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昌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
量刑正義是刑事裁判正義的最終體現，量刑的公正對於法律公正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案件社會學理論認為在法定的量刑情節之外，案件的社會結構因素也會對法官量刑產生影響。當事人的性別、籍貫、年齡、學歷、職業等是案件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對某地四家基層法院１０６０個盜竊罪刑事判決的實證分析發現，當事人的社會結構因素確實對量刑的輕重產生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又與當事人的社會結構差異相關，並體現出被告人自致因素的影響力大於先賦因素，地位越高、法度越寬等規律。被告人社會結構的差異對法官裁判的影響不可避免，但是可以透過加強裁判文書說理、提供案例指導等方式規制法官自由裁量範圍，以期獲得更加公平的裁判。
“性別意識作為人的自我意識中的一種最穩定的核心組成部分，對人的認知和行為有著較大的影響。”有學者從理論上探討被告人性別對法官裁判的影響，認為“從目前的司法實踐看，較為普遍的是法官量刑時的‘重男輕女’現象。同樣的罪行，或女犯稍有嚴重一點的罪行，量刑時，女犯一般較男犯輕。”此前的問卷也顯示：“法官認為對女性更有可能採取輕刑，而男性更可能採取重刑。”司法實踐中的實際情況如何呢？
樣本中，男性被告人佔８４．０％，女性被告人１６．０％。統計顯示，男性所犯罪行為輕罪、中罪和重罪的人數分別佔７６．０％、１９．４％和４．６％；女性犯輕罪、中罪和重罪的人數則分別佔７４．１％、２１．８％、４．２％，男女被告人罪行輕重的比例大體相當。但是，從平均的刑罰強度來看，女性平均刑罰強度１７．０２，僅為男性平均刑罰強度２１．１９的８０．３％。細分犯罪情節後，差異更加明顯。輕罪中，女性平均刑罰強度５．７２，男性是８．３７；構成中罪的女性被告人刑罰強度為３３．９８，男性為４４．９７；構成重罪的女性被告人的刑罰強度為１２９．３０，男性則為１３０．１４。透過單因素的方差分析檢驗，女性被告人整體上比男性被告人獲罪輕，特別是在構成輕罪和中罪時，顯著性非常突出，然而，構成重罪的男女被告人刑罰差異不大（見表３）。根據上述資料可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首先，被告人性別因素對裁判產生影響。無論是刑罰強度的平均值，還是各個不同犯罪情節的平均值，女性的刑罰強度都顯著低於男性，可見被告人性別對裁判的影響比較明顯，體現出法官對女性犯罪人較寬宥，對男性則較嚴厲的特徵。加權平均後，女性的刑罰綜合指數為７４．８％，男性為１０４．７％，女性被告的刑罰強度比男性被告低２９．９個百分點。
其次，女性在構成輕罪時，所受到的寬宥較多，而構成重罪時受到的寬宥較少，甚至沒有寬宥。女性構成輕罪的刑罰強度僅為男性的６８．８％，中罪為男性的７５．６％，差異均較明顯，重罪則達到後者的９９．４％，幾乎沒有差異。可見，法官對於女性被告人寬宥的傾向在其罪行較輕時更為明顯，罪行越輕，獲得的寬宥幅度越大；一旦構成了比較嚴重的犯罪，不同性別被告人裁判差異性則明顯縮小，女性被告人不會得到寬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