人把新建的幾十棟房屋租給讀書人、人力車伕、小商販、搬運工人等居住，收取他們的房租作為新安書院春秋祭祀的開銷。如今，百年曆史的漢正街新安社群等待更大規模的拆遷，這裡也將建成武漢市又一地標性商業金融中心。
新安書院又稱紫陽書院、新安公所、徽州會館，位於今武漢市礄口區新安街3—27號，如今僅僅殘存一段40m×9m（長×高）的圍牆（如圖2）。新安書院夾在新安街和新安巷之間，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建築群，它由尊道堂、寢室、戟門、半畝池、西廳、學堂、魁星閣、紫陽坊、主敬堂、願學軒、兼山麗澤、藏書閣、御書樓、文昌閣、玉皇殿、準提庵、新安巷等組成，還設定了救火水龍［18］。御書樓上供奉康熙所好的朱子詩，由石工刻在石上。這是武漢為數不多的御書。新安書院始建於清康熙七年，由徽州六縣的仕商建立，供本籍子弟學習，但其建立波折起伏。新安書院的前生是準提庵和三元殿，供徽商聯絡駐足，後來由於徽商日益增多而擴張。而徽州移民和漢口土著有著長達的六年矛盾，直到徽人湖南視察許登瀛訪漢新安書院的建設問題才得以解決。從乾隆到嘉慶近200年間，新安書院一直斷斷續續地建設著。
▼圖2 漢口新安街現狀圖2 漢口新安街現狀
徽派民居，在漢新制
武漢明清徽派建築和徽州徽派建築一脈相承，既傳承明清徽派建築的特徵，又適應武漢地域文化與氣候特徵，具有眾多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如表1所示。
▼表1 武漢和徽州徽派建築的異同
黃陂大餘灣流傳著這樣一句歌謠關於其建築形制：“前面牆圍水，後面山圍牆。大院套小院，小院圍各房。全村百來戶，穿插二十巷。家家皆相通，戶戶隔門房。方塊石板路，滴水線石牆。室內多雕刻，門前畫簷廊。流水穿村過，過溪搭橋樑。出門到田間，觀魚清池塘。［19］”大餘灣建築形制是中國南方地區典型的“三合院”佈局：三間正房和兩側廂房夾一個小天井而成，即俗稱的“明三暗六”（如圖3所示）。
▼圖3 餘紹禮住宅平立剖面圖
武漢梅池村程氏自安徽休寧遷徙而來，村內原始建築風格為徽派風格，如今村內現存的清代民居，如圖4（1）所示。梅池村明清村居基本上為一層，建築戶型平面大致左右對稱，面闊三間、進深兩間。進門屋簷出挑，中心為堂屋，後為廚房，東北角、東南角、西南角和西北角依次居住著父母、長子、次子和女兒，既體現了建築的空間秩序，又體現了居住者的尊卑等級，如圖4（2）所示。
▼圖4 梅池村某建築民居
不管是大餘灣的建築，還是當地村民的生活習慣，無處不彰顯對祖上節儉美德的傳承。類似於徽派建築“四水歸堂”含有水能聚財的觀念，大餘灣的大門都是外寬裡窄，如圖5（1）所示，這也就好比自己的家是一個錢袋子，希望錢財進來得多出去得少，有節儉聚財的含義在裡面。大餘灣的“餘”也正是這種“節儉有餘”的外在體現，餘氏祖先也正以“勤儉能創千秋業，耕讀尚開富貴花”為家訓［20］。此外，大門和外牆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而是退了一段距離，即所謂的“退一步海闊天空”。
不同於徽州本土採用白堊粉刷牆體以防止雨水侵蝕牆面，在多石的大餘灣，村民們開創性地創造了“滴水線石牆”，如圖5（2）所示，在牆面上開鑿一條條石痕使雨水順勢留下。此外，村裡古香古色的磚牆用石板大小間壓，層層相疊，沒有用一點泥漿作粘接材料，渾成天然。大餘灣背靠木蘭山，因此這種砌牆方式稱為“木蘭幹砌法”，如圖5（3）所示。
▼圖5大餘灣建築特徵
大餘灣古建築群和明清徽派建築具有相同的建築特點：粉牆黛瓦，馬頭牆，天井院（圖5），屋簷做成鳥獸形狀。建築裝飾精緻木雕，門前畫簷廊，彩繪有民間神祇、二十四孝圖、村居生活、花飾、燈飾、瓶飾、蝙蝠（幸福）、喜鵲和梅花（喜上眉梢）、梅蘭竹菊、麒麟、琴棋書畫、讀書論道等。建築彩繪顏料多提取自天然的材料，顏色至今歷久彌新。遷徙而來的村民沒有忘記徽州先民“耕讀家風”，即所謂“耕可致富，讀可榮身”，天井院裡處處可見散落的農具。
五、結論
徽州先民以經商、入仕、避亂等方式徙居武漢，帶來了豐富的建築文化和地域傳統，將之和武漢本土的荊楚文化相融合，演變出了武漢徽派建築文化。徽風楚韻相互交流聯絡，創造了徽派民居在漢的新形制。武漢明清建築和建築群多注重風水選址，將重要的祠堂、藥局、書院等型別的建築進行多點佈局，既保留有傳統徽州建築高牆灰瓦、天井等形制，又適應當地地形和文化特點，沒有影壁，以石頭砌牆，建築多為一層平房。明清徽派建築文化在武漢交流、碰撞、融合，進而豐富徽派建築文化內涵，拓展徽派建築設計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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