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253，
《宋朝史話》連載21（點選檢視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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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的腐朽統治下，廣大農民始終處在水深火熱的困境，因此，階級鬥爭從一開始就十分劇烈。在南宋初年，湖南、江西、福建等南方廣大地區，就燃燒起熊熊的農民起義烈火。
南宋初年江南廣大地區的農民起義，是南宋統治者推行對金投降的政策及對廣大人民殘酷壓榨激發起來的，是民族矛盾同階級矛盾交織的情況下爆發的。
南宋小朝廷一建立，就藉口抗金的需要，巧立各種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卻不肯認真組織抗金，致使金兵得以在建炎三年（1129）秋渡江長驅侵入江南，蹂躪了兩浙及江西、湖南大片地區。
南宋官軍一聞金兵來到就望風而逃，對老百姓的劫掠卻如狼似虎。那些大小官吏也趁火打劫，大發橫財。在湖南、江西，更有孔彥舟、馬友等大股土匪 武裝到處流竄劫掠，南宋的地方官則與這些土匪互相勾結，殘害人民，兼併土地。
有個叫韓璜的官員描繪當時湖南、江西的情景說，那裡“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敗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尋殆遍。盜賊既去，官吏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金兵洗劫之後，南宋官兵、官吏、土匪又輪番搜劫，使得江南廣大地區內人民呻吟的“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絲”。
廣大人民為了生存下去，不能不奮起鬥爭。建炎四年（1130），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就在江南大部分地區爆發。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佔有重要篇章的鐘相、楊麼起義，也在這時爆發於遭受壓迫最甚的湖南洞庭湖地區。
鐘相起義經過長期的醞釀準備。還在北宋末年，鐘相就在其家鄉湖南鼎州（今常德）武陵縣利用宗教活動組織群眾。他針對當時土地兼併激烈，貧富懸殊，階級對立嚴重的情況，繼承並發展了王小波、李順起義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的革命口號，深受周圍勞苦大眾的擁護，周圍數百里間的貧苦農民都自己帶上乾糧，絡繹不絕地去拜見鐘相，稱為“拜爺”。
經過20多年的宣傳鼓動，鐘相積累了發動起義所必須的資金，聚集在他周圍的貧苦農民也越來越多。
靖康二年（1127），鐘相的長子鍾昂趁北宋王朝在滅亡前夕號召組織“勤王民兵”之機，著手組織了一支300人的武裝，北上抗金。這支武裝在鄧州（今河南鄧縣）被宋高宗發遣回鄉後，鐘相父子看到南宋政權的腐敗，就把它儲存起來，並多置旗幟器甲，積極準備發動起義。
建炎四年（1130）春，金兵攻入潭州（今湖南長沙），宋兵棄城逃走，使潭州城人民遭到金兵殘酷的屠戮。腐朽的南宋政府對人民的賦役盤剝本就空前繁重。這時孔彥舟的土匪武裝更趁機洗劫，並向鼎州方面一路殺掠過來，鼎州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威脅，而那些平時壓迫人民的官吏卻帶著家眷及掠奪來的財物先期逃走。鐘相遂於這時打出保衛鄉土、抗拒匪兵劫掠的旗幟，發動武裝起義。
鐘相的義旗一揭，立即得到農民的熱烈響應。起義軍一開始就把鬥爭矛頭指向那些平時欺壓人民的官僚豪紳，截獲了先期逃走的鼎州單姓提點刑獄官的輜重及其白馬，到處焚燒官府、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專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等五種人，公開宣佈宋朝的“國典”是“邪法”，把殺死上述五種人稱為“行法”，把矛頭直指南宋王朝的腐朽統治。而對那些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則加以保護。
鐘相在發動起義後，宣佈建立政權，以“楚”為國號，“天載”為年號，並宣佈凡是參加起義及擁護起義的人，都不負擔賦稅和科派，不再受官府法令的統治，徹底解除南宋王朝加在農民頭上的沉重枷鎖，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熱烈擁護。許多貧苦農民都把參加起義視為“天理當然”。
起義軍的聲勢也迅速擴大，鼎州的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州的澧陽、安鄉、石門、慈利，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的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的益陽、寧鄉、湘陰、安化，峽州的宜都（今湖北宜都），嶽州（湖南嶽陽）的華陽，辰州的沅陵等19縣，很快都為起義軍所控制。
為了撲滅農民起義軍，鼎州城裡的官紳豪富竟請求孔彥舟的匪兵開進鼎州，在鼎州大肆燒殺。孔彥舟匪軍多次向起義軍進攻，都遭失敗。後來，孔彥舟使用狡詐的手段，一面向起義軍散佈說什麼“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裝出要向東撤退的樣子，一面派爪牙假裝成擁護起義的農民，混進起義軍。然後趁鐘相一時因勝利而產生的麻痺，裡應外合，偷襲鐘相的大寨。
鐘相父子被這幫匪徒俘獲殺害，孔彥舟因此受到南宋政府的嘉獎。
鐘相犧牲後，起義軍在楊麼的領導下繼續堅持鬥爭。他們在洞庭湖周圍建立了許多堅固的水寨，製造了許多戰船，實行“陸耕水戰”，一面堅持生產自給，一面同南宋的官兵、匪兵作戰。洞庭湖周圍地區的大批農民，因不堪忍受南宋政府的盤剝豪奪及殘酷殺掠，更加踴躍地加入起義軍行列。更有許多村落的窮苦百姓，暗中準備起義軍穿用的“緋衣巾”，準備響應起義軍。
起義軍的勢力在鬥爭中進一步壯大，僅一年多時間，就控制了東抵岳陽、西達枝江、南至長沙、北達公安的大片地區。
起義軍還多次粉碎南宋政府的軍事圍剿和誘降“招安”陰謀，成了南宋統治者的心腹大患。
為了撲滅湖湘地區農民起義的烈火，紹興五年（1135）夏，南宋又把當時宋軍中最有戰鬥力的岳家軍調到湖南，全力鎮壓楊麼起義。
岳飛到洞庭地區後，一面加緊對起義軍的封鎖包圍，施加軍事壓力，毀壞起義軍播種的莊稼，使起義軍“陸耕水戰”的辦法無法繼續實行，糧食發生恐慌，從而使起義軍中一部分不堅定分子對繼續堅持鬥爭產生動搖；一面派人到起義軍中進行個別的誘降活動，收買叛徒。
由於起義軍中握有實力的楊欽等人在岳飛的誘降下叛變，並反過來幫助岳飛進攻其他堅持鬥爭的營寨，起義軍的許多營寨被攻破。楊麼的大寨也於紹興五年六月被岳飛攻破。楊麼被俘後英勇犧牲。
堅待了7年之久的鐘相、楊麼起義終於被鎮壓下去。
在鎮壓了鐘相、楊麼起義以後，南宋政府又對江西、福建等地區尚在堅持鬥爭的各小股農民起義武裝進行反覆清剿。曾經如波濤洶湧的南宋初年江南各地的農民起義，暫時轉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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