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上層社會尤其是政治領域中最出名的莫過於“宋氏三姐妹”的名號，但很多人都不瞭解的是，宋家實際上有三子三女。和“宋氏三姐妹”不同，宋家的三子相對都很低調，在政治場上的存在感並不強。
其中距離政治最遠的，就是宋家的老六——宋子安。因為是幼弟，宋家人都很寵宋子安，尤其是二姐宋慶齡，她和宋子安之間的關係最為親密，二人的感情也是宋家人中最好的。
在宋慶齡因政治原因和宋家決裂後，宋子安是唯一一個堅持和宋慶齡保持聯絡的人。
在政治上，宋子安是特別幼稚的。但是在親情上，宋子安特別執著，他始終認為，一家人不該因為那些外界因素鬧得太僵，也一直在努力緩和宋慶齡和宋家之間的關係。
兒時親眼見證家族受政治因素影響被迫流亡
宋子安在政治上的幼稚，源於他對政治的不感興趣，因為不感興趣，所以沒有多少了解，自然也就不會明白這背後的多方影響。
在宋家這樣一個多人身居政府高位的家族，竟然會有這樣一位對政治幾乎一無所知的“公子哥”，這件事或許聽起來有些荒謬。
但只要細究宋子安的成長經歷，就不難發現他對政治不感興趣、甚至厭惡政治的原因。
1906年，中國正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人民仍處在清政府的統治之下，宋子安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
在宋子安的幼年時期，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的統治被徹底推翻。
可惜，就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兩年後，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作為辛亥革命功臣的孫中山先生，被迫流亡日本。
而宋子安的父親宋嘉樹，作為孫中山先生背後最大的經濟支柱，自然也受到了牽連。為了保障家人的安全，宋嘉樹被迫帶著妻兒離開了祖國。
宋家被迫流亡海外的這一年，宋子安才剛剛7歲。
幼年時親眼見證了自家因受政治牽連不得不背井離鄉，宋子安對政治的厭惡種子就此埋了下來。
在年幼的宋子安眼中，他早早就看透了政治巨大的不確定性，認為這種起伏跌宕的東西是抓不住的，與之相比，他更看重親情。
宋子安12歲時，本就遭逢變故的宋家又出了意外——宋子安的父親宋嘉樹因病去世了。
失去親人的痛苦令年幼的宋子安對親情更加看重，這也給未來他致力於修復宋慶齡和宋家之間的關係埋下了伏筆。
即便是宋家的第五子宋子良，也比宋子安大7歲，這個幼弟和兄姐們年齡差太大，所以兒時的宋子安和他們並沒有太深的交際，除了二姐宋慶齡。
宋慶齡天性寬厚溫和，對宋子安也多有寵愛包容，和其他兄姐相比，宋子安特別喜歡呆在二姐身邊膩著二姐。
宋慶齡喜歡看書，不愛讀書的宋子安就常常撐著小腦袋在一旁陪宋慶齡一起看書。等宋慶齡看完了書，才會發現，這個小弟弟早就歪著頭睡著了。
在這種長久的相處之下，宋子安和宋慶齡的感情特別好，關係也特別親密。
後來宋慶齡和宋家決裂時，也只有宋子安一直不離不棄，不聽宋家勸告執意和宋慶齡繼續來往。
自從二姐和家族決裂後致力於修復雙方關係
宋慶齡和宋家的決裂，源自於宋家站隊蔣介石。
在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前期，宋家一直是孫中山先生堅定的擁護者，為他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幫助。
然而孫中山先生去世後，蔣介石趁機上位，宋家很快轉變了身份，成為蔣介石背後的支持者。
蔣介石上位後，徹底推翻了孫中山先生的許多政治理念，將原本的民主政權變成了自己大權獨攬。
這對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而言，是難以接受的。
宋慶齡和孫中山之間的愛情，是和他們彼此相通的革命理想分不開的。得知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後，宋慶齡當然更加不能接受自己的愛人、精神導師窮盡心血打拼出的事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
所以宋慶齡怒而參與發表《討蔣通電》。
看在宋慶齡和自己夫人宋美齡的親姐妹關係上，蔣介石當然不會對宋慶齡做太過分的事。但是宋慶齡公然和自己作對的行為不能一點兒“懲罰”都得不到，否則蔣介石日後很難處理其他反對者。
就這樣，宋慶齡被迫離開了祖國，開始了自己一個人的流亡之路。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宋慶齡和宋家徹底決裂了。
得知二姐和家族決裂後，宋子安十分心痛。彼時正在國外求學的宋子安一時間並不能趕到宋慶齡身邊陪伴，他只好不停地給宋慶齡寫信，希望可以稍微寬慰一下自己的二姐。
學業結束後，宋子安沒有立刻回國，而是轉道去看望自己的二姐。
二人在德國相聚後，宋子安陪著二姐在幾個歐洲國家散了散心，有學者做過統計，這次旅行是宋慶齡一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旅行。又有最愛的弟弟作陪，這也是宋慶齡一生中最輕鬆愉悅的一次旅行。
然而一直在旁作陪的宋子安心中卻特別難過，因為二姐的經濟狀況很不好。
他實在是於心不忍，離開前，宋子安把自己所有的錢都偷偷留給了照顧宋慶齡的人，希望能緩解一點二姐的經濟壓力。
回到祖國後，宋子安始終致力於修復二姐和家族之間的關係，可惜收效甚微。
這讓原本就厭惡政治的宋子安更加討厭政治了，在他心裡，如果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自己家裡也不會變成這種分崩離析的樣子。
1929年，中山陵建成，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國葬——奉化大典，姐弟二人這才又一次見面。
大典上，宋子安寸步不離地守著宋慶齡，希望能給二姐一點安慰。
大典結束後，宋慶齡又一次離開了故國，直到2年後，他們的母親去世，宋慶齡才再次回國。
母親的離世不僅意味著宋家第二代成為了真正的主事人，也意味著牽連著宋慶齡和宋家的最大羈絆離開了。
此後，宋慶齡和宋家之間的關係再沒有和緩的趨勢，宋子安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卻始終無可奈何。他試圖在雙方間進行調和，無奈宋家人的反應很冷漠，宋慶齡也明確表示了自己對革命理想的堅定。
因母親去世回國時，宋慶齡和宋子安曾在父母的墓前合影，在合影的背面，宋慶齡親手寫下“樹長萬代，葉落歸根”，並和弟弟相約百年後葬在父母身邊。
姐弟二人都沒想到，這一面竟然是他們的最後一面。
在面對政治問題時十分幼稚受到蔣介石嘲笑
在和宋慶齡保持聯絡的同時，宋子安一直供職於商界。
他對政治厭惡至極，也特別討厭自己的親人因為政治上的事情鬧矛盾，因為這一點，他還曾經被蔣介石嘲笑過。
宋子安的哥哥宋子文一開始在政治和商業的邊界行走，雖然他盡力避免涉政過多，但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
1943年，宋子文和蔣介石因為政見不和吵了起來，從此不相往來。
得知此事的宋子安不顧阻攔直接闖進了蔣介石的辦公室，對蔣介石說到：“你怎麼不見他（宋子文），你非得見他把話說清楚，不然，他心裡膈應。”這種幼稚的說辭惹得蔣介石哭笑不得。
在當天的日記裡，蔣介石這樣寫到：“彼誠幼稚而天真之人也”。對於這種程度的嘲笑，宋子安已經面對不是一次兩次了，但他心中始終堅信這些東西遠比不上親情重要。
蔣介石和宋子文之間這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一直維持到了蔣介石敗退臺灣後，1963年，在宋子安的撮合下，蔣介石和宋子文握手言和。
雖然宋子安沒能挽救宋慶齡和宋家之間的關係，但能讓姐夫和哥哥言歸於好，也算是給了宋子安一點寬慰。
在修復宋慶齡和宋家人關係的過程中，宋子安的表現也如蔣介石所評價那般“幼稚而天真”。
在宋家人的談話中，有很多涉及到機密的言辭，宋子安全都會一字不差地轉述給宋慶齡聽。對於自己和二姐之間的交流內容，宋子安也同樣會原封不動告訴宋家人。
在意識到宋子安的這個毛病後，宋美齡多次告誡宋家人，不要告訴宋子安任何事，免得他去和宋慶齡講。
得知此事後的宋子安就像個孩子賭氣一樣，偏要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訴二姐宋慶齡。
在宋子安眼裡，大家都姓宋，都是一家人，這些事情有什麼必要互相隱瞞？
對於宋子安這種毫無政治經驗的想法，宋家除了無奈也沒有別的法子。而宋慶齡對弟弟一直都是溫柔包容的，她當然也不會因為這種事情訓斥宋子安。
蔣介石敗退臺灣後，宋子安也曾試圖繼續修復宋慶齡和宋家之間的關係，可此時就連宋子安也已經聯絡不上宋慶齡了，更遑論修復她和家族之間的關係。
這件事成為了宋子安心頭永遠的遺憾。
定居美國後失去和二姐的聯絡直至生命盡頭
早在蔣介石徹底失敗之前，宋子安就已經在美國定居了。也就是在宋子安定居美國後，他和二姐宋慶齡之間的聯絡漸漸斷了。
時局動盪，諸如郵局之類的地方都經歷了不少洗劫，想要維持和大洋彼岸的聯絡，可以說是十分艱難。
宋子安也曾花過不少力氣打聽二姐的下落，可惜始終一無所獲。
宋慶齡也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這個弟弟，在知道他偶爾會到香港處理公務後，宋慶齡多次追問前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鄭鐵如關於宋子文的事情。
剛剛建國時，香港還沒有迴歸，宋慶齡又身份特殊，她想前往香港只是一種奢望。
為了重新聯絡上宋子安，宋慶齡只能一次次地讓鄭鐵如幫忙帶口信給弟弟：“我非常想念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跟他再見一次面。”
這封口信到底有沒有傳到宋子安耳中，已經成為了一個謎。因為不久之後，宋子安就在赴香港參加廣州銀行開幕時，突發腦溢血離世了。
這個訊息，宋慶齡還是在偶然翻閱外國雜誌時看到的，當時資訊傳遞的阻隔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剛剛看到這個訊息時，宋慶齡還不大相信它的真實性。
當時的新聞報道，真實性十分值得懷疑，宋慶齡認為記者是接受了錯誤的訊息來源才會刊登這樣的訊息。畢竟宋子安比自己小13歲，怎麼會“英年早逝”了呢？
幾天後，一封航空郵件的到來打破了宋慶齡的期待，那是宋子安生前立下的遺囑內容，在遺囑中，宋子安特意提到了：“請二姐接收屬於她的遺產”。
宋子安所說的這部分遺產，來自他們共同的父母。當初的遺產共被分為6份，他們6個兄弟姐妹各一份，因為宋慶齡一直在國外流亡，所以她的那一份始終是宋子安在幫忙打理。沒想到，宋子安在臨死前，還不忘將這份遺產交還給二姐。
悲痛欲絕的宋慶齡沉浸在弟弟去世的訊息中無法自拔，在回覆的電報中，她這樣表示：“請向宋子安夫人轉達我喪親的震驚和深切的哀痛。我願放棄給我的任何遺產，將它們留給子安的子女。”
宋慶齡放棄的這部分遺產，高達60餘萬美元，在當時的年代，這是一筆相當大的鉅款。而此時生活在國內的宋慶齡，經濟條件仍然很拮据，她這樣做，不過是希望能為弟弟的後代盡一份力而已。
宋家6個孩子，4個選擇了錢權，1個選擇了理想，只有宋子安選擇了親情並用了大半生的時間致力於保持家族團結。
雖然宋子安最後失敗了，但是至少他和宋慶齡之間的姐弟情誼是真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