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古裝劇中經常看到這樣的橋段，飽受欺壓的老百姓上街攔御駕、擊鼓鳴冤，希望透過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事實上，古代的舉報方式有很多種，擊鼓鳴冤只是其中的一種，至於攔御駕的情況倒比較少見，因為，古代統治者是鼓勵百姓對不法官員進行舉報的。
為了廣開渠道方便老百姓舉報，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為老百姓準備了五花八門的舉報工具：誹謗木、登聞鼓、銅匭。在唐朝，知情不報的百姓反而會獲罪；明朝朱元璋甚至有規定：百姓有權將貪官汙吏押解到京城治罪。今天，我們就來講講各個朝代關於舉報的那些事兒。
根據史料的記載，早在堯舜時期，老百姓就有了議政的權力，是為“進善之族”。舜繼位後，在各部落設定木牌，名曰“誹謗木”，也叫“表木”，老百姓有資格將自己的看法寫在木牌上，是為“以錶王者納諫也”。在當時，“誹謗”的意思並不是誣陷，而是談論過錯是非的意思。
漢朝有個名臣叫趙廣漢，他在潁川擔任郡守時，發現當地鄉紳結黨營私，欺壓良善，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沒人敢去官府舉報。為了杜絕這種現象，趙廣漢想了個好辦法，他找工匠製作了“缿筒”，讓老百姓將意見寫在紙上投入到缿筒中。缿筒的形狀有點像是現在的存錢罐，可入不可出。
趙廣漢讓手下把缿筒掛在街頭巷尾，並在每個缿筒旁都張貼告示，鼓勵老百姓進行舉報，並宣告：一定會為其保密。就這樣，老百姓紛紛檢舉鄉紳土豪們的不法勾當。根據老百姓所提供的線索，趙廣漢組織專員進行調查，在收集了證據後對鄉紳富豪們進行了懲戒。
影視劇中經常會出現老百姓擊鼓鳴冤的場景，劇中出現的大鼓是有來頭的，古人稱之為“登聞鼓”。是中國封建時代於朝堂外懸鼓，以使有冤抑或急案者擊鼓上聞，從而成立訴訟。
對此《周禮·夏官·大僕》記載：“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大僕）掌其政，以待達窮者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魏書·刑罰志》記載：“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唐會要》載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齋鼓於朝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
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中也有載：“唐代於東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聞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撾登聞鼓。立石者左監門衛奏聞，撾鼓者右監門衛奏聞。” 《元史·世祖本紀》中記載：“諸事赴臺、省訴之，理決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擊鼓以聞。”
至於登聞鼓始於何時，史學界有如下兩種說法：
一是、西周時期的路鼓。路鼓通常擺放在宮門外，朝廷會指派專人負責路鼓，一旦有民眾擊鼓便將其訴求記錄在冊，統一彙報給周王。很多學者認為，路鼓在後來的朝代中逐漸普及到地方衙門，演變成了後來的“登聞鼓”。
二是、堯舜時期的諫鼓。堯帝為了廣開言路，在各部落設定了諫鼓，一旦百姓或官員想要伸冤或告發，便會擊打諫鼓。
史料中，最早出現的登聞鼓的記載是在晉朝，晉武帝在都城內設立了大量登聞鼓，百姓可以隨時擊鼓表達訴求，每個登聞鼓旁都有專人接待，他們會將百姓的冤情寫在狀紙上，彙報給朝廷。到了宋朝，登聞鼓舉報的制度逐漸完善，朝廷不但在各地衙門設定登聞鼓，還設立了管理登聞鼓的部門。
不過，一些學者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登聞鼓之所以出現在各地衙門，完全是包拯的功勞。《我國古代肅貪倡廉機制考》一文稱：
“北宋百姓告狀的流程比較繁瑣，他們需事先請人寫狀紙，然後，將狀紙交給小吏，委託他們向知縣陳情。在這一過程中，經常會有訟師和惡棍趁機“敲竹槓”，榨取老百姓的錢財。為了制止這種現象，包拯在衙門口設定了登聞鼓，老百姓想要告狀，無需請人寫狀紙，只要在衙門口擊鼓，府衙便會大開正門受理案情。”
相比之下，清朝百姓的日子就沒那麼好過了。清朝百姓只能在限定的時間內舉報，在農忙時節官府根本不受理訴訟。當然，謀反、大逆、盜賊、人命等重大案件除外。在非農忙時節，朝廷也儘量本著“限制訴訟”的原則，規定特定的訴訟日，從清初的每月逢三、逢六、逢九，到清中後期的每月逢三、逢八，老百姓能夠舉報的時間越來越短，算下來一年最多二十幾天。
除此之外，清朝的登聞鼓大多是擺設，老百姓想要擊鼓鳴冤，通常要做好挨板子的準備。就算是透過正規途徑訴訟，也非常麻煩。清朝規定：起訴必須要以書面格式，訴狀要由官府專員書寫，並且，要加蓋官府發放的印戳，否則，訴狀無效。對於訴狀的格式、字數，朝廷也有嚴格的要求，不符合規格的訴狀一律不予受理。婦女及老幼病殘可委託他人訴訟，其他原告必須親自到衙門走流程。
也難怪清朝官場腐敗，這種舉報制度就像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讓人無處伸冤。
參考資料：
【《我國古代肅貪倡廉機制考》、《中國古代的登聞鼓》、《魏書·刑罰志》、《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