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年，癸丑之役的硝煙早已散盡，北洋軍閥算是坐穩了江山，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卻遇到了一件棘手之事。此時籌安會已經成立，一直以“從龍之士”自居的楊度，徵求東南半壁最大的實力派馮國璋的同意，然而“馮首鼠兩端，袁密令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殺馮”。鄭汝成看得透徹，自己這個上海鎮守使，在“長江三督”面前不過是寄人籬下，於是“以電示馮”。馮國璋的反袁之意亦更加堅定，通電促袁退位不遺餘力，以報暗殺之仇。這也與袁迫使“攝政王”載灃退位，以報罷斥之仇如出一轍，不過是“洩私人隱秘之憾”。馮國璋從袁項城那裡偷學了不少手段，另一位老夥計段祺瑞卻更傾向於“師袁”。
對於這位“北洋三傑”中名號最響的“北洋之虎”來說，段祺瑞較“貌寬厚而內多欲”的馮國璋格局亦更大，然而“過信徐樹錚以自累，則無間仇友皆議其非”。段祺瑞與徐樹錚的關係確實存在硬傷，那就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徐樹錚可以說是袁項城的粉絲，這位才華橫溢的舊式策士，“學袁惟恐不肖”，不過“才望地位，本遠遜於袁”，從而“畫虎成狗”。因為徐樹錚製造督軍團，組建安福系，掌控廟堂聲音，逼反吳佩孚引起直皖戰爭，皆使皖系軍閥蒙上惡名，段祺瑞作為掌門人，自然首當其衝，但是徐樹錚仍然“己樹威風，眾怒難犯，抵死不悟”。書生本色的徐樹錚，忘了盡信書不如無書。
對於徐樹錚來說，雖然滿腹經綸，“究未脫正續經世文編之範圍”。早年上書時任山東巡撫的袁項城，“侈言兵事，虎虎有生氣”，其後被時任山東督練公所總辦的段祺瑞收入麾下，並送其赴日留學。宣統三年，段祺瑞以第一鎮北洋軍統制督師湖北孝感，學畢歸國的徐樹錚充行營參謀，運籌帷幄，力薦段祺瑞領銜北洋軍人通電“請願”，“開段氏十年功名之基”，徐樹錚也被“隆隆大用”。不過正如吳虯所言：“弗以軍人以自囿，更從德行淬礪修養，如彼其專，未嘗不可大有造於國家。”但是段祺瑞榮登閣臣之首，徐樹錚也跟著水漲船高躋身北洋中樞，卻不知辨別敵友，風頭過盛四處樹敵，“自恃得段信任，又復發縱指使”。
最終，段徐兩人關係的硬傷，也在於徐樹錚“以己意代段意，驅遣群藩，至所謂北洋袍澤側目而視”。要知道徐樹錚早年是連北洋軍閥“老頭子”袁項城都敢頂撞的硬茬兒，對於同樣的硬茬吳佩孚也沒有拎得清矛盾所在，誤以為吳佩孚一人挾憤修怨，不料吳佩孚請出孫洪伊捉刀檄文直指徐樹錚，“海內洶洶，皆集矢于徐”。結果直皖戰爭爆發，“段之英名，被毀其半矣”。在民國九年之前，段祺瑞的意志，多見於實際的廟堂決策，徐樹錚可以“代表其泰半”，而欲知徐樹錚之成敗史，“觀段之專紀，幾可從略”，所以說兩人之間的成就與羈絆，不過是蚍蜉歲月中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