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網紅帶貨”，也不是教網紅怎麼做生意，而是告訴他們不能騙人，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文 | 劉文昭
最近， “口紅一哥”李佳琦直播中翻車了。在推薦某款不粘鍋時，他遭遇尷尬一幕：當助手滿面微笑地把雞蛋打入鍋中後，凝固的雞蛋處處粘鍋。李佳琦沒注意到這個問題，還在一旁說“我們讓阿姨煎個牛排吧”。當他反應過來，一邊接過助手的鏟子試圖救場，一邊反覆強調“它不粘哦，它是不粘的”。可雞蛋還是靜靜地粘在鍋底，一點面子也不給。
事件持續發酵，廠家連忙迴應，鍋是經過檢測的，質量沒問題，粘鍋有原因，李佳琦也不太會做飯。李佳琦則表示，推薦的產品沒問題，粘鍋原因不便回覆。
“網紅帶貨”紅紅火火
廠家和李佳琦的迴應，很多網友並不認同。有人覺得李佳琦在推薦前，根本沒使用過產品，還有人覺得廠家的解釋牽強，“這麼多前提條件還叫不不粘鍋？叫基本不粘鍋吧”。
李佳琦直播翻車一事，也將“網紅帶貨”置於聚光燈之下。簡單來說，“網紅帶貨”就是網紅以個人信譽和口碑為保證，做人肉產品篩選器，為自己的粉絲推薦各種值得買的商品。
這種形式，一些大爺大媽和鋼鐵直男可能剛剛熟悉，但它的體量早已大得驚人。有資料顯示，
83%的年輕消費者購買決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身邊及各平臺的“網紅”“達人”的“種草分享”。
而快手主播“辛巴”婚禮直播帶貨1。3億、李佳琦直播5分鐘賣出15000支口紅、“帶貨女王”薇婭直播2小時，銷售額超2。67億……
這一連串重新整理認知的數字，也讓很多商家和個人投身到網紅帶貨這一新的銷售模式中。
艾瑞諮詢釋出的《2018年中國網紅經濟發展研究報告》的資料顯示，2018年網紅已經擁有廣告、電商、直播、問答、打賞、內容付費等多元化的變現形式，而廣告收入（佔比19。6%）、電商收入（19。3%）、超過直播分成，分列第一、第二位。
《2019年淘寶直播生態發展趨勢報告》則顯示，2018年加入淘寶直播的主播人數同比增長180%，
淘寶直播平臺帶貨超千億元，同比增速近400%。
每月帶貨規模超過100萬的直播間超過400個。
但網紅帶貨也有不少“神坑”
有了網紅帶貨，粉絲再也不用在各種商品之間比資料對引數，購物便利了，一些網紅也會為粉絲爭權益，讓商家給更多的優惠。
不過，雙贏並不總是發生。有業內人士表示，頭部主播很強勢，
商家一邊要給主播高提成，一邊為了打出全網最低價，還要讓利給買家
，產品的利潤變得很薄。為了賺錢，一些廠家只能儘量壓縮成本，甚至在產品質量上打折扣。
網紅是個殘酷的戰場，誰都不知道明天自己還能不能紅。
一些主播自然會趁著火的的時候，把紅利吃幹榨盡，至於產品是否用過，質量如何，顯然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
於是，我們常常可以在網上看到粉絲的“血淚控訴”——自己聽信了某網紅的宣傳，買回了全網最低價的 “爆款”，但到手後發現，原來東西是“三無”或高仿品，用了之後，身體還非常不舒服。
更搞笑的是，一些帶貨的網紅還不是真網紅。一些所謂網紅透過刷量、買粉等方式，將自己打扮成流量大V，藉此欺騙商家高額的廣告費的案例，也屢見報端。
流量都是買來的，聽這類網紅的話買東西，消費者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從媒體的報道中還可以發現，一些網紅推薦產品時，還會以更大優惠為名，要求消費者透過個人社交媒體支付，這種直接交易，缺乏證據存留，一旦出了問題，消費者維權格外艱難。
管“網紅帶貨”，法律沒空白，缺的是主動執法
一些人覺得網紅帶貨是一種新業態，應該制定專門的管理辦法。其實，管網紅帶貨，不用等新法，也不用搞得那麼麻煩。
多位律師指出，直播帶貨與傳統廣告代言雖然存在一定區別，但是
其本質仍然屬於《廣告法》規定的“在廣告中以自己的名義或者形象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廣告代言人。
而《廣告法》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關係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廣告代言人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廣告處處長應鈞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從市場行為的角度看網紅帶貨，其中可能包含兩種行為——廣告行為和銷售行為（網紅買自己的貨）。
如果是廣告行為，廣告法中對代言人也有較詳盡的規定，違反會受到相應處罰。如果是銷售行為，法律也有明確規定。
比如電商法規定，電商經營者要辦理市場主體登記，這是對主體資格的要求；再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規定，經營者要表明真實名稱和身份，此外介紹產品的內容應符合廣告法的規定等。
在應鈞看來，法律對這些廣告、銷售行為的規定是健全的，雖然“網紅帶貨”這個詞還沒有出現在法律制度中，但如果按行為模式拆分，都可以套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中。
實際上，監管網紅帶貨，一些國家早就有了行動。如英國廣告標準局規定，
任何人在社交媒體上的粉絲數超過3萬就算名人，要受到廣告監管約束。
2019年2月，一名叫莎拉·威洛克斯·諾特的博主釋出了一張自己坐在床上的照片，圖中可見某品牌的安眠藥，她配了文字說明，自稱是夜貓子，一些時候失眠，這種藥“的確管用”。
廣告標準局認為，諾特有3。7萬粉絲，是名人，按規定名人和保健專業人員不得做醫療產品廣告。因此，廣告標準局要求諾特不得再讓那個廣告出現在她的社交媒體上，同時要求廣告商不得讓包括社交媒體“有影響人物”在內的名人做藥品廣告。
歐洲一些消費者組織還要求，
帶貨的網紅要在顯眼的位置標出“廣告”字樣，並使用特殊標籤、不同的字型與排版。
也許有人會說，我知道網紅帶貨是廣告，打標籤太多此一舉了。可問題是，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不那麼“精明”的消費者（如老人和小孩）
，我們應保障他們的知情權，打上廣告二字，也有利於消費者冷靜消費，以及日後的維權。
值得欣慰的是，網紅帶貨已經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10月1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藥品監督管理三部門宣佈，在未來一年多內將重點打擊“網紅帶貨”亂象。
“小政府”的英國可以管好網紅帶貨，中國更應該管得好。
監管“網紅帶貨”，也不是教網紅怎麼做生意，而是告訴他們不能騙人，出來混總是要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