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直系軍事首領吳佩孚自任總司令，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刀兵相見，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正當吳佩孚在山海關前線督師之際，麾下第二路軍司令馮玉祥秘密回師，與第三路軍司令胡景翼和京師警備副司令兼混成第15旅旅長孫嶽聯手，突然發動政變囚禁了大總統曹錕，史稱“北京事變”。馮玉祥的手以後幹了三件大事，而其中最後一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件是以曹錕的名義（反正都控制起來了，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解除了吳佩孚的本兼各職，而後方著火的吳佩孚在南北夾擊下肯定全線崩潰，解不解職都得跑路；第二件是把末代皇帝溥儀攆出了紫禁城，其實這個是不怎麼地道，只是洩一時之憤而已，既然民國政府已經通過了對清室優待案，出爾反而是不合適的，這也間接促成了後來溥儀逃到東北成為了偽滿皇帝。
第三件才是大事，即馮玉祥在成立國民軍之後，隨即電邀廣州方面的孫中山北上主持大局。這裡需要說明一下，馮玉祥其實跟孫中山的廣州革命政府一直有聯絡，孫中山早在“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的1923年，就派密使往見馮玉祥，暗示他以武力倒直，但當時馮玉祥掌握的兵力有限，並且條件也不成熟，所以未敢實施，後來拖了一年多才逮著機會。
曹錕雖然是透過賄選上臺的，可畢竟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第五任大總統），現在被馮玉祥給關了起來，國家怎麼治理？政府怎麼組成？軍人出身的馮玉祥也沒有好主意。在發動事變之前，他曾經與張作霖和蟄居天津的段祺瑞相約：如果事成，奉軍不能入關，共同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也就是說，未來的新政府應以孫中山為首，所以才有了馮玉祥10月24日的那封邀請電。
孫中山接電後又喜又憂，喜的是馮玉祥終於倒直得手，有希望組建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憂的是張作霖幾十萬大軍在側，馮玉祥等人未必能夠掌控北京局面，其實還有一層，就是時年58歲的他，那段時間感覺身體狀況不佳。但孫中山仍然在10月27日覆電：“義旗聿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亟應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先此電達，諸維鑑及”。
其實孫中山患的是肝癌早期，但是當時並沒有檢查出來，如果在廣州靜養或者有時間認真診療，50多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應該可以繼續領導廣州政府。但是馮玉祥、張作霖和段祺瑞的接連邀請，又使他不得不離穗北上，可那會一沒有航班二沒有高鐵，幾千里路程談何容易？並且陸路還不通暢，因為湖北、湖南和河南都有直系北洋軍的勢力，只能繞道而行。
繞了多大的彎呢？孫中山從廣州先到香港，從香港換乘日本輪船再到上海，期間為了摸清日方態度，又從上海前往日本，再從日本坐船趕往天津。結果是1924年11月13日從廣州出發，直到12月4日才到達天津，舟車勞頓整整21天之久。更要命的是，等到孫中山萬里迢迢到達華北之時，京津地區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張作霖）
首先是張作霖違反承諾，大批奉軍已經開進山海關佔領了天津和冀東一線，對馮玉祥的國民軍虎視眈眈；其次是張作霖和段祺瑞秘密結成聯盟，決定排擠馮玉祥掌控北京政府，段祺瑞已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臨時執政”，並且得到了奉軍的武力支援，馮玉祥計劃中的政治改革基本失去了條件；最後則是西方列強對孫中山一路上宣傳的政治主張嚴重不滿。
孫中山當時希望，未來組建的民國政府必須撤銷治外法權和關稅獨立，實際上等於要廢除晚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那麼西方各國和日本的態度可想而知。而這個時候的張作霖對孫中山聯俄也很是忌憚，因此在天津會見孫中山之時態度非常不好，他不僅列重兵於轅門外示威，並且僅以張學良出門相迎，擺足了軍閥大帥的架勢。
兩個人的談話也是不歡而散，張作霖勸孫中山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事要暫緩施行，孫中山表示不能同意，眼見張作霖已經背棄了之前的承諾，孫中山深知此行不會有什麼結果了，加之過於勞累，當晚就開始發病。經過十多天的休息，病情剛有好轉，又聽聞了段祺瑞單方面組織“善後委員會”的訊息，這就是準備另起爐灶的意思，孫中山更加傷神。
1924年的最後一天，孫中山抱病抵達北京，雖然得到了各界組織的熱烈歡迎，但是隨後又與段祺瑞的代表發生爭論，段祺瑞和張作霖的態度一樣，那就是為了保住個人的權利和地位，不願意與西方列強撕破臉皮，鼓吹“外崇國信，尊重條約”。這與孫中山的願景有本質的不同，雙方雖然表面上客氣，其實已是暗流湧動，而孫中山也因勞神而病情加劇。
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在協和醫院被確診為肝癌，隨即住院治療，在孫中山病重期間，段祺瑞竟然沒有一次親往探視，可見雙方的貌合神離。至2月24日孫中山自知不起，遂預立了三份遺囑，分別是《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3月12日上午9時30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猝然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名句。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時，GMD內部是有一批人強烈反對的，只是憑藉孫中山巨大的個人權威，才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但是其黨內的右派勢力始終存在，無非是被孫中山壓制住了而已。而孫中山的意外離世，使GMD內部發生了一系列權力鬥爭，最終，黃埔軍校校長利用手腕攫取了大權，趕走了胡漢民、汪精衛、許崇智等政治對手，而這是一個戴著左派面具的“真右派”。
孫中山逝世僅僅兩年之後，就發生了“四一二事變”，成為了中國歷史程序中的拐點，而如果孫中山健在，國共合作不可能在1927年就破裂，如此歷史當如何發展，真的不是我輩能夠想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