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生態遊其實是有不低的准入門檻的，這個門檻不但考驗生態遊的管理者、組織者，也同樣考驗享受者——遊客。
你或許會疑惑：旅遊有什麼門檻？旅遊不就是去看，去玩，去品味美食，拍些美美的照片嗎？
沒錯，我知道這事看起來弔詭，但只要轉變一下場景，就立刻可以理解：
你看，人人都知道運動有益健康，但就拿最不受場地和器材限制，甚至每個人天生就會的運動專案——跑步來說吧，有幾個人可以不經過長期的鍛鍊，隨便蹬上一雙跑鞋，就能跑完一場42公里全程馬拉松？
如果把旅遊等同於跑步鍛鍊，生態遊就是馬拉松。它能讓你獲得最極致的感官體驗，卻又同樣難以輕易觸碰。
提到生態旅遊，就繞不開美國黃石這個典範。早在1832年，喬治·卡特琳就提出保護公有土地上的風景奇觀和野生動物，這也是後來國家公園概念的基礎，1872年，黃石國家公園應運而生，可以想象，身為畫家的喬治·卡特琳在構建國家公園概念雛形的時候，一定著重考慮過自然生態的美學價值，而在1924年，美國政府部門章程對“荒野”概念的闡述更是強化了這種價值的地位——在工業化導致生態環境空前破壞的背景下，人們意識到需要透過一定的法律手段對還未受到人為活動影響的區域加以保護，以保留它的生態、地質、科研、教育和風景價值。
黃石公園內著名的大稜鏡泉
從國家公園到生態旅遊的轉變，至少在美國的語境下是自然過渡的。最初劃定的黃石、優勝美地等國家公園猶如一張白紙，人們需要做的只是盡力保持它的純淨，而荒野的美學價值在初期就得到公認，唯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讓這些價值展現出來，今天的黃石公園有嚴苛的遊客准入制度、遊覽規範，其實本質上都是對“展示自然的美”這件事的具體方法而已。
中國並不缺乏原生態的自然景觀。從南向北，中國的自然地理氣候跨越了赤道熱帶、邊緣熱帶、南亞熱帶、中亞熱帶、北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8個，從東到西，海洋、溼地、森林、草原和荒漠等不同生態系統相互交錯，複雜多樣的自然地勢塑造了獨特的植被分佈，它們又滋養了同樣豐富的動物，更不要提那些在第四紀冰川期遺留下的中國獨有的物種了，這些自然條件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自然地理氣候和自然生態系統最全面的國家（甚至沒有之一），即便放眼全球，在生物多樣性豐富度和自然景觀的多樣性角度能和中國相比的也寥寥無幾，我們天然就擁有最適合開展生態遊的基礎。
但中國的生態又又面臨許多難題。
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裡，荒野其實是個遙遠的概念。在過去幾千年，昌盛的農業一直是中國的根基，它帶來的生產力解放讓中國一直穩居世界文明舞臺的核心，古代的城市人口密集“揮汗成雨“，古代中國的軍事行動投入的兵力數量讓其他文明咂舌，以至於當我們看到東方鄰國的”戰國時代“征伐時，也免不了笑稱他們只不過是一些”村莊械鬥“而已。但龐大的人口也不可避免對環境帶來極大壓力。歷史上的華北平原、江淮地區叢林密佈，為了支撐龐大的人口，就需要開墾更多荒野用來耕種，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關於舜命人引火燒林發展農業的記載，甚至一些邊遠地區的少數族群，都願意以“我諸戎除翦荊棘，驅其狐狸豺狼（我們族人已經砍掉了山野上的叢林荊棘，驅趕走了其中生活的野獸）”作為自己已經文明開化的證據。在中國人口密集的東部地區，人早就成了塑造地貌的主要力量，而這種力量之迅猛遠超我們想象——黃河變黃的歷史其實只有2000年左右，這和秦漢時期西北農業的大發展密不可分；在中國帝制的最後200年，即便是遠離核心的嶺南地區，森林覆蓋面積也大幅減少了9成。
棲息地的消退是生物從人口密集區域消失的主要原因，人為對野生動物的捕獵也一度屢禁不止，在我身邊就有過好幾起這樣的例子——我的家鄉山東原本就人口稠密，填充在一個連一個的村莊中間的幾乎都是耕地，能在這裡生活的野生動物無非就是野兔、黃鼠狼和野雞這幾種小獸禽，而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回老家探親的時候還在村後果園裡聽到一隻野雞叫聲，第二天想要再去探尋的時候得知，它在當天夜裡就被下鍋燉了。
而我們之所以在當代還需要大聲疾呼“禁食野生動物”，“禁止濫砍濫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把自然萬物視作一種可以為己所用的資源，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生物科普者肯定也都遇到過“能、好、怎”的三連暴擊，無論你如何展示某種生物在漫長演化歷程上的精巧構造，如何描繪它們和殘酷自然抗衡時的生命堅韌，也如何苦口婆心地表達這種生物面臨的生存危機需要我們協力解決，最後換來的關注點都是——能吃嗎？好吃嗎？居然瀕危了？那能養殖嗎？養殖的能吃嗎？
實際上，這種現狀無關對錯，更沒有“東西方孰優孰劣”的差異，它只是我們這個古老文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路上留下的習慣性印記，同樣的印記在歐洲、西亞的那些古老文明身上同樣存在。在今天，中國已經重新成為世界經濟支柱，我們的生產效率也已經逐漸擺脫了對土地“攤大餅”式的利用，這樣的習慣性印記也有了逐步擺脫的可能。
但正如我們開頭講到的那樣，即便一個人十分清楚運動的益處，他也試圖用腳步和汗水換取跑完一趟馬拉松的暢快感，他也總需要有長期鍛鍊的儲備，從邁出第一步，到跑完自己的第一個1公里，逐漸歷經5公里、10公里、半馬的歷練，才能最終跑過全程馬拉松的終點線。
新中國對環境保護的起點其實很早，1956年我國就成立了第一個自然保護區，根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現有的自然保護地數量至少有1。2萬個，但必須承認的是，這些自然保護地的一部分是為了“搶救性”地保護自然生態和其中生活的物種（比如三江源和臥龍），這樣的保護區一般不對遊客開放，保護區的核心區內更是嚴禁未經審批的一切人類活動；還有的一部分（比如一些省市縣級保護區）卻又連“搶救性”的保護功能也不太完善，一些自然保護區的土地所有權並不在保護區管理機構手中，當地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隨意侵佔、更改保護區的範圍，甚至出現了安徽某地為了建設開發區，把揚子鱷的保護區核心區從河道溼地變更到石頭山坡上的荒唐一幕。
但總體來說，中國的環境保護政策還是碩果累累，就在上個月，我國公佈了首批5個國家公園名單，而在2017年就已公佈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裡，明確提到了國家公園定位 “兼具科研、教育、遊憩等綜合功能”。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對環境的“搶救性”保護已經取得一定成果，一些發展成熟的保護區恢復了原有的自然生態，也有了向外展示自然美感的基礎。
國家公園的建立猶如發令槍，中國的生態旅遊正式啟程。但要跑向生態旅遊的這場馬拉松終點，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正如我們前邊說到的那樣，中國人口稠密區域的自然生態場景幾乎消失殆盡，只有一些險峻的山地還有部分殘留，而保留自然生態的荒野又大多集中在人跡罕至的偏遠地區。我們首批公佈的5個國家公園裡，三江源國家公園位於高原腹地；東北虎豹國家公園地處中俄邊界的老爺嶺山林深處；大熊貓國家公園地跨三省，也大多位於山高林密的幽靜地帶；祁連山國家公園則是青藏、蒙新和黃土高原交匯處；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位於海南島中部山區。這些地區光是抵達就已經十分困難，它們之前承接的功能也沒有設計接待遊客開展生態旅遊的任務，基礎設定普遍都比較孱弱。
不久之前，我實地走訪四川唐家河保護區就能代表這種在“從保護區到國家公園”的轉變路上的陣痛。
作為我國最早成立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之一，唐家河的名字在大眾耳中稍顯陌生，但在中國自然保護事業史上，唐家河的分量卻十分重要。上世紀80年代初，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首席專家喬治·夏勒來到中國參與大熊貓合作研究，在臥龍和唐家河工作4年之後，夏勒和中國學者胡錦矗、潘文石合著了大熊貓科學研究的經典之作《臥龍的熊貓》，來自東方的神奇物種和中國人為保護熊貓所做的努力進入世界視野；而在夏勒來到中國前的1975年，唐家河的竹子大量開花死亡，缺乏食物的熊貓大量餓死，也曾在神州大地掀起過一陣搶救熊貓的風潮。
自此之後，唐家河就成為國際大熊貓保護的交流重鎮，為此興建的道路設施、保護區內部的學術交流中心（賓館）的規模和水平其實已經遠比國內其他保護區優越許多，但相較於那些坐落在繁華都市周邊的旅遊景點來看，這樣的條件還是稍顯不足。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遊客為什麼要到偏遠的保護區去？
唐家河作為構成我國大熊貓國家公園的67個保護區之一，大熊貓當然是這裡的明星物種，來此遊覽的遊客大多都是衝著熊貓來的，但和動物園裡靜靜呆在玻璃房中悠閒示人的大熊貓不同，野生大熊貓行蹤十分隱秘，對人的出現也十分警覺。我詢問了在保護區工作了28年的馬文虎老師，他總共也就見過8次野生大熊貓，保護區的巡護人員也提及，他們日常對熊貓的檢測主要依靠所發現的熊貓糞便、足跡。要知道，唐家河保護區已經是國內保護區中大型生物遇見率最高的典範（在我們到訪的那幾天，羚牛甚至跑到了賓館大堂裡），可即便是在這樣的地方，如果遊客寄希望於來到保護區就能見大熊貓這樣的特定生物，很大程度上也會收穫挫敗感。
在探訪的過程中，我的老鄉——唐家河保護區的刁鯤鵬站長也多次談及人獸衝突的困境。說實話，這多少讓我有些錯愕：唐家河保護區的設立在70年代就已經起步，按照當時的保護區策略，保護區內的居民都已經全員搬出保護範圍，但即便如此，這裡的人獸衝突依舊很激烈。保護區內雖然已經沒有農田，但野豬、藏酋猴會成群擴散到保護區周邊的農田中取食。可想而知，當地居民心中會產生何種情緒，而這些負面情緒在那些以保護猛獸為主的保護區（比如虎豹國家公園），或保護區內依舊有大量人類活動的保護區（比如西雙版納亞洲象保護區）裡，必然會更加激烈。保護和發展並不是對立的，但兩者如何結合起來，尤其是如何能讓周邊社群積極參與到保護區建設、如何讓這些為了保護環境而甘願捨棄自己世代家園的居民也能在生態旅遊中共同發展，其實是於情於理都必須解決的問題。
是不是存在這些問題，中國就沒發展生態旅遊了？當然不是。一些硬核的遊客其實是可以適應當前的不足條件的，比如一些資深的觀鳥愛好者（可以為了解鎖自己從沒觀賞過的鳥鑽到深山裡一蹲就是一禮拜；還有一些自然風光攝影師，人跡罕至的地方正是出片的天堂；在歐美的一些國家公園，也允許受監管的釣魚愛好者（比如路亞、飛蠅釣）和註冊獵手針對某種特定動物進行定量的獵殺；甚至像我們這樣的動物領域的科普作者，其實也有相當一部分對親眼目睹自然的奇妙充滿興致。這樣的遊客更在乎目前的國家公園裡的實質內容，對路途、時間、服務環境甚至經濟壓力都不是特別敏感，是可以直接銜接當前的生態遊模式的，在未來生態旅遊發展成熟後，也能成為高階遊的受眾。
當然，如果只服務於這些硬核遊客，生態旅遊就失去了它滿足大眾美學需求、向大眾傳遞自然保護意識的意義，但正如生態旅遊的組織者需要邁出第一步，大部分的遊客其實也需要一個“適應生態遊”的過程。要完成這一步，也離不開組織者的引導。在唐家河保護區的參觀過程中，我們參與度最高的專案不是尋找動物，而是向保護人員學習如何架設紅外相機，同行的大多數夥伴對紅外相機的概念都很陌生，保護人員介紹紅外相機的原理、在什麼角度設定相機能拍到什麼動物的時候，大家都聽得十分投入，當我們從巡護路線上找到幾個月前已經佈置好的相機，並從中看到出現在鏡頭前的野豬的時候，喜悅和成就感浮動在每個人臉上。
這個體驗足以說明，來到唐家河的每個人，其實並不是只對看到大熊貓感興趣（當然，這個興趣其實也很難滿足），自然生態裡有許多同樣迷人的亮點，保護它的人身上也有許多故事，能不能把這些故事以普通百姓能聽懂的方式講出來，是吸引更多人參與到生態旅遊的重要一步。當然，這裡的“更多人”也是有極限的，我們要保護自然生態，就不能承受讓保護區變得像黃金週的其他景點那樣人山人海，所以生態旅遊的許多環節其實並不一定要來到深山老林的保護區裡進行，城市郊野、沿海城市的灘塗完全可以成為輕度生態旅遊的目的地，條件比較成熟的保護區也可以適度開放短途的自駕和露營體驗，而最終篩選出的硬核遊客總數不會太大，現有的保護區體制也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正如同辦好一場城市馬拉松，組織者需要詳盡的封閉道路、配備後勤支撐，也要既能滿足專業運動員的競速需求，也能用親子跑吸引更多市民參與到全面健身事業中來，生態旅遊的發展同樣需要做好各方面配套，以不同強度的旅遊方案滿足不同人群的實際需求，而要找到這些恰到好處的平衡點，我們還需要漫長的摸索嘗試。
唐家河保護區在做的是這樣的嘗試，作為一家老資格的保護區，他們也最先開啟了向民眾介紹自然之美的努力。而我們每個人的關注，都會給這些努力增添些許力量，或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欣賞屬於我們的山河壯美、萬物蔥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