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一直是讓很多文人為之傾慕的一種風采。
但需要知道的是，其中有真風度，也有假風度。
一些真的名士所作所為自然是讓人感覺敬佩，但其實更多的人並沒有名士之心，只不過是為了博取時名而故作姿態罷了。
魏晉風度：真名士自風流，假名士裝風流
說起這個魏晉風度，就不能不說一下魏晉時期計程車人，他們之中誕生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群體，叫做“名士”，在之前的漢代和之後的所有朝代裡，這一類人或許也有，但絕對沒有形成如此的規模和群體。
這些“名士”不同於傳統計程車人，他們雖然多數也是接受著儒家的教育，但因為年代不深，漢朝確立儒家正統地位距此也不過三百多年，還有很多莊老、陰陽等學說在流傳，就給他們有了廣泛接觸、學習的機會。
所以，那些即使主要接受了儒家思想薰陶的文人，骨子裡多多少少都有點“叛逆”精神，他們並不像後世那樣對儒家有一種狂熱的心態，所以本身也沒有做“聖人”的覺悟。
“聖”這一概念在古代了不得，那些以蒼生為己任的人才會被冠以“聖”的名頭，比如上古的堯舜肯定是“聖人”，儒家有“五聖”，李白詩歌那麼著名，但“詩聖”的頭銜還是被心憂黎民的杜甫摘了去。
所以，魏晉這一時期的文人對於儒家思想有著一種冷靜地看待，不想做聖人，於是就成為了稍顯“離經叛道”的名士群體。
真的名士，是那種不問是非、只問本心的文人。
這些名士，尤其是真名士，其實很少有是非觀念，倒不是說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是他們更注重自己的本心選擇，不願意違背自己的意願。
我們來說說嵇康。
嵇康這個人是個真名士，做事情多是憑本心。
比如對於當時的高官鍾會，嵇康就是一種蔑視的態度，他的死亡和此有關。
話說鍾會因為非常仰慕嵇康，得志之後就去拜訪他，希望與之建交。但嵇康正在樹下打鐵，對於來訪的鐘會就當空氣一般。鍾會受不了這種侮辱，轉身想要離去。
嵇康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鍾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於是回去就誣陷、讒害嵇康，以致其最終被殺。
從這一點似乎只能看出嵇康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態度，並不能看出其“名士風流”。那麼，嵇康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讓自己過得更好嗎？
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想要歸附司馬家族，嵇康寫信與之絕交，這就是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
但是，嵇康雖然自己不出仕，但卻讓他的兒子嵇邵出仕，並且認定山濤一定會照顧自己的後人。
這就說明嵇康其實也知道出仕的好處，並不是一個“死忠”的迂腐之人，否則就不會讓嵇邵出仕了。
但是，他的本性不喜官場，所以才將事情做得那麼決絕，完全不計後果。
這就是“名士”和“聖人”、“隱士”之間的區別，他們既沒有澤被蒼生的大願，也沒有歸隱山林的決絕，他們只想順從著自己的意願而活。
那麼，假名士是什麼樣子呢？
假名士同樣有其“風流”的一面，但其真正的秉性在某些時刻就能暴露出來。
比如那個《三國演義》中被諸葛亮罵死的王朗，這就是一個假名士。
王朗在當時也有名士的稱號，但有一次他和華歆一同逃難，途中遇到了一位求救者，想要搭乘他們的船一同避難。
華歆不同意救助這個人，但王朗認為地方還很寬裕，就希望救助他。華歆見此，也就沒有堅持。
後來因為速度減慢，賊兵即將追至，王朗就想要拋下那個中途救助者。
華歆說，當時之所以不想救助，就是因為這種情況。但既然已經決定救助他，又怎麼能因為遇到危險就拋棄他呢？
從這一件事情就能看出，王朗雖然有著名士的稱號，但遇到了緊急情況，其自私、虛偽的本性就暴露出來了。
再比如，位列“魏晉八君子”之一的王渾，在滅吳之戰的時候也暴露出來自己的本性。
話說公元279年，王渾等人奉命滅吳，吳主孫皓向王渾、王濬、司馬伷三人分別遞交了降書。
王渾接到之後，擔心是吳國詭計，不敢直接渡江；
王濬接到之後，立刻渡江，在建康接受東吳的投降。
王渾第二天渡江之後，眼熱王濬的功勳，於是上書司馬炎，參奏王濬不受節制，擅自行動，應該按照軍法處置，以牢籠押解回京。
這件事情被稱為“渾濬爭功”，是魏晉名士的一件笑談。
這些假名士非常多，因為當時的風氣尤為喜歡名士風流的樣貌，所以很多人開始偽裝成“名士”的樣子，來博取時名，一旦遇到真正的危機或者誘惑，就會暴露無遺。
禮教盛行之下，為何會出現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的出現和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那一段時期對於正常人的生活來說並不美好。
“三國”時期的英雄輩出，奇謀百變，在後世看來或許很精彩，但要知道，從群雄割據到三足鼎立，再到三分歸晉，短短半個多世紀時間裡，戰亂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對於袁紹、袁術、劉表等等諸侯來說，尚且朝不保夕，那麼對於生活於社會底層的百姓又當如何呢？
這些“名士”很多都不想出仕，那麼其生活狀態和普通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也要飽經戰亂之苦。
而對於那些有志於建功立業的名士來說，因為出身、資歷、陣營等等關係，並不能得到很好的前途，尤其是一些寒門子弟出身的名士，或者沒落貴族出身的名士，他們在“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壓迫下，是很難有翻身之日的。
所以，現實社會的兵兇戰危與黑暗環境，讓這一時期的一些比較敏感的文人率先對社會產生了失望的情緒，比如之前提到過的嵇康等人，“竹林七賢”中大多都是這一類人。
對現實世界的不滿，真正的名士都轉而去耕耘內心的精神世界，他們對精神自由有著狂熱的追求，甚至不惜發表一些“離經叛道”的言論。
比如“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是與主流社會近乎完全相反的思想，自然要遭到主流社會的抵制。
更何況，嵇康等人認為，世間的規矩只能去約束普通人，像他們這種追求自由計程車人是超脫於規則之外的。
那麼就意味著他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脫法度而不用受到制裁，這也是社會動盪的隱憂，自然不能被上層社會所容忍。
這些名士的做法使得他們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時，也享有著一定的現實自由，所以被很多人所推崇並模仿，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潮流，這就是由真假名士共同形成的“魏晉風度”。
那些甘於出仕的名士對於統治者來說屬於旗幟，可以招攬人才，但那些不願意出仕還追求自由的名士自然就會遭到統治階級的憎恨，他們的結局都並不太好。
所以說，“魏晉風度”的形成，其實是在那個現實社會極度動盪、封建禮教尚且沒有完全滲透的時代裡，所形成的一種特殊思潮，在之後的朝代中，再無此等條件。
正因如此，魏晉風度和其他任何朝代都有著極為明顯的差異，尤其是“精神自由”的誘惑，使得那個朝代的名士成為了後世所有文人所豔羨的物件。
但也應該知道，這些名士中，那些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文人，雖然在民間和後世聲望很高，但對於家國天下的作用其實是很小的，那些精神標杆式的鼓舞也只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是他們的主觀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