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理到民心,劉邦和嬴政的帝位,核心有何區別?

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

秦始皇嬴政是我國封建史中的第一位皇帝,而皇帝這個稱呼也是由他發揚光大的。可惜始皇中年染病,過早地離開歷史舞臺,也只能無奈地將新建的秦王朝交到了後人手中。

從法理到民心,劉邦和嬴政的帝位,核心有何區別?

秦始皇像

由於秦二世胡亥荒庸無道,秦末時天下各地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秦起義,起義軍最終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在接下來的諸侯爭霸中,漢高祖劉邦笑到了最後,成功建立起了漢朝,他也成為漢朝的第一位皇帝。不過雖然漢高祖和秦始皇都是皇帝,這兩者的核心卻有巨大的差異。

始皇登基建立在奮六世餘烈的基礎上

秦始皇嬴政登上政治舞臺時,還沒有皇帝這個概念,他所繼承的位置是秦王,也就是統治秦地的諸侯王:

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

彼時,嬴政面對的七雄透過合縱連橫,皆在努力鞏固自身統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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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分封制給了秦王法理基礎

自從周朝禮崩樂壞,失去了對諸侯的實際統治後,強大的諸侯國開始透過吞併弱小的諸侯國提升實力,經過了數百年的拉鋸戰,當初周朝分封的百餘個諸侯國,在戰國初期只剩下了二十餘個,在這些倖存者中,秦國的實力屬於是中等偏上的。

從秦孝公開始,秦國在商鞅的變法下,國力日益強盛,並且透過頻繁的對外攻伐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實力。

及至嬴政時,已經奮六世之餘烈,讓秦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的強者。

嬴政本身有強大的政治才能和清晰的頭腦,又得到了歷代先人留下的豐厚基業,這兩點奠定了秦國能最終完成一統的基礎,再加上足夠的運氣加成,他最終完成了前無古人的一統大業,自己登基也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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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依靠武力是無法建立統治基礎的

總的來說,嬴政可以登基,有著足夠的法理基礎。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國的諸侯,出生後的起點就是王(就算嬴政不上位,也有其他的嬴氏後裔取代他),同時消滅了其他符合法理的諸侯,銷燬了他們的宗廟,取代了他們的位置,將他們稱王的法理基礎加成到自己身上,自然會得到天下人的認可了。

要注意的是,這種法理基礎的形成,和春秋戰國時期頻繁的諸侯鬥爭有直接關係,然而卻並不是單純靠武力威脅產生的。

高祖登基是難以複製的布衣勝利

比起貴族出身的嬴政,漢高祖劉邦可謂是徹徹底底的平民了,縱觀我國古代封建歷史,像他這種純布衣出身的皇帝,一共不超過三個,其困難程度可見一斑:

楚霸英雄,敗於烏江自刎;漢王柔弱,竟有萬里江山。

高祖先人中地位最高者,也不過是在晉國六卿鬥爭中失敗的中行氏,到了高祖這代,不僅沒留下祖業,也缺乏對後代的足夠教育,

因此比起反秦隊伍中的六國貴族,高祖的起點相對較低,理論上勝面較小。

幸運的是,高祖趕上了時代大潮的好時機,成功地在秦朝的強力反撲中倖存了下來,並且在西楚、燕、趙等全部勢力北上時,趁著西線空虛成功入關,獲得了關中王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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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高祖像

更加幸運的是,高祖在被霸王趕入蜀中後,居然能夠成為我國封建歷史中唯一成功出川並問鼎中原的政權。

從上述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高祖的勝利之路不僅閃爍著他的才能和智慧,也有上天對他的青睞和眷顧。

然而所謂有得必有失,高祖仍然有其欠缺的地方。

許多人認為高祖的勝利勝之不武,而且並非六國貴族的他身份低微、難以服眾。

這種偏見使得高祖登基(包括稱漢中王)的法理性受到了質疑,許多人認為他只是一個運氣好的起義者,和自己沒有本質的區別。這個皇帝,怎麼看都像是豐沛勢力的代言人而已。

兩者的差別和新朝的根基是否穩固息息相關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二人都是皇帝,證明他倆都是書寫的勝利者,那麼其登基方式的細微差別,就沒有必要被深究了。這種說法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秦皇漢祖,都是偉大的歷史締造者,然而這細微的差別,卻也對秦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

往大了說,兩者的差別和新朝的根基是否穩固息息相關。

始皇大業,是建立在他亦步亦趨的征服模式上,秦軍出關後,無論是韓地、趙地、楚地,都是先征服後同化,在這期間,山東六國百姓的血性,必然導致了許多反抗,然而卻最終倒在了秦朝的高壓統治下,因此當秦朝宣佈建立後,境內反對勢力極其稀少,僅存者也不敢輕易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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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的成功離不開軍功集團的協助

而高祖登基後,他的輝煌經歷非但不會對世人造成心靈上的震懾,反而會給世人留下一種感覺,那就是既然劉邦能成功開創新朝,那麼我也有可能成功。說到底,高祖在許多人心中,也不過是個混混、亭長和地痞。

正是因為有此類心思的人數量眾多,所以高祖無法向始皇一樣,成為令百姓打從心底裡服從、畏懼和尊重的物件,這種思想變化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諸侯在封地自治,不願意被皇權束縛,而其境內的百姓,也像戰國時期一樣,只服從諸侯的命令,而忽略了自己是大漢子民的事實,因此漢朝初期的統治根基,並不像始皇登基時那般穩固。

從法理到民心,劉邦和嬴政的帝位,核心有何區別?

白馬之盟

在高祖晚年,他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雖然文化底蘊不高的劉邦很難從理論方面理解此事的影響,但是他仍然在試圖做出改變。

白馬之盟就是高祖為了奪取法理基礎的重要手段,而白登之戰後用和親取代和匈奴的全面開戰,則是他希望贏得百姓民心所向的關鍵政策。

在這兩件事中,儘管也有陳平、婁敬等謀士的參與,但是高祖本人的強烈意願,也是促使其發生的重要原因。法理基礎和民心所向這種看似虛無縹緲的事物,其實是新興政權紮實基礎的關鍵因素,高祖能發現自身的漏洞並予以正確的彌補,充分體現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參考文獻:

【1】《漢紀·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2】《史記·十二本紀·秦始皇本紀 》

【3】《破窯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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