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襲取荊州、擒殺關羽，劉備為此出兵東征，蜀漢和孫吳刀兵相見。戰事一起，蜀漢合孫吳聯合對抗曹魏的局面開始出現鬆動。而就在蜀、吳鏖戰的時刻，曹魏方面似乎只是在全程看熱鬧，沒有趁勢進取的行動。直至夷陵之戰尾聲，孫權對曹魏的曖昧態度發生轉變並拒絕質子，曹丕才舉兵伐吳，可惜已經錯過了戰機，最終戰敗而歸。
縱觀夷陵之戰始末，曹魏方面的絕大多數人對蜀、吳兩方形勢，尤其是對孫吳方面形勢缺乏清晰的判斷和認識，唯獨一人始終保持著敏銳的洞察，此人就是劉曄。
史載，早在劉備東征前，曹丕就曾詢問文武劉備是否會出兵為關羽報仇，眾人都以為蜀國國力弱小，名將只有關羽，如今關羽軍敗身亡，蜀漢上下憂懼，沒有機會再出兵。而劉曄卻認為蜀漢雖然弱小，但劉備的方略是想要透過使用武力來使自己強大，一定會出動大軍來顯示自己軍力有餘，且劉備和關羽名義上是為君臣，恩情卻如同父子，劉備也一定會因為與關羽之間的情誼為他出兵報仇。（《三國志 劉曄傳》：“（文帝）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鹹雲：‘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
後來，劉備果然如劉曄所料出兵攻打孫吳。不過，歷史上劉曄的這段見解並未被小說《三國演義》收錄。
劉備出兵東征後，孫權迫於壓力，向曹丕稱藩，群臣對此都表示祝賀，只有劉曄指出孫權稱藩是權益之計，劉曄同時還建議曹丕要抓住孫吳內外交困的這一時機一舉滅亡孫吳。《三國志劉曄傳》對此的記載較為籠統，《三國演義》第八十二回中劉曄諫阻曹丕的相關情節基本參照了《三國志劉曄傳》的記載。此外，《三國演義》的相關情節還參照了裴松之注引《傅子》的內容。與劉曄本傳相比，裴松之引注的內容更加詳細，其中，劉曄指出了孫權稱藩的三大原因：迫於蜀漢大軍壓境；擔心曹魏趁勢襲擊；憂患孫吳內部不穩；又指出孫權稱藩的兩個目的：阻卻曹魏趁勢襲擊；藉助曹魏之力震懾蜀漢。這裡，劉曄非常清楚孫吳的窘迫，胡三省曾在此注曰：“曄之言，曲盡（孫）權之情偽。”此外，劉曄也深知魏、蜀、吳三家此時的力量對比，認為蜀、吳兩國交兵，兩弱對抗一強的均勢就此打破，此時只要藉機消滅孫吳，則剩下的蜀漢是無法與曹魏抗衡的。正因如此，劉曄才會向曹丕進言，借蜀漢伐吳、孫吳首尾不能相顧之際出兵攻伐孫吳。可以說，劉曄的這一建議當時可謂毒辣，胡三省曾言：“若魏用劉曄之言，吳其殆矣。”可是，曹丕最終並沒有採納劉曄的意見。
孫權稱藩，曹丕不由有些飄飄然，不僅一口應允，還準備封孫權為吳王。此時劉曄又出來諫阻，裴松之注引《傅子》記載，劉曄指出孫氏官輕勢卑，在江東並不得士民之心，統治基礎不穩固，此時冊封孫權，是幫助孫氏提升名望，反倒鞏固了孫氏在江東的統治。小說也收錄了裴松之引注的這段劉曄諫阻冊封孫權的記載。如果說諫阻接納孫權稱藩體現了劉曄對魏、蜀、吳三家形勢瞭然於胸，那麼諫阻加封孫權為吳王則表現了劉曄對孫吳內部矛盾的認識十分深刻。史載，孫權接手時孫吳政權所面臨的困局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山越等少數民族不服從統治，與江東本土士族關係緊張，北方流寓人士持觀望態度，這些都是孫吳政權頗為棘手的問題。所以，孫權雖然在夷陵之戰中取得了勝利，此後又擊退了曹魏的進攻，卻仍然需要徘徊數年才敢同曹丕、劉備一樣登上皇帝寶座。劉曄正是清楚地認識到孫吳的統治者缺乏足夠的威望，江東本土人士對孫氏的統治亦不甚認同，所以才極力諫阻曹丕不要給孫權妄加封號。
此後的事實證明，劉曄對孫吳的判斷基本正確，史載，孫權在擊退蜀漢軍隊後，對曹魏的態度開始轉變，並拒絕向曹魏質子。直至此時，曹丕才發覺被孫吳欺騙，於是欲出兵討伐孫吳，但是劉曄卻認為時機已過，孫吳剛剛擊敗蜀漢，上下一心，士氣正盛，加之又有長江天險為地利，勢必難以迅速取勝。但曹丕依舊沒有聽取劉曄的意見，強行出兵，結果兵敗而返（《三國志 劉曄傳》：“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
小說在這一段情節中也參照了《三國志劉曄傳》的記載，同時還將賈詡也納入到了諫阻伐吳的隊伍中來。只不過，歷史上賈詡雖然也有說過類似的話，但並沒有明確說這段話的具體時間。根據《資治通鑑》的時間記載，賈詡諫阻伐吳是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派出的三路伐吳軍馬退兵後回想起來的。在筆者看來，根據賈詡這番話強調蜀、吳不可速取，宜先勤修內政的內容，很有可能是曹魏代漢伊始，曹丕向其諮詢的針對吳、蜀的方略。小說將其移植到夷陵戰後曹丕欲伐孫吳時，可能是為了補強劉曄的意見。
劉曄這個人在小說中的戲份不算少，相較於歷史中記載的存在非議，其在小說中的整體形象還是趨於正面的。小說並未因劉曄是曹魏手下的謀士就對其加以貶損，相反地，還增加了他的戲份，如：劉曄在官渡之戰中獻策製造發石車對抗袁軍的亂箭、指揮軍士繞營掘塹阻止袁軍挖掘地道偷襲，這些謀略歷史上並非是劉曄的，而是小說有意安插在劉曄身上的。但劉曄在夷陵之戰前後的表現均是於史有載的，這段期間劉曄對蜀、吳兩國形勢的認識，尤其是孫吳內外形勢的剖析可謂洞若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