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我很慚愧我講這個題目，如果我的生活能夠合理，我就不是這個樣子。我現在患失眠的症候，昨天夜裡最厲害，精神十分不好，這實在因為雖然曉得所謂“合理的生活”而不能實有諸己。這種樣子確為自己生活未能調順自然合乎天理的徵見，所以我講這個題目，真是慚愧！
我雖如此，但我見得社會上一般人真是摸不著合理的路子去走，陷在那不合理的生活中，真是痛苦！真是可憐憫！不能不說幾句話。我們且分粗細兩層去說說。先說粗的，那便請看現在社會上的情形（尤其是北京上海這些的地方），大家都是爭著搶錢，像瘋狂的一樣。新近看《東方雜誌》譯羅素《中國國民性的幾特點》，說中國人不好一面的特點頂頭一件就是貪婪。這話是今日不能否認的。但何以會這樣呢？這就為他們沒有摸著合理的路子；這就是他們人生態度的錯謬。他們把生活的美滿全放在物質的享受上，如飲食男女起居器用一切感覺上的娛樂。總而言之，他以為樂在外邊，而總要向外有所取得，兩眼東覓西求，如賊如鼠。因此他們搶錢好去買樂。其實這樣子是得不著快樂的，他們把他們的樂已經喪失，再也得不著真實甜美的樂趣，他們真是痛苦極了！可憐極了！在我想，這種情形似是西洋風氣進來之後才現有的。在幾十年以前中國人還是守著他們自來恥言利的態度，這是看過當時社會情形的人所能詳道的。中國國民性原來的特點恐怕是比別的民族好講清高，不見得是比別的民族貪婪。現在社會上貪風的熾盛，是西洋人著重物質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觀念啟發出來的。貪婪在個人是他的錯謬和苦痛，在社會則是種種腐敗種種罪惡的病原菌。例如那最大的政治紊亂問題，就是出於此。如果今日貪婪的風氣不改，中國民族的前途就無復希望，此可斷言者。而這種人生態度如果沒有根本掉換過，這貪風是不會改的。我們看見這些論及人生觀的文章，如陳仲甫先生作的《人生真義》，李守常先生作的《今》，胡適之先生作的《不朽》，所謂“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觀都不能讓我們滿意。陳先生說：“執行意志，滿足慾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譽），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並且留在社會上讓後來的個人也能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這些話完全見出那種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態度，雖然不當把他與貪婪風氣混為一談，但實在都是那一條路子。李先生、胡先生，也通是這般路子；一言以蔽之，總是向外找的，不曉得在自己身上認出了人生的價值。他們只為兼重“個人”和“社會”，“負責”和“享福”，是其免於危險的一點。如胡先生說小我對以前的大我負責，對以後未來的大我負責；李先生說不當厭“今”，不當樂“今”，應當利用“今”，一類話是也。其實在這條路上無論你把話說的怎樣好，也不能讓人免於流入貪婪，或轉移貪婪的風氣；至於要解決煩悶，奠定人生，那更說不到了。照我說：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可指，如其尋問，就是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義；人生沒有什麼價值可評，如其尋問，那麼不論何人當下都已圓足無缺無欠（不待什麼事業、功德、學問、名譽，或什麼好的成就，而後才有價值）。人生沒有什麼責任可負，如其尋問，那麼只有當下自己所責之於自己的。尤其要切著大家錯誤點而說的，就是人生快樂就在生活本身上。就在活動上，而不在有所享受於外。粗著指給大家一條大路，就是改換那求生活美滿於外邊享受的路子，而回頭認取自身活動上的樂趣，各自找個地方去活動。人類的天性是愛活動的，就在活動上而有樂趣。譬如小孩子總是要跳動唱鬧的，你如果叫他安靜坐在那裡不許動，幾乎幾分鐘都坐不住。大人也是如此，樂的時候必想動，動的時候必然樂。因為活動就使他生機暢發，那就是他的快樂，並不要向外找快樂。大約一個人都蘊蓄著一團力量在內裡，要藉著一種活動發揮出來，而後這個人一生才是舒發的、快樂的，也就是合理的。我以為凡人都應當就自己的聰明才力找個相當的地方去活動。喜歡一種科學，就弄那種科學；喜歡一種藝術，就弄那種藝術；喜歡回家種地，就去種地；喜歡經營一樁事業，就去經營；總而言之，找個地方把自家的力氣用在裡頭，讓他發揮盡致。這樣便是人生的美滿，這樣就有了人生的價值，這樣就有了人生的樂趣。樂趣完全是在自己渾淪活動之中。即如吃糖一事，不要誤會樂趣在糖上，應曉得是在吃上，換一句話，就是不在所享受上，而在能活動上。我們不應當那麼可憐喪失自己，去向外找東西，一切所有都在這裡，都在自己身上，不待外求。我們眼看這一般人死命的東尋西找，真是可憐！雖然他們的寶貝就藏在家裡，他卻不自知，走遍天涯那是永遠不能找到的。他們再也不得回家！因為他們已經走入了歧路！陳先生胡先生李先生都還在這歧路上，又怎能指示這些人回家？怎能救轉社會的頹風？所以必須根本掉換過這方向來，如我所說的才得。
同時在這社會上有一般人恰好與此相反。他們看見旁人那樣的貪婪，那樣的陷溺在肉慾，如此汙濁紛亂的世界，就引起厭惡物質生活的反動，就要去學佛修道，喜歡清靜修行做工夫，如北京的同善社等團體，都是應運而生的，他們的勢力直遍及於外省各縣，其散碎無所屬的高高低低各種求遭者更不能計數。去年我在南京上海見這樣的事真是很多很多，學生中也有如此的，這都是因為找不出一個合理的人生態度出來，也就是不知道要怎樣生活才好。常有是一個貪婪的官僚同時就是一個唸佛講道的修行者，尤其可以見出他得不著一條路的可憐樣子。這兩條路同樣是違離了人類本性的，人類的本性不是貪婪，也不是禁慾，不是馳逐於外，也不是清靜自守，人類的本性是很自然很條順很活潑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所以他們一定要把好動的做到靜止，一定要遏抑諸般本能的生活，一定要弄許多矯揉造作的工夫，都是不對的，都不是合理的人生態度。然如果照陳胡李諸先生的話去教導他們實在是不中用，完全和他們心裡事情不相干。他們並不能因此有什麼啟發，得到什麼受用；此容後說。
我們粗著一點觀察，現在社會上的人是如此情形了，我還要對於我們青年有一種較細的指導。據我所見，我們一般青年真是可憐憫，像是大家都被“私的絲”纏縛了一身，都不能剝掉這種纏縛，超出私。
右為民國十一年春間北京高師平民教育社約我講演，經楊鴻烈君紀錄，而我自己修正的半篇稿子。楊君紀錄本是完全的，我修得一半，偶因他事相牽，中途擱筆，至今未曾補完——似亦無意再補完他。但這不完全的稿子卻是在這本《卅前文錄》中頂要緊的一篇東西，為我最盼望大家注意留省的。十二年七月漱冥記。
1923年12月
錄自《漱溟卅前文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