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被譽為史家典範，不畏強權秉筆直書，被後世譽為“史聖”，近代魯迅盛讚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但不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就說司馬遷接受的教育、個人的偏好，也決定了他在寫作時也會有所傾向，不可能保持100%的客觀中立，不信請看其他先秦正史上存在過，卻被司馬遷在史記中抹去的兩位帝王。
太康失國時被抹去的帝王
夏啟晚年，沉迷於聲色犬馬之中，導致朝廷混亂，於是在他去世後，隨即爆發了諸子爭位的內亂，史書上稱之為“武觀之亂”。最終，在這場內亂中，太康奪取了王位。
但太康繼位後，不但沒有改善朝政，反而變本加厲，終日田獵無度，貪圖享樂，於是東夷有窮氏部族首領后羿，在太康田獵時趁機襲擊，並俘虜了太康。隨後，后羿廢黜太康，並將他流放到了戈地，此後一說扶持了太康弟弟中康繼位，一說后羿臨朝八年，因為諸侯不服才扶立中康。總之，后羿有沒有成為帝王說不清。
后羿有一個叫寒浞的手下，他野心勃勃詭計多端，設計殺死了后羿，自己做起了國君。中康之子“相”，逃到了豫東平原，投靠了夏族分支斟灌氏和斟鄩氏，建都於帝丘（後來衛都，河南濮陽），但寒浞派兵殺死了“相”，而“相”的媳婦有孕在身，從牆洞逃出，逃回孃家有仍氏，生下了少康。後來，少康率領夏族民眾，擊敗了寒浞，恢復了夏朝統治。
不管少康如何中興夏朝，但在少康恢復夏朝之前，寒浞的確是一個帝王，在位大約二三十年。
以上就是太康失國、少康中興的歷史，前後持續大約40年，《國語》、《楚辭》、《左傳》中都有所記載，但在司馬遷的《夏本紀》中，除了提到“太康失國”四個字之外，其他的卻隻字不提。其實，不僅這段歷史不提，“太康失國”的背景局勢也沒有提及。
大禹時期，至少有兩個強大的政治集團，即夏族與東夷。大禹去世之前，原本準備禪讓給代表東夷勢力的伯益，後來伯益在與夏啟爭奪盟主位置中失敗。夏族發生內亂之後，實力大幅度減弱，於是以後羿為代表的東夷勢力，趁機奪取了盟主位置，後來寒浞殺死後羿，屬於東夷內部矛盾。因此，后羿、寒浞“禍亂”夏朝，實際上是伯益與夏啟爭權的延續。
《左傳》、《國語》的記載還算清晰，這兩本書也是《史記》的重要史料來源，因此司馬遷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歷史，那麼為何他沒有將之載入史冊呢？原因很簡單，司馬遷認為太康、中康、相、少康是正統，夏族是正統統治者，東夷的后羿、寒浞屬於叛亂者，因此不予記載。在此之前，記載伯益與夏啟爭權時說，“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也掩蓋了伯益的身份與爭權失敗的原因。
西周滅亡後被抹去的帝王
關於西周滅亡的原因，《史記》說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但戰國竹簡清華簡顯示，當時周幽王想要廢嫡立庶，廢掉太子姬宜臼，另立褒姒之子姬伯服，於是姬宜臼投奔外公申侯，《竹書紀年》中說姬宜臼在此自稱“天王”，周幽王就派兵攻打申國。最終，申國勾結犬戎，攻破鎬京，殺死了周幽王與姬伯服。
周幽王去世後，《史記》說是姬宜臼立即繼位，第二年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出兵護送遷都洛陽，史稱“平王東遷”，由此開啟了東周歷史。但《左傳》、《國語》卻還記載了一個叫“周攜王”的周天子，當時屬於周朝“二王並立”的時代。
當時，少數幾個諸侯支援姬宜臼繼承王位，但還有不少諸侯與大臣支援周幽王弟弟餘臣為王，將他視為正統天子，史稱“周攜王”。周平王與周攜王並存了21年，後來晉文侯將周攜王殺死，大約九年後將還在申國的姬宜臼帶到鎬京，又過了周平王三年東遷洛陽。其中，清華簡系年中說，晉文侯殺死周攜王后“周亡王九年”，周朝9年沒有天子，說明清華簡的主人認為周攜王是正統。
《左傳》《國語》儘管對周攜王的記載不太好，將他視為“奸命”，內容也不太多，但從先秦史料來看，周攜王是客觀存在的，司馬遷沒有道理完全忽略周攜王。
尤為重要的是，姬宜臼存在勾結外敵、弒父弒君的嫌疑，按理說不太可能得到普遍認可，那麼他為何能夠繼位？後來二王並立中，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又為何突然支援姬宜臼？顯然用“道義”兩個字難以解釋，結合當時這三國領土大幅度擴張，且很多屬於周王室的領地，就不難理解姬宜臼是出賣國家利益才得到了這三大諸侯的支援。因此，“二王並立”才是符合當時的邏輯，作為當時頂尖史學家，司馬遷對這段重大歷史應該有所明辨。但事實上，司馬遷無視“二王並立”的歷史，完全忽略了周攜王。
司馬遷之所以這麼做，原因在於他的“嫡長子繼承製”的正統觀，不承認周攜王的正統地位，所以直接不予記載。在此之前，西周周懿王去世後，繼任者是他弟弟周孝王，一個違背繼承祖制卻差點中興了西周的明主，但司馬遷好似刻意迴避，對他描述只有“懿王崩，共王弟闢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一句話，對於周孝王的文治武功絲毫沒有提及，如果不是《竹書紀年》等記載，後人也不知道周孝王的雄才大略。
由於司馬遷根據自己喜好抹去了周攜王，導致當時的歷史邏輯出現問題，幸好先秦史料與清華簡互相印證，讓這一段歷史得以真相大白，就讓人更能理解為何東周開始鄭莊公（鄭武公之子）就敢於叫板周平王、周桓王了，原因就在於周平王上樑不正下樑歪，沒有節操又出賣宗室利益，沒有威信可言，所以諸侯愈發不將周天子放在眼裡！
可見，司馬遷在著史時，是根據思想傾向有所選擇的，並非班固評價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只是後人將之捧上了神壇，讓史記成為不可質疑的權威。
但實際上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得非常清楚：“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要成“一家之言”，自然內容上會有所選擇，要符合司馬遷的思想傾向了，忽略寒浞、周攜王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