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宣告一點：這裡所說的“中華文明”，特指“中華古代文明”，即有史料記載的炎黃始祖誕生之日開始算起，直至1912年最後一任皇帝溥儀下詔退位為止的漫長時期形成的文明。
熟悉中華歷史的人都很清楚，這段中華文明時期非常地漫長，差不多有6500年。如此漫長曆史程序中，中華大地上發生了諸多大事，先後經歷了炎黃始祖至堯舜禹輪流當政的上古時期，也是現在所說的新石器時期，之後就是夏、商、周的家天下時代的來臨，最後就是封建王朝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輪迴，也是家天下制度不斷鞏固的時期。
雖然歷經6500年，中華大地流經的人、經歷的事煩不勝數；雖然中華民族歷經風雨、苦難深重，但中華民族從來都沒有向困難低頭，而是堅貞不屈地迎難而上，如此創造了大禹治水、萬里長城的奇蹟，這種不屈的精神也逐漸凝練成了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精神核心，深深刻在中華民族的骨子裡。
正所謂“窮則思變”，中華民族面對巍峨的大自然、喜怒無常的暴躁天氣，渴求生存繁衍和子孫後代延續不絕的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一個個極具生命力的文化思想，由此誕生出了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朱熹、王陽明等中華民族公認的思想家，在他們的思想引領下，中華民族每一次歷經磨難之後，都能成功地站起來。
這是中華文明極具魅力的地方，也是世界其他地方文明無法比擬的地方。
但是有利也有弊，從現代人類文明的發展現狀來看，中華文明存在一重大缺陷：“生”不出科學這隻推動人類文明指數形式發展的“金蛋”。
眾所周知，自牛頓發表了著名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之後，科學第一次正式走入了人類世界，並立馬發揮出了它的巨大作用：天體力學、數學、工程力學等一批批自然科學紛至沓來，很快將人類推到了機器生產代替手工勞動的工業革命之中。
之後人類文明的發展猶如打了雞血一般，經過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洗禮，人類不僅毫無爭議地成為了大自然的主宰，而且人類創造的財富，已遠遠超越了以往時間創造財富的總和。
科學作用這麼巨大，徹底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程序，它是怎麼誕生的呢？
弗洛里斯·科恩在《世界的重新構造》一書中給出了答案：1600年至1640年，西方世界出現了一批動手思考的先驅，如伽利略、開普勒、培根等，第一次提出了用實踐檢驗理論真偽的方法——科學實驗，並且因此還制定了詳細的實驗方法和步驟。
科恩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實踐檢驗真理的提出，科學實驗的出現使得曠日持久的口舌之辯歸於沉寂，“你斷言某某一定是這樣的，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放到實踐中去檢驗吧，是驢是馬，一驗即知真偽。
樹立了實踐這個檢驗標準，再透過嚴謹的科學實驗進行實地操作，使得科學第一次實實在在在人類世界生了根。之後眾多科研實踐工作者透過不斷地科學實驗，發現了很多光憑肉眼和腦袋冥思苦想得不到的真理。
比如著名的力和運動的關係，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開始琢磨了。他透過肉眼觀察以及自己超級大腦想象，得出了一個結論：力是維持物體運動的原因。由於他是權威，並且正如愛因斯坦嘆息的那樣：現實中車子確實推一下就走，不推車子就停了下來。說力是維持物體運動原因，何錯之有？
按說亞里士多德的結論也在實踐中檢驗了，但是不是嚴謹的檢驗：在崎嶇的山路上確實如此，但會不會因為山路的崎嶇導致車子停止了呢？換個光滑的路面事實還是這樣嗎？思路已經閉環的亞里士多德顯然沒有去想這個問題，在他光環照耀下的普通人更不會琢磨這個問題，直到近代時期，伽利略發現了其中的問題，最終提出了有著牛頓第一運動力學雛形的勻速直線運動規律。
舉這個例子主要說明一個問題：科學不能憑藉自己的主觀意志輕率下結論，它的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並最終能夠擲地有聲，離不開全面系統的科學實驗，缺了任何一環，都有可能導致錯誤結論。
理清了這個問題，再來看看中華文明為何“生”不出科學，就好解釋了，因為讓科學“認祖歸宗”，真的太難了。
《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個情節：當群臣都在上表祝賀嘉靖皇帝、粉飾太平，剛正不阿的海瑞卻反其道而行，上表將嘉靖皇帝罵了一頓。沉浸在虛假繁榮中的嘉靖皇帝意猶未盡，原本還想再躺平一會，結果被海瑞這麼一攪局，氣憤之心可想而知，於是二話不說將海瑞打入大牢，聽候發落。
治罪得有個名頭，但海瑞畢竟是出了名的清官，不貪不佔，連上街買菜也是鳳毛麟角、機會難得，整得像苦行僧一樣全身上下挑不出一個毛病；再說海瑞頂著殺頭的風險，直言相諫也是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這是絕對的公而忘私行為，殺他絕對會寒天下讀書人的心。嘉靖皇帝雖然一個勁兒想弄死海瑞，但畢竟還是很在乎自己的名聲，於是號召百官與海瑞當面對質，結果無一例外，全部敗下陣來。
嘉靖皇帝一看沒轍，只好便裝打扮，親自上陣，想著自己聰明絕頂，搞定海瑞這個榆木腦袋應該輕輕鬆鬆，卻沒想還是敗下陣來。絕望的嘉靖皇帝只好說出了這樣幾個字，才成功將海瑞制服：
“海瑞，送你八個字，無父無君，無父無母。”
聽到這裡，海瑞才恍然大悟，趕緊朝著嘉靖的背影不停地叩拜了起來，算是服輸了。
能將認死理、立志將苦行僧修煉到底的海瑞屈服，可見這絕對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核心：君父、父母，代表了中華文明的“忠”和“孝”兩大塊。
即便海瑞再怎麼痛恨嘉靖皇帝不理朝政、不問民間疾苦，但他絕對認嘉靖皇帝這個“君父”，或者準確地說：讓他沒有“君父”做依靠，將他開除出大明王朝，是對他莫大的傷害。
嘉靖皇帝口中的“君父”，說白了就是王朝中的每個人都要有組織意識、首領意識。按照韓非子為代表的激進晉法家思想，國民必須無條件服從君主的意志，一切唯首領馬首是瞻；按照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國民服從君主的唯一領導必須遵行，而且還要建立相匹配的等級制度並設定相應的立法將其固化。但高高在上的君主反過來也要反哺民眾，推行仁政，使得民眾對君主有更多的依賴感。
這種極具依賴色彩的“君父”思想推廣到民間，就是一個家族、一脈姓氏的“祖宗”。說到祖宗，可謂切中中華民族心坎裡了。
世界範圍內，應該沒有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一樣，將祖宗思想刻在骨子裡。不僅要專門設定一個祠堂，將祖宗十八代的牌位香火不絕地供奉著，而且還要揹負著“光宗耀祖”、“光耀門楣”的重任。兒女長大了也不可與父母分居，否則就是不孝，這顯然與西方世界中的兒女十八歲就必須獨立截然相反。
也正是因為中華民族骨子裡存有“君父、父母”的歸屬感，以及“認祖歸宗”的深刻意識，這就使得中華民族只可能將判斷真理的標準留給自己的祖宗，不可能拋給了“無君無父、無父無母”的實踐。也正是因為讓以實踐為本建立起來的科學“認祖歸宗”太過難辦，所以中華文明“生”不出科學這顆“金蛋”，也就意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