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凡是去過南京明孝陵的人，都會發現明太祖朱元璋的墓前，立著一塊大石碑，石碑上赫然寫著四個大字：治隆唐宋。意思是說朱元璋開創的明朝，文治、武功超越了唐朝、宋朝。如此讚譽，出於誰手？不是別人，正是康熙皇帝。
據載，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每次都會派遣官員前往明孝陵祭拜，其中五次是親自前往。和爺爺一樣，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一次都必定會到明孝陵“拈香奠酒”。
他們祭拜之時，都會行三跪九叩之禮，以皇帝之尊行此大禮，可謂是優渥有加。這些行為被當時的人們譽之為：“禮文隆渥，踰於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舉。”
清朝奪了明朝的江山，滿漢之別曾一度令清朝統治者們頭疼不已。在這種情況下，不貶低前朝皇帝，就相當難得了，怎麼還會對朱元璋如此客氣？這很值得思索。
明清易代在當時被無數士人視為“天崩地坼”，之所以如此嚴重，絕不僅是因為政權的嬗替。中國歷史上那麼多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際和明清鼎革相類似，兩者的共同點就是異族入主中原。
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王夫之說：“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非我族類，不入我論。”從這些論調中，不難讀出王夫之對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的切齒之恨。
本來漢人在思想上就無法接受異族的清朝統治，而清初的“剃髮令”以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火上澆油，徹底激起江南士民的強烈反抗。
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朝統治者在全國局勢穩定之後，到士風最為濃厚、遺民最為集中的江南拜謁明孝陵，其謀求滿漢認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訴求，就不言自明瞭。
想要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閡，對於強勢的中原儒家文化，清朝統治者唯有主動接納並積極吸收。於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在南巡歸途中路經山東曲阜時，親詣孔廟參謁。
這一次參謁的規格非常之高，禮儀也非常到位，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大禮，親筆題寫了“萬世師表”匾額，又賞賜了衍聖公，還免掉了曲阜一年的租賦。
孔廟的九叩禮，讓人不由聯想到半個月前，康熙皇帝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論及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朱元璋是無法與孔子相提並論的。但康熙皇帝對兩人的祭拜，實質上是對滿漢文化認同的訴求。
一個是萬世師表的孔聖人，祭拜此人就代表著對儒家文化的傳承；一個是開創大明的明太祖，祭拜此人就代表著對前朝君主的優渥，正所謂：殊途而同歸。
對於清初那批數量龐大的明朝遺民來說，明孝陵確實有著異乎尋常的象徵意義，對孝陵的祭拜，其實就代表了對故國的追思，所以清初有相當多的人去“哭陵”。
大儒顧炎武就曾七謁孝陵，以寄故國之思。畢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孝陵已經成為那一代人寄託哀思和發洩情感的場所，也是已經滅亡的大明王朝的重要象徵。
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審視清帝的謁陵，就會發現其行為本身針對性是相當強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謁陵的遺民們。
清帝的謁陵，尤其是前期康熙皇帝的祭拜，據說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從者數萬人”，觀者如堵，聲勢浩大，而其恭敬謙卑的做法，更被譽為“足超軼百代”。由此，我們不難想象清帝謁陵在當時所起到的轟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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