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劉金芳（方塘傳媒《重新發現商丘》特約撰稿人）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興兵討伐商王帝辛（商紂王），帝辛自焚而死，商朝滅亡。
周武王封商紂王的長子武庚管理殷商朝歌一代。武王死後，三監叛亂，武庚隨之也反叛。
周公旦協同成王平定叛亂以後，遵循興亡繼絕的傳統，公元前1039年封紂王長兄微子啟在商朝舊都商丘建立宋國，這就是宋國曆史的開始，宋國地位特殊，與周為客，被周天子尊為“三恪”之一。以奉商朝祖先的宗祀，繼承商文化。
宋國曆經35君，時跨西周、春秋、戰國三個時期，長達754年。在這眾多宋國國君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曾經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而宋襄公在歷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宋襄之仁”。
1、“宋襄之仁”的溯源
公元前638年，楚國攻打宋國，而此時的宋國正在攻打鄭國，宋襄公得知楚軍伐宋的訊息，急忙帶領軍隊日夜兼程回國自救。在泓水（今河南柘城縣北）以南擺開陣勢，準備迎擊楚軍。
楚王令大臣成得臣派人下戰書。宋國司馬子魚對襄公說：“楚國派兵來打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救鄭國。我們放棄鄭國和楚國講和，楚軍就會退回去，不可交戰。”宋襄公說：“昔日齊桓公興兵伐楚，今楚軍來打我們，我們不與他交戰，怎麼能繼桓公的霸主之業？”子魚又說：“宋國甲不如楚堅，兵不如楚利，人人不如楚強，你依靠什麼來戰勝楚軍？”襄公說：“楚兵甲有餘，仁義不足。我雖兵甲不足，但仁義有餘。以有道之君，避無道之臣，我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的好。”說完，就批了戰書，約定十一月一日在泓水以北與楚軍交戰，還命人制了一面大旗，旗上寫著“仁義”兩個大字。
約定交戰的那天早上，楚軍陸續渡泓水北進，子魚勸宋襄公趁機襲擊，說：“楚兵多宋兵少，此時動手，我們可以得勝。”襄公指著大旗說：“你看見‘仁義’二字嗎？我是一向主張仁義的，怎麼能在人家渡江只渡了一半就襲擊呢？”子魚暗暗叫苦。過了一會兒，楚軍全部渡過了泓水，成得臣手執長鞭，指揮軍士，東西佈陣，氣宇昂昂，旁若無人。子魚又勸襄公說：“楚軍的陣勢還未布好，趕快打吧，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們就危險了。”襄公厲聲地說：“咄！你貪一擊之利，不顧萬世之仁義？怎麼襲擊人家未布好陣勢的軍隊呢？”子魚又暗暗叫苦。
楚軍列好陣勢，兵強馬壯，漫山遍野，宋兵見了都很害怕。此時，兩軍一齊擂鼓交戰。襄公自挺長戈，帶著公子蕩和向訾守二將及許多門官，駕著戰車向楚軍陣營衝去。成得臣見來勢兇猛，就暗傳號令，開了陣門，放襄公一隊車騎進來。子魚隨後趕上去護駕，襄公已裝進“口袋”裡了。
楚將鬥勃和蒍氏呂臣在陣門擋住宋將子魚和樂僕伊，相互廝殺了一陣，宋將華秀老衝出來牽住了鬥勃，子魚撥開刀殺入楚陣，見楚軍甲士如林，把襄公團團圍住。宋將向訾守血流滿面，大聲叫喊：“司馬快來救主！”子魚跟隨向訾守殺入重圍，只見公子蕩身負重傷倒在車下，“仁義”大旗已被楚軍奪去了，襄公數處受傷，已不能起立。
子魚急忙把襄公扶到自己的車上，歷力殺出，好不容易脫離了楚陣，所隨門官全部戰死。樂僕伊和華秀老見襄公已離虎穴，也就各自逃回。成得臣乘勝追擊，宋軍大敗，死者不計其數。
宋襄公由於受傷過重，第二年就死了，後來有人還把他當做迂腐和愚蠢的歷史人物一直嘲笑他，楚大夫成得臣說他，“好名而無實，輕信而寡謀”。後人把對敵人講仁義的可笑行為，稱為“宋襄之仁”。
2、宋襄公其人其事及對後世的影響
“宋襄之仁”的事件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史記》也記載說：“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
宋襄公，春秋時期宋國國君，宋桓公之子，名茲甫。桓公卒，茲甫即國君位，是宋襄公，即宋國第十九任國君。
宋襄公出身於殷商王族，同樣也是周朝貴族出身，他一生以“仁義”自詡，是周禮推崇者和執行者。
宋襄公的上臺，還真有一個“仁義”故事。他是家裡的嫡子，原本還有一個哥哥叫做目夷，但因為宋襄公是嫡出，因此王位繼承非他莫屬。但宋襄公卻不接受，堅持要將王位讓給目夷，但目夷也不接受這個想法，認為宋襄公比他自己更“仁義”，宋襄公僵持不下才勉強答應了。
據《睢洲縣誌》記載，宋襄公的母親是宋國西北的衛國人。公元前661年，北狄滅衛，宋襄公的母親見國破君亡，心急如焚，意欲歸衛抗敵救國，夫君宋桓公不允，並以廢其正室之位相威脅。
宋襄公的母親寧願拋棄正室之位，也要執意助兄長復國，宋桓公一氣之下，將她遣送歸衛，並稱不準再進入宋國地界。
宋襄公繼位之後，想念母親。可若允許母親回國，就違背了父親的諾言，是為不忠。若不讓母親回來，無法照顧，又是對母親不孝。他就在宋國與衛國的交界處，修築了一個高臺，想念母親時就登上高臺向衛國方向眺望。
後人在望母臺的原址上修建了一座高臺，上有宋襄公的雕像，面朝西北方向。此遺址就位於現在睢縣碧波盪漾的北城湖之內。
春秋時期，宗法制度已經開始逐漸解體，西周時代相對穩定的政治與軍事格局逐漸陷入無序的狀態。因此，各諸侯國爭霸打出的共同旗號都是“尊王攘夷”。彼時的宋襄公同樣希望自己像齊桓公那般透過仁義征伐達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地位。
宋襄公是齊桓公的鐵桿支持者，齊桓公去世前還託孤於他，齊桓公去世後，宋襄公護送齊公子昭回國當上齊國國君。此時的宋襄公擁有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和威望，而他本人竟把自己視為齊桓公的接班人，認為自己將是春秋的新霸主。
公元前643年，齊桓公病死，南方楚成王趁機坐大，威脅到中原諸國。宋襄公試圖透過稱霸的方式團結中原各國、制衡楚國，接過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
公元前639年在盂地的會盟，所謂會盟就是各國聚會在一起，商討盟約的條款。宋襄公在盂地會盟時，因為堅持不帶兵而被楚成王活捉；《春秋公羊傳》是這麼記載的：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墜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孰宋公以伐宋。
由此，宋襄公是一位勇敢、有點迂腐並且固執的人。宋襄公被捉，他安排了公子目夷為宋國的新國君，拒絕了楚國割地的無理要求。宋襄公被釋放以後，公子目夷馬上又把王位讓給宋襄公，可見宋襄公在宋國深得人心。宋襄公回國以後，認為鄭國背叛聯盟，就起兵攻打鄭國，而楚國為救鄭國就進攻宋國。
這便是著名的泓水之戰大的歷史背景。
宋國在泓水之戰後，從曾經的春秋五霸之一，淪為二流國家。自此之後終春秋之世，宋國再未圖謀霸政。
儘管歷史有很多人嘲笑宋襄公，但是同樣有很多人讚揚宋襄公。《春秋公羊傳》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中記載著對宋襄公這樣的評價：“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如此。”
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裡讚揚宋襄公：“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善。”
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中這麼說：“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漢代的《淮南子》在對比春秋和後世戰爭之後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
“泓水之戰”標誌著自商、周以來以“成列而鼓”為主的“禮義之兵”、不以殺戮與徹底征服為目的的“仁義之師”退出歷史舞臺，自此以後的戰爭就成了孟子所說的“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那種視生命如草芥的、為打勝仗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的殘酷野蠻時代了。
公元前637年，宋襄公霸業未成，在悲愴之中死去，他的逝世也標誌著上古貴族精神的消亡，宋襄公也被譽為“最後的貴族”。
3、“宋襄之仁”需要新的詮釋和解讀
在現代人眼裡“宋襄之仁”的是愚蠢的，是迂腐的，是可笑的，是食古不化的，是不知變通的書呆子行為。也有人指責“宋襄之仁”是虛偽的假仁假義。
蘇軾就如此評價宋襄公：“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
我們對各方評論不置可否，但是，在我們看來，更應該站在嶄新的角度對“宋襄之仁”進行重新解讀和詮釋。
換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從宋襄公身上發現“講究誠信，遵守遊戲規則”的品質，這是當下比較重要且容易缺失的東西，所謂的“西周貴族之風”不正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契約精神嗎？
推崇仁義，一生以恢復周禮為信念，這讓我們想到了孔子，孔子同樣一生克己復禮，為恢復周禮而努力，孔子曾經自稱為“殷人”，祖上也是出自宋國王族。從文化繼承方面來說，他也必定受到了殷商文化和宋國文化的影響和薰陶。相同的文化薰陶，這也是宋襄公和孔子不約而同地為了相同目標而努力的最根本原因。
《管子》評論宋國民風：“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漢書·地理志》也說：“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由此，我們看到宋襄公和孔子的共同之處，對恢復周禮信念的執著和堅守，對仁義的推崇和追求，先王之遺風，厚重之君子，豈不如此？
總之，宋襄公身上那種“講究誠信，信守承諾，遵守遊戲規則，推崇仁義上古貴族”的君子之風，恰好是商丘“商文化”的精神源流，它與以契約精神為主的現代文明是相吻合的，也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以契約、誠信精神為準繩，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提升商丘城市的品味，發揚商文化，從而更好地為我們今天的經濟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添磚加瓦。
從商丘傳統文化溯源，實現充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助力商丘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也是重新解讀和詮釋“宋襄之仁”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