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盛行新官候補，稱之為“需次”。鄭板橋等名人都被需次過，王朝璩還寫了一本《需次燕語》的書。雖然南宋樓鑰就有“九江需次今幾年”之說了，但與清朝不是一回事。
清末縣官李超瓊在《日記》中說：“他考中進士後到蘇州，和他一起需次的達四十八人之多！一位叫唐崧甫的海南籍候補縣令已經候補了二十多年；另一位叫劉黎閣的福建候補縣令，候補了二十六年，甚至連臨時差事也沒撈到過一次！與李超瓊同齡的候補知縣查普蔭，候補了幾年，貧病客死他鄉了；他的同鄉王竹更可憐，需次了二十年，窮得臉無肉像，好容易在病中得了個荊溪縣令，卻在得到訊息的四天後死了！”
清初實行這種候補制度，人數尚可控制。《清史稿·捐納》載：“捐納官或非捐納官，於本班上輸資若干，俾班次較優，銓補加速，謂之花樣。”清中期以後無論是透過科舉考試，還是用錢捐官，都需要追加投資才得到實缺。加之督撫等有力者的“保舉”之類，實際上候補早已無序。
《妙香室叢話》說有個去廣東需次的通州仲進士，寫了一套《南詞》，說他們這些人坐在一起說官場遭際：“有的說出洋捕盜（臨時差遣有津貼）；有的說雁塔名標（得到實缺）；有的說躬逢大挑（六年一次在四次落第者中的選優錄取）；有的說學司馬題橋（再次捐納）；有的說因公掛誤（受連累）……”清朝實行異地任職，雖然是候補，也必須到任職地衙門上班。他們“十年寒士苦，萬里故鄉遙，抖擻青袍，嘆頭銜七品縣官小，此恨難消。乍出京城甜如棗，這才知道一身到此係如匏。”樂孜孜地中舉得了官銜，等待他的卻是“三分西債利難饒，零星小帳門前討。”送往迎來無虛日，還要受盡上司侮辱、盤剝。日常是“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廟，一見心慌了，蠟燭難賒，點心又欠如何能早？待不去啊，又愁上臺著惱！”《履園叢話》中有首後來當了太守的朗蘇門詩慨嘆：“要做駱駝（喻中舉入翰林，謂其高視闊步）留種少，但求老虎（喻下榜就得實缺）壓班多。”候補的兩年中，他也“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最怕的就是這個通知宴客或集會的“知單”，雖然參加者在上面寫個“知”，不參加可以寫個“謝”字婉拒，可是有幾個能夠得罪？清末需次中的陳伯弢等人請以道臺出任江南陸師學堂總辦的俞明震出席聚會，俞明震就是《魯迅日記》中多次提到“恪士師”。他為陳伯弢他們著想說：“寒風吹腳冷如冰，多恐回家要上燈。寄語烏衣賢令尹，醃魚臘肉不須蒸。轎伕二對親兵四，食量如牛最可嫌。轎飯若教收折色，龍洋八角太傷廉。”不僅浪費時間，除了餐飲之外，他一個人出門的隨從，每人一角銀子就是八角。請客不可能就請他一個，如果排場更大的官員們都來了，打發轎伕親兵之類，開銷就動輒百餘名。就是自己在需次的人，最起碼也是有坐轎子排場的，真是“知單怕與名，拜客愁抬轎，三頓怎能熬，七件開門少”，豈不可畏！可憐他們何苦受這種“窮愁積，豪氣消，待歸休，盤纏何靠！”的煩惱？
宋朝就按地裡的“苗頭”攤酒稅，《醒世姻緣傳》有一段話：“或是哄咱先脫了衣裳睡下，或是他推說有事，比咱先要起來，這就是待打咱的苗頭來了。”苗頭被看準了，就只能任人宰割，而且捐納還有儘先、補用、試用等不同價格的花樣經，李超瓊最後花了六千多兩銀子，又在已退休的前江蘇臬臺，同鄉人李鴻裔推薦下，終於當上了溧陽知縣。以後他有過一次升任道員的機會，但又要需次，而且要上萬銀子，只好作罷了。
東漢的宋均說：“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惟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剜，毒加百姓。”雖然吏與官有差別，但官吏的家資再富，薪水再高，依然無法杜絕他們對治下百姓竭澤而漁的盤剝渴望。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場與皇權之間合謀掠奪民脂民膏的買賣，而且高付出期待著高回報。然而李超瓊需次了三年，運動到了錢，並當上七品芝麻官後，並沒有做這筆買賣，而是所到之處竭力做了不少民生實事。在蘇州府下歷任知縣二十餘年，身後不僅不名一錢，還欠了用於賑災、興修水利的公債三萬四千餘兩，私債近五千兩！（來源：公務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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