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紙貴”一詞出自《晉書·文苑·左思傳》中記載，西晉太康時期著名文學家左思的代表作品《三都賦》曾經在洛陽廣受追捧，風靡一時，權貴們爭相謄抄，以致洛陽城紙價上漲（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現在用來比喻作品流傳廣泛、倍受推崇。
《三都賦》問世時，左思大概三十歲左右。這篇文章一經問世，就受到很多文壇大家和社會名流的賞識，引發了洛陽紙貴的熱潮，也奠定了左思在西晉文壇的地位。他是西晉文人小團體“魯公二十四友”的核心成員（魯公指當時的魯國公賈謐），也曾擔任秘書郎、平原內使、祭酒、寧遠將軍等職務。
後來，因為賈謐陷害太子，牽涉到八王之亂中落馬。左思也受此牽連失去官職，退居宜春裡，一心著作。後來一位叫張方的將領挾持晉惠帝在洛陽作威作福，左思又舉家搬遷到冀州（今河北省）避禍，然而還是沒能躲過一劫，最終左思在冀州被殺。
文獻記載中的左思“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閒居為事。”也就是說他其貌不揚，不善交際，性格木訥甚至是孤僻，唯一擅長的就是擺弄文字。這樣的人其實並不適合官場，只適合當個文人墨客，或者是一心著書立說的老學究。事實上，左思也確實沒有太大的野心，他混跡官場許多年，但並沒有顯露什麼鋒芒。不過即便左思如此低調，但卻還是難逃客死他鄉的悲慘命運。曾經才名滿洛陽的人，最後無故落得如此下場，也是令人唏噓。
兩漢魏晉時期的文人，或者說文官的命是非常不值錢的。不僅是左思，就像嵇康、劉楨這樣的人物，雖然因為頗有才華曾得到錄用，但卻往往稍有差池就會受到極為嚴厲的懲罰，甚至丟了性命。而反觀唐宋，即使桀驁如李白，執拗如蘇軾，他們在經歷了殘酷的政治鬥爭之後，都還能夠保全性命，並且保全著儒學者的風骨。這種反差不僅和兩漢魏晉時期的時局變化有關，也和人才選拔任用制度有著很大的關係。
古人的選舉，不外乎“德才兼備”四字。兩漢時期是沒有科舉制度的，他們的人才選拔制度是“察舉制”，也就是所謂“舉孝廉”。“孝”和“廉”都是品德，不是才華。也就是說，漢代的人才選拔是重德而輕才，才是次要的。然而德是很難去考量的因素，因此，一個人能否被選中，實際上是取決於有沒有那麼一個人，具有資格又願意為你寫一封“推薦信”，因此推薦人和被推薦人的聯絡十分緊密，無形中形成了官場的關係網。文采當然只是錦上添花，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官位。魏晉的人才選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真正名正言順地靠出生決定命運，文才當然更不重要了。所以有些人雖有才名，卻依然命賤如蟻。
唐代建立科舉制度以後，文才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不是因為品德不再重要了，而是因為在相對公正客觀的情況下，人們發現文才是更容易被評判和考量的。尤其在宋代，有了足夠的才名，就相當於是有一張“護身符”，“盛世不殺才士”這也是蘇軾雖然仕途坎坷，性格固執高傲卻依然能活得好好的，並且繼續享有盛譽，成為一代仕林領袖的原因。
明清時期，雖然科舉制度趨於成熟，統治者開始不再把文才和才能混為一談，對於為官者有了更高、更具體的要求，也擴大了人才選拔的途徑。但是不斷加強的思想控制又使得科舉制度趨於僵化，也使得學子們都趨於功利化。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唐宋時期會成為自先秦以後中國古代文化最璀璨、最成果斐然的時期。而魏晉南北朝，雖有名士，大概也是像左思一樣，洛陽紙貴不過曇花一現，甚至是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什麼痕跡，不以千里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