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距離清王朝嗝屁還剩3年。
這一年，四川的“支柱產業”喜獲豐收，鴉片產值高達3500萬兩白銀。
其中的2300萬兩，完全是靠著省內的“自產自銷”。
這一組資料，顯然是被低估了，實際財政收入應該遠非於此。
因為，這背後還隱藏著大量的瞞報，地方官員是要中飽私囊的。
而在當年，清王朝的年度財政總收也突破了2億兩白銀，創下了歷史之最。
同時，這也是清王朝連續多年，鴉片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超過了10%。
所以說，這樣的清王朝，能不玩完麼？
有一句名言，叫
“鴉片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
這句話，完全不是誇大。
對鴉片進行進口徵稅，始於明朝末年。
1589年，明王朝出臺政策，鴉片按進口藥材
“每十斤徵銀二錢”
。
明、清換代，清初實行海禁，這項稅收曾經停徵了半個世紀。
1684年，康熙皇帝開放海禁，鴉片仍延續著明末的規制，以“藥材”徵稅，每斤徵銀三分，稅率比明末重了些。
1729年，雍正皇帝第一次明令禁菸，頒佈
《興販鴉片及開設煙館之條例》
，但也只是禁止了民間的私自販賣、私設煙館，並沒有停止鴉片進口。
1796年，眼看鴉片氾濫，嘉慶皇帝終於決定，停止徵收鴉片稅，不再允許鴉片輸入。
然而，這樣的法令並未得到嚴格實行。
1817年，清朝的鴉片進口值為61萬銀元，鴉片的進口，也開始進入了“井噴期”。
1825年，清朝的鴉片進口值為978萬銀元。
1833年，英國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鴉片特賣權，許多官方的、私人的公司紛紛加入鴉片售賣的行列，人人都想把鴉片運給清王朝。
在之後的數年間，清朝的鴉片進口值就達到了平均每年1400萬銀元，佔到了進口總值的50%以上。
黑乎乎的鴉片進來得越多，白花花的銀兩就外流得越嚴重。
國人的精氣神越是日益萎靡，列強賺著我們的錢就越是生活滋潤、滿面紅光。
兩次鴉片戰爭，清王朝是崩了又崩，賠了又賠，跪了又跪。
1858年，為了求得“洋大人”幫忙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王朝被迫與英國簽訂
《通商章程善後條約》
，允許鴉片作為“洋藥”公開進口。
在談判的時候，英國的談判代表璞鼎查如此向清廷說道：
“如果你們實行鴉片合法化，不僅可以親自控制鴉片的走私，還能獲得稅收，何樂而不為呢？”
就這樣，自1796年停掉的“鴉片稅”再度徵收，每擔（100斤）進口鴉片應納稅30兩。
這也就意味著，鴉片貿易實現了合法化。
如此，不僅使得大量鴉片流入中國，同時也掀起了更為兇猛的走私狂潮。
為什麼呢？
因為這30兩的稅為“正稅”，並不包含“內地稅”。
如何理解呢？
因為協議規定，英國人只可以在口岸進行鴉片銷售，一旦鴉片離開了口岸進入內地，就是屬於清王朝的貨物，只允許華商們運送到內地，這一部分“內地稅”如何徵收，由清廷自行決定。
而當時的清王朝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便在全國範圍內設定“釐卡”，推行
“厘金制”
，並以厘金充當軍費。
華商們要往內地運送鴉片，必然經過重重釐卡，所需要繳納的厘金，就等於是“內地稅”。
過一次關就得交一次錢，誰幹？
於是，許多人紛紛鋌而走險，瘋狂走私。
印度的鴉片入華，都是先運到香港，再分運到其他的通商口岸，其中會有一部分透過沿海漁船，偷運內地私售。
在當時，每年運入香港的鴉片大抵是8、9萬擔，但從香港運到各個通商口岸的，只有6、7萬擔。
據現有資料顯示，僅是1879年，香港進口“洋藥”10。7萬擔，而運銷各口岸進行納稅的僅為8。2萬擔，走私的2。5萬擔，佔比接近25%。
走私氾濫，清王朝收不到更多的稅，他們是不爽的。
重重關卡徵收厘金，嚴重阻礙了“洋大人”傾銷鴉片的程序，他們也是不爽的。
因此，就“稅釐並徵”的問題，清廷與英、印開展了拉鋸式談判。
1885年，中英
《煙臺條約續增專條》
達成協議，鴉片進入清王朝的海關，完納30兩正稅與80兩厘金之後方可搬出，這即為“鴉片進口稅釐並徵110兩”的規定。
這筆由鴉片而來的稅收，也讓清王朝愈加喪心病狂。
1858年，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第一年，清王朝進口鴉片達到了60000餘擔。
這樣的驚人資料，一直延續了幾十年。
1885年之前，在所有的進口貨物中，鴉片所佔的比重基本都是居於首位。
以每擔30兩“正稅”來算，60000餘擔鴉片，可為清王朝帶來180萬兩的財政收入。
實施“稅釐並徵”之後，清王朝每年就可以拿到600多萬兩，大大增加了清廷的財政收入。
為了穩穩攥住這一筆稅收，清王朝又與英國、葡萄牙分別簽訂了《香港鴉片貿易專條》與《中葡會議草約》，對香港和澳門的鴉片貿易都作了具體規定。
其中的
《中葡會議草約》
，清王朝為了拿到澳門的鴉片稅收，竟允許葡萄牙於澳門“永駐管理”，丟掉了澳門領土主權。
事實上，我們也不能一味地說清王朝是無能的。
至少，在撈錢這一方面，它是“有能”的。
太特麼有能了！
早在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前，清王朝的各地官員，就一邊頂著禁菸的法令條文，一邊以“義捐”的名義，向當地的鴉片走私行為索要錢財。
比如上海，清廷官員規定每擔鴉片徵銀24兩，其中20兩為軍費，4兩為辦公經費，此舉引得閩、浙、皖等地爭相效仿。
事實上，上邊所說的這些“鴉片稅”，並不屬於地方財政。
那麼，“地方財政靠鴉片”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呢？
當然是鴉片的“本土化”與“國產化”。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西南邊陲如雲南等地，在道光初年（1821年之後）前後，就已開始種植罌粟。
到了咸豐、同治年間（1851年至1875年），內陸各省開始普遍種植。
罌粟之花，於雲南、四川、甘肅、貴州、陝西、山西等地肆虐盛開。
在當時，這些土產鴉片又被稱為“南土”（雲南所產）、“川土”（四川所產）、“西土”（甘肅所產）等等。
到了1885年，在所有的進口貨物中，鴉片所佔比重已經降至第二，為28。8%。
這也就意味著，此時的清王朝，已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罌粟大朝”，已經不再極度依賴於進口了。
1900年，本土產出鴉片376000擔。
1906年，全國種植罌粟的土地約為1500萬畝，約佔當時全國耕地面積的2%，共計產出鴉片584800擔。
每擔100斤，如果以100斤鴉片熬製70斤煙膏的比例計算，就算一個人一年吸食10斤左右煙膏，這些鴉片也足夠500萬人一年之用。
這一些，才是清王朝末期的地方財政收入大頭。
1859年，惠親王綿愉上書朝廷，以雲南作為“示範點”，對所產“土藥”抽收釐捐，正稅上繳戶部，厘金充當本省軍費。
這樣的制度，很快就在全國推行開來。
這個過程中，也有不少人上奏朝廷，稱罌粟為害甚大，應予以禁種，然而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早已無力迴天，雖曾多次下旨禁種，但法令壓根無力推行。
而清廷許多重臣的一些花式操作，也無異於飲鴆止渴。
1874年，李鴻章上奏清廷，稱應鬆弛法令，以各地“土藥”抵制“洋藥”，待“洋藥”進口減少之後再行嚴禁。
1881年5月，左宗棠上奏清廷，主張對“土藥”實行與“洋藥”一樣的收稅標準，既然禁不住，那還不如多徵稅，至少還能增加國庫收入。
一個月之後，李鴻章亦上奏稱，“土藥”的價格比“洋藥”要低，主張每百斤共徵稅釐40兩。
這個數字，得到了多數官員的認可，從而也成為了那之後的一種定製。
在當時，已不僅僅只是西南地區，在吉林、黑龍江、江南、淮徐等省區，也都大量種植著罌粟。
1890年，清廷戶部與總署會奏《整頓土藥稅釐請飭詳查妥辦折》，稱
“內地栽種土藥為中國出產大宗”
，應及時整頓，不能讓各地徵多報少，因為這將影響到國庫稅收。
1891年，在收到各省督撫提交的奏摺之後，清廷總理衙門和戶部又擬定了一些具有針對性的章程。
如當時的徐州地區，有八個州縣種植罌粟，年產鴉片總值在1000萬兩至1500萬兩之間，
《徐州土藥收捐章程》
便提出，每百斤抽釐金30兩，過了江海、鎮江再收15兩。
如當時的四川地區，是名副其實的“土藥大省”，原本在省內每百斤只抽釐4兩8錢，運至湖北的話則加抽4兩7錢。
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應“增收川省土藥稅”，每百斤加徵至34兩7錢，並於川楚隘口設卡，如果“土藥”流出四川，就將再行抽釐。
到後來，張之洞又主張將四川的鴉片稅增至每百斤徵銀130兩，比起進口鴉片居然還要高出了20兩，此舉引起了四川總督劉秉璋的不滿，二人的分歧也一度鬧到了清廷。
故而，戶部、總理衙門與李鴻章反覆商討後，為
《川省土藥稅釐劃一章程》
定下新規，擬對川中“土藥”每百斤徵收稅釐64兩8錢。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當清廷開始花費大量精力，專注於本土鴉片徵稅抽釐上的時候，這也就意味著，偌大一個清王朝，已將鴉片稅看成了最重要的財源。
1901年，由於《辛丑條約》的簽訂，清王朝再將本土的鴉片稅提高三成。
毫無疑問，在清末的地方財政收入中，鴉片佔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
比如陝西，自1894年起，由鴉片帶來的厘金就已超過了10萬兩，並連續多年都保持著如此態勢，1905年更是達到了28萬餘兩。
比如四川，僅是涪陵的土稅分局，從1885年到1891年，年均收取“土藥稅”就達到了10萬兩以上，光緒末年時更是高達30餘萬兩。
對於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來說，利用鴉片稅收解決財政危機，已成了最後的垂死掙扎。
以1906年為例，當年行銷的“土藥”為13。6萬擔，以當時已經高達115兩的稅釐計算，這就已經超過了1500萬兩。
這一年，在清王朝於海關征收的3600萬兩貨稅中，還有透過進口5。4萬擔“洋藥”所得來的600萬兩稅銀。
可悲啊，可悲！
如此財政收入背後，實是一個千瘡百孔、官肥民瘦的積弱中華。
清王朝飲鴆止渴，縱容鴉片種植、販賣、吸食，從廣大勞動人民本就瘦弱的身上無情吸血，攫取著維護自身統治的經費，這又怎能不亡？
數十年間，中華大地飽受鴉片之荼毒。
鴉片的泛濫，極度破壞了社會生產，糟蹋著國民的精神與肉體。
鴉片之流毒，使得清末的人口增長率降低了3倍，從每年3%降到了1%。
在許多地方，也都出現了
“罌粟與糧搶地”
的情況，這不僅浪費了大量沃土良田，更不時引發饑荒。
在山西一省，530萬畝的耕地中，就有超過60萬畝的肥沃良田用於種植鴉片。
在形容當時的山西糧荒時，當地官員如此說道：
“恆曲產煙最多，餓斃者亦最眾。”
最為可悲的是，清王朝透過鴉片所徵收的這些稅釐，終究也都是要賠出去的。
由於鴉片的泛濫，白花花的銀兩不斷外流，清王朝的國庫始終入不敷出，使得軍備凋敝，加之鴉片荼毒過後的兵源素質低下，使得清王朝只有跪著捱打的份。
伴隨著廣大勞動人民的，還有腐朽吏治帶來的無盡剝削，怪不得當時會有如此詩歌：
昔年禁鴉片，土貴黃金賤。
去年稅洋藥，民苦官更樂。
千取百，萬取千，
朝廷歲所入，寧是夷人錢？
重曰稅，輕曰釐，
府庫日以瘠，囊橐日以肥。
坐關之吏肥如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