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開始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為止，一共記錄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大事，共計294卷。
本卷是《資治通鑑》的第一卷，名為“周紀一”，起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止於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記錄了戰國初期三十五年的歷史。
書中交代過二十三年這個時間點以後，第一句話就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意思是說周威烈王首次把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分封為諸侯國君。
然後主編司馬光話鋒一轉，拋開晉國和韓趙魏三家諸侯的恩怨糾葛不講，自己倒開門見山，大談起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和抱負來了。
司馬光主要是在談“禮”，關於這個禮字，有禮儀、禮節和最高規範的意思，類似於後世國家所倡導的憲法。
司馬光希望天子能守護君臣有別的禮制，使上下有別、各安其位，從而使國家穩定堅固、長治久安。
不得不說，願望是美好的，但事實卻是殘酷和混亂的。
我們知道，周朝提倡禮樂治國，但是隨著時間流逝，慢慢丟失掉根本和依據的禮和樂只能不痛不癢的錦上添花，卻不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再說當年，周武王征討商紂王時何嘗用過禮樂？
而管蔡之亂時禮樂又在哪裡？
春秋時期諸侯紛爭、烽火四起，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天下不但漸成一盤散沙，就連人心也已慢慢變了。
此時此景，曾經冠冕堂皇高高在上的禮樂就只能在戰爭的獰笑中瑟瑟發抖了。
孟子說過，春秋無義戰，到了戰國時期，諸侯各國則更是變本加厲，有利則爭無利則棄，把天下攪得滿地白骨，烏煙瘴氣。
到了這時，僅剩的些許禮樂只能做些錦上添花和裝點門面的修飾工作了，對於天下的走勢和歸屬已經起不到半分作用。
可見皇帝所認可的禮，是天子一人乃至一家的需要；維護禮，則是維護他個人和他一家的統治。
而司馬光作為一個臣子，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在《資治通鑑》中為“禮”大唱讚歌呢？
答案很明顯，不知道同學們都是怎麼看的？
《資治通鑑》是寫給宋朝皇帝的御覽之書，自然是希望當時的宋神宗皇帝和他的後代皇帝們，都把禮字記在心頭，在他們大大享受禮所帶來的好處之餘，也能夠給司馬光這樣計程車大夫們分一杯羹。
司馬光對他的想法毫不隱瞞，所以才在《資治通鑑》的開篇就開門見山的大發議論侃侃而談，不但為此書定下了調子，也想為後世讀此書的人立下規矩。
宋朝號稱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在禮方面做得相當不錯，但是卻在宋徽宗的靖康二年遭到金國的毀滅性打擊，直接導致北宋滅亡，趙構建立南宋後在杭州偏安一隅。
堂堂中華大國禮儀之邦竟然會敗在一個落後野蠻的遊牧民族之手，以致國土淪喪國民塗炭，又哪來的國家穩定、長治久安？！而彼時彼地，禮之安在？！禮之何在？！
說到底，禮之一字，不過是錦上添花的裝飾品罷了，只能在天下太平時享用，而在動盪時期，既不能開疆拓土，又不能安邦定國，捧的再高又有什麼用？
然後，世異時移人間變幻，司馬光定下的基調早已變奏，立下的規矩也早已轉換：當今世界各國最高的行為規範已不是代表皇權的禮，而是人人平等的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等願景與封建社會一人在上萬人匍匐的場面相比，哪個更得民眾的擁護呢？答案不言而喻。
比如說禮，司馬光所極力推崇的禮，在當今社會作為最高行為規範的禮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作為禮貌、禮節和某些場合的儀式感，禮不是還在發揮著它的作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