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朝的宰相宦官趙高、東漢的十常侍到唐朝的高力士、李輔國，宦官之患幾乎貫穿中國封建歷史，歷經三千年而未得消除。宦官，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支特殊的政治勢力，對許多朝代的政局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其中以東漢、唐、明三代為禍最多，明代宦官為禍最烈。明朝是一個盛產宦官的朝代，光是《明史》記載的宦官就將近30多人，同時明朝也是中國古代宦官干政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朝代，宦官命運與朝代興衰相連，可謂“一部明朝史，半部宦官史”。
1、 太祖防宦，禁於萌芽
《明史》，“明太祖既定江左，鑑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明太祖朱元璋初定天下，定都應天府（今南京），“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農民出生的朱元璋，締造了大明王朝，為穩固明朝內治，鑑於歷代的宦官之患，太祖為限制宦官干政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作為天子近臣，為防宦官僭越禮法，太祖頒佈《祖訓》時，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規定內官（宦官）數量不超過百人，宦官不得兼任朝廷文武官員的職銜，不得穿著外官官服，不許讀書識字，官品位居四品及以下，每月領一石米作為俸祿，衣食皆於內庭。
同時，太祖“嘗鐫鐵牌置宮門”，鐵牌寫道：“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太祖將宦官不得干政鑄造於鐵牌之上，懸掛於宮門口，規定宦官絕對不能干涉朝政，如有越雷池半步者，斬。曾有一位老太監，服侍太祖皇帝很長時間，只因有一天說話談及政事，被太祖皇帝知道了，“帝大怒”，念起服侍日久，斥令他立刻還鄉。
太祖皇帝以《祖訓》制度的形式限制了宦官掌權，將宦官干政禁於萌芽。到建文帝即位，秉承太祖御內臣之策，加大了對宦官的限制，以致於燕王朱棣兵臨南京時，建文帝身邊的宦官紛紛北逃，投奔燕王朱棣，洩露朝廷機密情報。為朱棣奪取皇位，立下了鷹犬之勞。
2、 成祖用宦，始於端倪
《明史》，“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因宦官在成組皇帝奪取帝位期間，“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為成組攻佔南京城做出很大貢獻，以狗兒為首的宦官太監甚至為成組上陣殺敵，勇立軍功，因此深得成組皇帝信任。
成祖原是燕王，由於起兵造反才奪得帝位，名不正、言不順，恐怕為天下官員所恨，又恐身邊宦官像背叛建文帝一樣背叛自己，因此，成祖便違逆太祖《祖訓》，開始大肆拉攏宦官、視宦官為自身親信，解除太祖對宦官的大部分限制。如此措施，一來可以避免宦官因受壓迫而貳其主，保證宦官絕對聽從皇帝個人意志。二來為宦官授權，使得宦官與掌權的朝中士大夫官員相互掣肘，並伺機控制絕大多數官員。自此，成祖將宦官視為自己的心腹親信。張廷玉在編寫《明史》時，認為明朝宦官干政，便是從成祖皇帝時期開了先例。
永樂元年，成祖便委任宦官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作為全權使節出使暹羅（今泰國）。鄭和因起兵有功，永樂三年，成祖派宦官鄭和（三寶太監）率領約兩萬七千八百多人的大明船隊南下西洋，一來成祖懷疑建文帝逃亡海外，恐其復辟，為絕其患，令鄭和尋覓建文帝蹤跡。二來，藉此機會“使中國富強”，宣揚國威，令夷狄畏之，不敢犯天朝國威，以穩固大明政權。永樂八年，派宦官王安監督軍營。又命令宦官馬靖鎮守甘肅，馬騏鎮守交阯。自此，宦官開始染指軍權。永樂十八年，為強化皇權，成祖設立直屬於自己的特務機關——東廠，由親信宦官主持東廠事務，監控百官及百姓。自此，宦官便開始全面干政，為後來宦官禍亂朝政埋下禍根。
3、 英武寵宦，至於頂峰
中國自古以來，開國皇帝多是明君，天下初定、兵戎相息，為防前朝之亂再度發生，開國皇帝便大施仁政，勸課農桑，肅清吏治，親賢遠佞。明清時期，中國皇權達到頂峰，皇帝一人大權獨攬，這時，天下的治亂興衰全部取決於皇帝一人的決策，倘若是皇帝是明君聖主，那麼國家就能強盛，可明君聖主多集中於開國皇帝或者皇二世，到了三世皇帝，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整日與閹豎為伍，一代不如一代，王朝興衰大抵如此。
太祖至宣宗階段，大明王朝歷經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國力強盛。但自英宗“土木堡之變”以後，國力逐漸由盛轉衰。與宦官干政不無關係。
1。 王振擅權
王振者，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自英宗皇帝還在做太子時，王振便開始侍奉英宗朱祁鎮，作為英宗皇帝從小的玩伴，王振“狡黠得帝歡”，由於鬼點子多，深得英宗寵愛，在那時起，王振便開始培養了對英宗皇帝的支配力量。英宗即位後，王振被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勸英宗以重典治國治理百官，以防止百官欺瞞皇帝。“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王振初試掌干政。由於英宗年少親政，受宣宗遺詔，
臺閣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堂皇太后輔政。王振忌憚他們，不敢再次擅權。
正統七年，輔政“三楊”及太皇太后相繼老死，英宗親政，王振因受英宗的絕對信任，加上干政阻礙老死，王振日發權勢熏天，先後大興土木、興師麓川，肢解劉球、謫戍李鐸，一時之間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極人臣之人。英宗對王振也具有極強的依賴性，“賜振敕，極褒美”，稱呼王振為先生，朝中官員也稱其為翁父。
正統十四年，瓦剌大舉入侵，在王振的慫恿下，英宗皇帝開始御駕親征以立法先祖立不世之功。群臣上諫反對，王振不允，還將反對的眾人紛紛處罰。但由於行軍準備不足，連下大雨，王振聽聞敵勢洶洶，銳不可當，才頓生退意。撤退路上，由於王振要求英宗幸其其蔚州宅第，變更路線，耽誤行程，導致瓦剌在離居庸關三十里的土木堡，追上王師，擊潰明軍，生擒英宗朱祁鎮。此時，王振的擅權生涯也告終，為亂兵所殺。土木堡之變，重傷明王朝國力，成為大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王振本人作為英宗時期掌權人，對土木堡之變應負一定責任。
2。 劉瑾亂政
劉瑾的上位之路與王振有相似之處。劉瑾，原姓談，依靠劉姓太監得以入宮，於是改姓劉。在孝宗時期，犯了法，理應處死，但得以免罪。於是，像王振一樣“侍武宗東宮”。在侍奉武宗期間，劉瑾效法王振“日進鷹犬、歌舞、角之戲”，用以麻痺武宗，使得武宗樂不思蜀，日益昏庸。武宗在玩樂後，也愈發地寵信劉瑾，屢屢升遷官拜司禮監掌印太監，位居宦官集團“八虎”之首。
劉瑾把持朝政後，朝廷官員因“八虎”引誘皇上玩樂，荒廢朝政，託孤大臣便屢次彈劾以劉瑾為首的“八虎”，劉瑾反而進獻讒言，構陷託孤大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將其紛紛趕出朝廷。
不僅如此，劉瑾還欺上瞞下，打擊武宗時期文官集團，隨意任用親信人員，黨同伐異，對異己官員打壓或者降職，更有甚者被誣陷至死。劉瑾權擅天下，官員們私下裡稱朱厚照是坐著的皇帝，劉瑾是立著的皇帝。劉瑾被稱為“立皇帝”。劉瑾時期，明朝宦官權勢達到鼎盛。
劉瑾擅權，變法革新，對明朝產生一系列影響。在經濟上，劉瑾降賦稅，減輕農民負擔。“三月，甲辰，振浙江飢又停止本年應解雜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政治上，他建立官員不定期考察制度，“己酉，詔吏部考察京宮不必以時”；獨創“罰米例”，以罰米為手段，打擊失職官員和貪腐行為。軍事上，為防兵患，“乃請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設文職大臣總制三鎮，鎮、巡以下皆受節制”，任用文職官員節制軍隊；文化上，“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破俗革新。這些舉措，是其主要成就，但仍舊不能抹去其逐利腐敗，任人唯親的事實，過遠勝於功。最後被凌遲處死，其所實行的變法舉措，多被廢除。
4、 威宗除宦，息鼓偃旗
熹宗時期，宦官魏忠賢得勢，出任司禮秉筆太監，極受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排除異己，專斷國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
魏忠賢擅權期間，犯有十大罪。“一併帝”，和先帝相提並論。大臣上書都把功勞歸於魏忠賢，把魏忠賢和先帝相提並論；“二蔑後”，汙衊皇后。他編織罪名汙衊皇親國戚，幾乎危害了到了後宮。“三弄兵”，違法插手軍事。大量招收沒有籍貫的人入軍，給太監發兵器盔甲進行操練。“四無二祖列宗”，眼裡沒有君王。所有的國家大事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五克削藩封”，嚴重剝削藩王。新封的三個藩王，他們得到的封賞比不上福王一個。而魏忠賢封公爵，肥沃的土地佔據上萬公頃。“六無聖”，眼中沒有聖人。魏忠賢是一介閹人，竟然敢建廟享受祭祀。“七濫爵”，亂封爵位。魏忠賢竟然承襲上等公爵，還不要臉的不曉得反省。“八掩邊功”，胡亂冒領武將功勳。武將拼死作戰保衛國家，魏忠賢卻跑去冒領功勞。“九朘民”，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十通關節”，暗中勾通其他有權勢的人。他的乾兒子崔呈秀、孽子崔鐸，寫出的文章，都因為他暗中疏通，都中了舉人。
“熹宗崩，信王立”，威宗崇禎皇帝朱由檢即位。即位初，威宗“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威宗在熹宗時期，早已見證了魏忠賢如何禍亂朝政、貽害天下。威宗深知欲親政，欲治國，必先除魏，決心除魏以樹天威，還天下安寧。最後剝奪魏忠賢權力，在發配鳳陽的路上，魏忠賢自知難逃一死，便上吊自殺。死後，威宗“詔磔其屍，懸首河間”，並於崇禎二年，徹底肅清魏忠賢黨羽。自此，明朝宦官之患息鼓偃旗，此後至明亡，未有權勢熏天之中臣。
5、 宦官之患？帝王之患？
明朝處於中國封建王朝專權宦官之頂峰時期，其實不光是宦官這個原因，其背後的成因，仍需分析。
中國曆代自古以來，貫穿封建王朝之矛盾有二。一是中央與地方之矛盾，二是皇權與相權之矛盾。地方與中央之矛盾，宋元時期，將地方兵權、財權、人事任免權悉數收歸中央，宋元以後，雖有靖難之變，大抵中央執掌四方。而皇權與相權之矛盾，自太祖時期，廢宰相制度，雖有張居正、嚴嵩等輩權勢比肩宰相，但仍無制度保障，皇權自此達到頂峰。兩大矛盾悉數解決，皇帝統攬內外，權御天下，皇權與中央合二為一。中央執掌四方，固無藩鎮割據。無宰相制度，固無外戚干政。因此，再無“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皇權至尊，六部事宜皆歸皇帝處理。皇帝終究是一人，難堪繁雜政事。自成祖任用宦官以來，宦官便得以干政。因此，宦官擅權的制度成因是無宰相制度，加之利用宦官作為皇帝的代理人處理政事，為皇帝分憂。其次，明代以來皇帝與官員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君臣之禮，而是主僕關係。宦官作為皇帝近臣，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監視百官，以防欺上。
宦官，作為皇權的依附群體，真能為患朝廷嗎？並非如此。首先，宦官權力無任何制度保障，其權力來源為皇帝賦予，“朕已知悉，汝輩好為之”，只有透過皇帝的親自授予，宦官才能作為皇權的代表，擅權專政。而只要君主願意，隨時都能剝奪宦官權力，劉瑾、魏忠賢如是也。其次宦官專權，多為皇帝安於享樂，不問朝政。明代皇帝，幾乎都將愛好凌駕於皇帝職責之上，自然，皇帝職責就只能由親信宦官代勞。
由於明朝皇帝與中央直接掛鉤，中央統攬四方，因此皇權便與國運相連，國運強，則皇權盛，國運弱，則皇權衰。而明代宦官之權，皆為皇權賦予，依附於皇權。因而，明代宦官的興衰，大抵為大明王朝的興衰矣！
參考文獻：《明史》、《中國通史》、《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從歷史人物到小說形象——魏忠賢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