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是梅蘭竹菊四君子之一，歷來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經常付諸筆端，或者繪圖懸掛，或者賦詩歌詠。菊花有黃白等各種顏色，尤其金黃色最為常見，花朵有大有小，盛開的時候，一片燦爛。菊花開花的季節是在深秋，正當天氣轉冷的時候，菊花卻凌寒盛開，因此被賦予凌寒傲雪，卓爾不群的品格。晉代陶淵明有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借菊花抒發了一種隱居的散淡與悠然情緒，歷來備受推崇。
一直以來，覺得菊花閒逸散淡，充滿了文人色彩。舊時人們到了九月九日要登高插茱萸、簪菊花，喝菊花酒，菊花被賦予吉祥、長壽的含義，唐代孟浩然《過故人莊》：“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我想如果可以擬人，菊花大概就是文文弱弱斯斯文文的一個人吧！
後來，讀到唐代黃巢寫的一首詠菊花，彷彿讀到了菊花金剛怒目的另外一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一首充滿殺氣，秋日怒放的黃金色菊花，在我面前頓時幻化成為一個渾身披掛金甲的驍勇大將。也因為這首詩的鋪墊，來到廣州之後，瞻仰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陵墓的時候，在自由女神石像前，面對浩如花海的菊花海洋，入眼處，彷彿烈士英靈在不死，他們渾身金甲披掛，隨時待命。
初次來到廣州的時候，租住在雲鶴北街，距離黃花崗烈士陵園不遠，經常到陵園裡徜徉。我喜歡晚飯後的時分，一個徘徊在黃花崗烈士陵園。慢慢地行走，慢慢地思考，彷彿一個歸人，回到故鄉，在尋找一種遺失的東西。
我說不清，為何一直對這座烈士陵園有著這樣一種熟悉的情愫。一百年前，一群青年人為了推翻滿清王朝腐朽的統治，締造民主共和國家，他們在廣州發動革命，不幸兵敗之後，其中有72位烈士被埋葬在這裡。中學的課本收錄了一篇孫中山先生寫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於是透過文字瞭解到當時的這個戰役：“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在辛亥革命的歷次起義中，廣州起義是最著名的一次，也是最壯烈最鼓舞人心的一次。歷史將永遠銘記：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半，革命黨人黃興率領革命黨先鋒隊160多人在廣州舉行起義。經過一晝夜的激戰之後，義軍傷亡慘重，有100多名革命黨人壯烈犧牲。為了殺雞儆猴，滿清當局將革命黨人的遺體暴屍諮議局門口，慘不忍睹。為了收斂烈士遺骨，民主革命黨人、畫家潘達微先生冒著殺頭的危險，將死難烈士遺骸72具斂葬於廣州市東郊紅花崗上。
黃花崗的原名紅花崗，紅花就是廣州的市花木棉花，每到木棉花盛開的時候，滿山一片紅豔。木棉樹是英雄樹，在長滿英雄樹的地方埋葬烈士，倒也貼切，但潘達微認為，“紅花”不及“黃花”二詞雄渾優美，紅花崗的“紅”字型現不了烈士的革命精神，他引用宋朝蘇軾的詩句：“菊殘猶有傲霜枝”，認為菊花傲霜鬥寒的形象，更能體現烈士的革命精神。“菊花”又稱為“黃花”，故此將“紅花崗”易名為“黃花崗”。後來，潘達微以《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牌》為題，將安葬烈士情況在報紙上作了報道，報道中，將“紅花崗”易名為“黃花崗”，作為廣州市的市花，木棉花在七十二烈士安眠的地方為菊花讓位，紅花崗從此改名黃花崗而名垂青史。
蘇軾原詩寫道：“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那菊花即使到了枯萎時候，但那傲霜挺拔的菊枝在寒風中依然顯得生機勃勃。這種意蘊與精神，其實與黃巢寫的“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一脈相傳。
菊花在中國栽培歷史著悠久的歷史，從周朝至春秋戰國時代的《詩經》和屈原的《離騷》中都有菊花的記載。《離騷》有“朝飲木蘭之墮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說明菊花與中華民族的文化，早就結下不解之緣。中國人種植菊花，大多是作為觀賞花卉或者藥用。菊花作為藥材，有散風清熱，平肝明目作用，《西京雜記》：“菊花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當時帝宮后妃皆稱之為“長壽酒”，把它當作滋補藥品，相互饋贈。
大約在公元8世紀前後，菊花作為觀賞花卉由中國傳至日本。菊花在日本有一個有趣的傳說，相傳在遠古時代，古中國有一艘大船載著12個貴族童男童女，為尋找長生不老藥來到日本，他們在島上種下了金菊花，此後菊花在日本人的文化中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時至今日，日本國徽的圖案實際是一朵金色的菊花。
菊花東渡日本之後，與日本文化融為一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詩人魯思 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有了深入的研究，她寫成的《菊與刀》一書對日本人的性格進行剖析。本尼迪克特說：“（在日本）菊花與刀，兩者構成了同一幅畫。”菊與刀，看似水火不容，實則相依為命，對於菊與刀意象的把握，即是對於日本民族心靈史的挖掘。舉起刀殺人或剖腹，放下刀賞菊或遊冶——如此截然不同的意境，不過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兩面。那本尼迪克特只看到菊花閒逸散淡的一面，沒有看到菊花凌霜抗寒的殺氣。菊花與刀其實就是日本人尚武精神的一種體現。
中國人也是有尚武精神的。比如黃花崗裡的這批烈士，他們也是中國人尚武精神的一種體現。檢讀廣州起義死難烈士名單，每次都會有一種感動，葬在黃花崗的這批烈士大多是有知識、有文化、有理想、有保護的年輕人，他們出過國、留過學，為了振興自己落後衰敗的祖國，全部回國，然而，落後破敗的滿清王朝只知對外賣國，對內鎮壓，根本不可能實現這批青年締建民主共和的理想，當是時，革命洪流浩浩蕩蕩，推翻腐朽王朝已經迫在眉睫。這批參加起義的烈士之中，有廣東、四川、福建等地的青年俊彥。當中，喻培倫曾經東渡日本，本欲“實業救國”，但是辛丑條約之後的清王朝日益衰敗，喻培倫的科學、實業救國熱情倍受打擊。他參加了革命黨之後，專門研製炸藥，廣州起義爆發時，他胸前掛著滿滿一筐炸彈，率先帶領四川籍的同盟會員攻打廣州的總督衙門。當彈盡力竭被捕的時候，喻培倫面對敵人的逼供拒不吐露組織機密，他慷慨激昂陳述革命宗旨：“我頭可殺，學術是殺不了的。革命黨尤其殺不了！”臨刑前，他不斷高呼：“頭可斷，學說不可絕！”“黨人可殺，學理不可滅！”喻培倫犧牲後，與同難諸同志共72人葬於廣州黃花崗。1912年，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行文指令，以肇造民國元功追贈他為“大將軍”，撫卹親屬，修建專祠。
福建人林覺民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回國後參加革命，廣州起義前夕，他給妻子留下了《與妻書》，這封信後來被收入中學教科書：“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禁不住淚落滿襟。”每次讀到這段文字，禁不住心酸淚落。廣州起義失敗後，當時傳言抓獲一個剪短髮、穿西裝的美少年，這個少年正是林覺民。時任兩廣總督的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準會審林覺民。林覺民不會說廣東話，就用英語回答問題，他慷慨陳詞，滿庭震動。兩廣總督張鳴歧嘆道：“惜哉，林覺民！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當時有人勸總督大人為國留才，而張鳴岐認為這種英雄人物萬不可留給革命黨，遂下令處死。林覺民殉國時，年僅24歲。少年俊才，倘若是和平年代，將是國之棟樑。
他們在最好的年華逝去，如一朵朵金黃的菊花在風刀霜劍之中摧折。
時間過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曆滄桑變幻，如今商潮滾滾，時人重利輕義，尚武精神已經蕩然無存。碧血黃花，中國人的尚武精神埋在黃花崗，當追尋不得的時候，我回家淡然為一盆秋菊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