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統治寬仁與否，只有一個標準：百姓是否受益。
而歷史的複雜性恰在於此，從實效上看，元朝的
寬政
確實讓
百姓受益
，但同時又有
受害非淺
的另一面。元之統治，當得起
寬仁
兩字，但這種寬仁又藏有
頗深的瑕疵。
元的一個
開創性貢獻
，就是將唐、五代、兩宋長達六百年的
重稅革除
，從一張白紙上重新開始。將過去每畝大致收2斗的稅率（正稅與附加稅）劇減到一畝只收3升左右，以至元末有些田稅收到4升時，方國珍還叫苦不迭，拿來
為自己造反當理由。
宋濂主持編修的《元史》在論及賦稅問題時，也
明確肯定
：
“元初，取民未有定製，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元史》卷93《食貨一》）
從江蘇、浙江、江西、兩湖、廣西等各省方誌所儲存的歷代田賦的徵額，能清楚看出元代田稅，確實在每畝只收三升左右，
遠低於宋，遠輕於明
；甚至，元廷有時連這點稅收也減免，比如元世祖一次免去江南三分之二的稅糧。
明人吳履震將元時的家鄉稱為樂土：“勝國時，法網疏闊，徵稅極微，吾松（松江）僻處海上，頗稱樂土”（《五茸志逸隨筆》卷7）
明末《萬曆野獲》的作者沈德符也提到“
前元取民最輕”。
所以
明太祖
將元代與
漢初文景之治
相併論：
“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明太祖寶訓》
可見，朱元璋既承認
元之“寬
”，也肯定
元之“仁”。
元代所以得到
明、清較高的評價
，還有另外三點：
首先是忽必烈滅宋的過程，忽必烈特別交待統軍徵宋的右丞相伯顏：“朕聞曹彬
不嗜殺人
，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
所以元滅南宋，是歷代統一戰爭中
最和平的一次
，殺戮程度甚至
低於北宋平江南
，只有常州等
個別地方
有屠城，絕大多數州郡
波瀾不驚
。
其二，元代
吏治寬鬆
，對地方大膽放權，干涉與限制少，特別是文學創作、風俗習慣、工商業領域，寬鬆到了
自由放任
的地步。
而且值得稱道的是，
刑法寬宥
，有學者用“最為明易得當”的唐律與《元典章》相比較，發現元代刑罰大部分
比唐要輕
。除了極個別孤例，元代強調
“父子罪不相及
”，幾乎沒用過“
族刑”
，不像宋太祖，明太祖，動輒族人。
並且有可貴的慎刑思想，
忽必烈
多次
強調
：“
人命至重
，今後非詳讞，
勿輒殺人
”。
至元12年下詔“統治天下，
重惜人命
，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元史》卷4、卷14、卷165）
所以明末清初的博學家
葉子奇
除了盛讚元代“
輕刑薄賦,
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惠民有局、養濟有院”之外，特別稱道元朝
人道
，重犯在獄中也
發糧食
，哪怕“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
不加刑”
，社會上，很少見到官府處決犯。
有學者從《元史刑法記》載入的135條死罪判決中，只發現
6人
適用斬刑。
即使如此，元代社會風俗仍大體維持淳厚，
治安良好
，人們在外“
行旅萬里，宿泊如家
”，正與杜甫憶開元盛世“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相彷彿，可謂難得。
其三，是意識形態的
包容開放、
宗教信仰的
自由
元代無文字之禍，世界各地的主流宗教文化皆在元代並行發展，香火繁盛。習俗多元，百花齊放，各地的科學技術、藝術、曆法、醫學、建築一律
來者不拒
，與明初的
黑暗、封閉
、
禁錮
相比，確實堪稱開明。
元代的
輕稅輕刑
，在繼承唐宋開明仁厚的基礎上，進一步革除前弊，為後來的明、清開了個極好的頭，只可惜，明太祖自恃
得天以正，
手段苛虐，
高壓恐怖
，並以種種理由在江南、江西、湖廣實行
重稅政策
，使元代的開明
大大倒退。
當然，元代的寬仁未必對底層百姓就
都是好事。
寬仁帶來了
安寧和發展
，但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
疏忽與懶政
，過分縱容江南
豪紳地主
，所以“
富者日以兼併，貧者日以貧窮”。
於是，歲收租米達百萬石的
超級地主
出現了，而大部民眾卻
沒有土地
；於是，無數飛揚跋扈 橫行鄉里的
土皇帝
出現了。
在松江，“一家雄踞一鄉，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連州
縣官吏
也
畏懼三分
元在中原、江南的
寬仁為治
，相比成吉思汗、窩闊臺時代的
滅絕性殺戮
，不啻為奇蹟性的進步。但同時，忽必烈只看到漢化、寬仁的好處，而未詳究背後
隱藏的害處
，片面寬仁，終是經驗欠缺，相沿成襲，造成元代
短祚而亡。
那首小學生都耳熟能詳的：
“天高皇帝遠
，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恰恰出現在
元末的江浙
，這絕不是
偶然的。
元亡，代表著唐世以來中國
多元、包容、理性
的政治文明的徹底結束，代之以一個
黑暗、暴戾、禁錮、血腥
的極端專制
明清時代
，這也是中國
歷史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