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本來是社會的擔當，也是引領時代思潮的典型人物。但是，很多人文知識分子精神疲憊，忙於掙錢，急著花錢，淡泊“人間情懷”，過把癮就死，卻是不爭的事實。他們日漸邊緣化，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那麼，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在商業發展的大環境下，主流意識形態消解後，讀書人開始走向邊緣化，未嘗不是一種多元化選擇，和以前單一的價值觀相比，似乎有著明顯的進步，但是因此認為知識分子可以在邊緣角色中找到精神自足甚至自豪，就大錯特錯了。可以說，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其說是知識界自由選擇的結果，不如說是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主流意識即強烈的人文關懷被人為堵截的結果。加上市場經濟的衝擊，精神上不知所措的知識分子卻發現了治學方面的更多機會，於是紛紛走向學術的象牙塔，就好像清代的大儒們紛紛沉迷於訓詁學，沉迷於考據的學問一樣，也就不問世事了。
當代知識分子沉迷於學術，並不能掩蓋他們精神上的痛苦，而社會對於人文精神的呼喚其實只是一種痛苦的呻吟而已，說明人文精神被壓抑著，它的歷程並沒有自然完結。商業的發達讓人文精神逐漸退縮，甚至變成了商業廣告，為一些資本搖旗吶喊。君不見房地產廣告美輪美奐，富有田園詩意，富有都市人文景觀色彩，都在打著人文主義的旗號搔首弄姿，只是為了房子好賣。而住戶搬進樓房之後就會知道所謂的人文精神只是一個噱頭，根本沒有那麼美好。還有一些聯歡晚會，打著人文精神的旗號，請了不少流量明星，耗費很多錢，卻沒有一個節目能夠打動人，卻賺了不少廣告費和流量費。那麼，人文精神也就被綁架了，帶上了銅臭和血腥。
如此一來，知識分子們更不會參與什麼社會討論和競爭了，而是讓位於資本家們和政治家們參與。他們樂得退守一隅，專心搞學術，說白了還是專心賺錢。很多大學教授開辦企業，創辦公司，讓自己帶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給自己打工，把他們攥得死死的，就是他們發表學術論文，也要署上導師的名字，讓導師成為第一作者。就是跑下來科研經費，也是導師一人支配，和做實際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這種圈錢模式，基本上就像官場的模式，能跑下專案的官員才是好官員，能申請下國家級課題的才是好導師，而最應該具備人文精神的導師和研究生、博士生們都成了忙著搞科研，忙著賺錢的人，只是那些所謂的學術成績大多不是原創……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正式走向歷史舞臺，成為走在最前列的先知先覺者，也是倡導社會革命的清醒者。那時候社會風氣比較開放，或許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導致民不聊生的狀況，統治者無暇顧及知識分子的發展吧。知識分子們即便穿著破衣爛衫，也要走向街頭大聲疾呼，帶領人們反抗專制和強權，走向自由。他們不為了掙錢，甚至不惜拋頭、灑熱血，就是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貢獻自己的力量。那麼，這種主動走向社會主流並擔當社會重任的知識分子已經成為革命的先驅，也成了萬眾敬仰的物件。但是，革命成功以後，知識分子迎來了反右鬥爭擴大化，迎來了史無前例的運動，即便後來撥亂反正，人們說話也大多有了把門的，不敢亂說一氣了，也不再胡亂上綱上線了。思想解放了，人們的精神卻還是有些侷限性。
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思之後，就有些先鋒派的意思了。他們要丟棄以往慘痛的歷史教訓，走在時代的前列，而當社會商業發達的時候，他們勇敢地投身到商業大潮中，成了弄潮兒，也成了透過一些手段過上一些好日子的人物。既然手裡有些閒錢了，就要為自己的好日子發憤圖強了，哪裡還能顧及什麼社會擔當呢？北大的錢理群教授說，現在的知識分子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並非具備什麼社會擔當精神。而引領社會思潮的卻成了資本家，而不是知識分子，甚至那些資本家公開宣稱不讀書，好似“讀書越多越反動”一樣。
知識分子的讓位，體現了現實的尷尬。並非他們沒有理想，也並非他們沒有熱情，而是對精神、信念、神聖、崇高、意義乃至理性產生了懷疑和逆反，或許是長期思想封閉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和精神遺患。一旦面對商業衝擊，他們當然受不了。看到那麼多人都富裕了，連同小學文化的人都能做小買賣致富，成為百萬富翁，那麼，他們有聰明的頭腦，為什麼就不如小學文化的人呢？於是，痛定思痛之後，他們終於做出了選擇，不再忙於人類的事業，也不再為自由和解放冥思苦想，不再走在時代的前列，當然也就放棄了擔當精神。
知識分子走向邊緣化並非全都是他們自己的悲哀，而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悲哀。因為時代和社會沒有給他們提供足以發揮的舞臺，也沒有給他們適當的機會，當然也就讓他們無語了，也就“窮則獨善其身”了。或許，未來會好一些，不過還是持謹慎的樂觀態度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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