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階層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較為特殊的社會群體，專指那些迫於某種壓力或是為了某種追求而遠離公眾、遁形山林計程車人。
在中國古代，當這些深受儒家教義影響計程車人們心中兼濟天下的理想信念與殘酷的社會現實相碰撞之時，夢想終將幻化成為泡影，苦悶、孤寂、憂鬱、彷徨等多種情愫糅合在一起，孕育出一種得以擺脫社會現狀的新的理想——隱逸之風。
漢代是繼秦朝之後的又一大一統王朝，本該是儒生士人們大展宏圖的絕佳時機，但卻有不少文人選擇避世隱逸，究其根本，是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下面，本文就將論述漢代士人的隱逸之風。
一、漢初：進取潮流中的隱逸思想
漢初承混沌之世而開一統王朝，士人的社會地位也隨之變遷，然而是時，隱逸之風並未斷絕。
受布衣將相排斥儒生與學術風氣等種種因素的影響，使得當時在不少士人出現了主動疏遠政治的隱逸現象，開啟漢代士人隱逸風氣之先聲，但從總體上說，西漢初年的隱逸現象相對較少。
1、沛公不好儒觀念下，士人的退卻之意
《史記·高祖本紀》中載漢高祖曾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確，出身平平，成長於動亂時期的漢高祖劉邦早年“不修文學”，對知識分子群體始終持有輕視甚至是討厭的態度。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有“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劉邦對儒生的蔑視態度及其對儒學的不屑可見一斑。
劉邦“豎儒”觀念的形成是多方因素共同造就的。在歷經秦漢頻繁而激烈戰亂的劉邦眼中，要想攻城佔地、克敵制勝，唯有網羅與依靠大批有武之士，對於那些只知道紙上談兵的文弱書生，劉邦一向是不屑接近的，加之秦朝法家思想的先入為主。
他始終無法理解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甚至認為文化乃空談無用之物，遂以養成“輕士善罵”的不良風氣，這對於一直以“士可殺而不可辱”為氣節的廣大士人群體而言，是踐踏其尊嚴與高貴品德的行為，是絕對無法容忍的。
正因如此，才致使一些士人主動疏遠政治而走向隱逸。
2、黃老之學——格格不入計程車人群體
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漢初歷經秦末農民戰爭與楚漢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百姓疾苦、國家貧困，統治者認識到要想緩和階級矛盾，面對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首先要做的就是修養生息、無為而治。
這時，惟有主張以靜制動、以退為進、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能夠相對更為切合統治集團穩定政治局勢與發展經濟的需要，因而被當做治國理政之術極盛一時。
對於以天下為己任，具有高度憂患意識與責任感計程車人集團而言，積極自覺地參與政治、以自己的畢生所學為統治階級服務，是他們普遍的政治抉擇。
在漢初，士人對這個剛剛建立起的大一統王朝同樣懷有高漲的政治熱情，想要在朝堂上實現自我的鴻鵠之志。但由於國家當時重黃老、輕儒學的學術環境的存在，不少士人都受黃老之學的影響而避世遁居、隱居不仕。
二、兩漢之際——士人的價值選擇與政治立場
1、王莽時代——激流勇退者甚眾
隱逸，是士人群體用以消極對抗統治階級的有力武器，在仕途不順意時，士人往往會採取歸隱這種不配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統治階級的不滿。
西漢後期，王氏集團的力量逐漸擴大，甚至形成了強大的專權勢力，對於這種外戚專權的行為，在士人們看來是十分不符合禮制與道德的。
可是，對於手無寸鐵的書生而言，要想改變這種現象何其困難，在這種時局下，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選擇歸隱，不與其同流合汙。
（1）辭官藉口：託病而隱
基於對劉氏正統王朝的維護與對篡位者王莽所做不符合道義的事情的不滿，加上忠臣不仕二主觀念的影響，很多士人都想要擺脫王莽的統治，不願為其效力，促成這一時期隱士的大量出現。
但是，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要想自居於王朝之外，做一個遊離於帝王靈魂之上，不受皇帝管轄的“自由民”，是絕無可能的，這就迫使士人不得不為自己的隱居避世找尋一個相對充分的藉口，以得到統治者的允許。
《後漢書·卓茂傳》中載劉氏王朝中有位名叫卓茂的官員，深得民心，被朝廷升遷為京部丞時，“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對於剛剛謀得大權的王莽而言，正需要像卓茂這樣的人才來幫助其鞏固統治，但卓茂並不願意與王莽合作，於是“以病免歸郡……抱經書隱蔽林藪”（《卓茂傳》），在當時，像卓茂這樣借疾病辭官不仕的官員不在少數，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他們不願為新政服務的決絕之心。
（2）價值觀念——忠臣不事貳主
對於入朝為官計程車人們而言，他們大多接受過較為完善的正統教育，並在潛移默化中將維護劉氏王朝作為自己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方式，他們堅決不願意再為劉姓之外的任何政權服務。
因此許多清節之士寧願放棄從政的理想，也不願丟掉士人應有的清高氣節而入仕王莽一朝，這也造就了此時期隱士歸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對王莽奪權篡位的不滿。
在《後漢書》中記載了許多有氣節計程車人，比如“四輔三公連闢，不到”的龍丘萇，時人稱讚其“躬德履義，有伯夷之節”（《任延傳》）。足可見當時社會對這種志節高尚之士的讚賞之情。
2、東漢——歸去來辭的閒適意境
公元25年，劉秀稱帝，漢宗室光武復興，是為東漢。《論語·堯曰》雲：“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隱士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歷代統治者都熱衷於對他們的徵辟以顯示其統治聲望與威勢。
東漢王朝建立後，為了鞏固政權，劉秀政府對那些隱逸計程車人採取了積極而妥善的招攬、安撫政策，面對統治者的盛情邀請，有些人響應了政府的徵辟，但也有些人選擇“隱居守志，連徵不至，以壽終”，不應徵闢的隱士在並不少見。
經歷兩漢之交的變亂之後，一些士人已經習慣了清淨自在的風流生活，因此即使天下太平，也不再願意出仕為官，這些人往往淡泊名利，有自己的追求與人生態度。
對於這些不願出仕的隱士，劉秀並未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其加以強迫，而是給予他們足夠的寬容，不僅體現出其禮賢下士的風貌，更助長了隱逸之風。
三、漢末：政治黑暗，拒絕入仕
隱士所處的時代多為動盪不安的時代，每逢亂世，文人或因深感無力，或為保全自身，總會不約而同將隱逸作為高士名流的標格。
自東漢中後期以來，黨錮之獄、黃巾之亂、群雄割據，社會動盪不堪，人們的生命財產很難得到保證。面對如此政局，不少人選擇了歸隱，漢代迎來了第二次隱逸高潮。
1、“無道”之世，“出”還是“隱”？
東漢從和帝開始，皇帝均以幼年即位，宦官藉助皇權壟斷朝政，到了桓帝、靈帝時期，外戚勢力衰退，而宦官勢力趁機甚囂塵上，朝政基本由宦官把持，形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面，加劇了政治腐敗與社會危機。
這激起士大夫的強烈義憤，尖銳的社會矛盾最終引發了激烈的政治衝突，士大夫階層與宦官的矛盾最終不可調和，導致了黨錮之禍，也開啟了隱逸史的新篇章。
兩次黨錮之禍使大量正直計程車人在這場禍事中遇難，殘酷的現實使得原本標榜風骨操守計程車人心中的信念動搖，再也沒有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與慷慨赴難的勇氣。
不僅削弱了東漢政權賴以存在的社會中堅力量，還使士大夫對皇權與政治完全絕望，產生了嚴重的疏離感。
遭受黨錮之禍計程車人們在痛苦與迷茫中開始反思儒家思想，甚至質疑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士人的個體自覺由此被啟發，開始重視自我生命的價值，他們所崇尚的理想人格也從德行君子轉向了通脫名士。
2、士人心態：身在江湖，心存魏闕
儘管漢末隱逸之風盛行，但這種隱逸並不是簡單地獨善其身或是明哲保身，士人們實際上仍舊敏感地感受著現實，並透過著書立說、開門授徒等方式來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對漢末的政治與社會變革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當時雖然很多隱逸之士拒絕出任，避世隱居，但這只是他們迫於社會現狀的無奈之舉，東漢士人強烈的國家認同感使得他們不可能真正地心安自然，不關注現實世情。
他們的隱居是典型的身隱心不隱，在他們的心中仍有對社會道義與國家整體利益的深切關懷，這也是漢末與魏晉士人隱逸之情的最大不同。
四、結語
隱逸行為本身即是對社會的反抗，在理想與現實劇烈衝突的情況下，避世隱居是保全人格的唯一可行之路，是士人在審視社會發展總趨勢，洞悉政治利弊後，對獨立於現實功利之外世界的自覺選擇。
兩漢時期士人的隱逸風氣，大體上與社會政治的發展相悖而行，很大程度上表現出漢代士人慷慨尚氣、忠德守節的高尚品性，也反映出其對政治清明的嚮往。
兩漢時期的隱逸文化不僅對當時社會的清正之風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也給魏晉時期士人自我意識的覺醒提供了參考。
參考文獻：
1、《史記·高祖本紀》
2、《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3、《後漢書·卓茂傳》
4、《論語·堯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