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府在南朝時期指的是揚州刺史府治，“今太宗舊地，後為會稽文孝王道子宅，謝安薨，道子領揚州刺史，於此理事，時人呼為東府”。
據研究顯示，揚州刺史在南朝時期權力較大，獨立性較強，在某些方面可以暫時脫離京師的控制，在變亂之際起到制衡的作用，加之揚州“根本所寄”的地理位置，因而劉宋時期多以宗王出鎮東府，但也因揚州刺史權柄較大，而屢被猜忌，上述劉休仁便是一例。
但根據地圖，東府並不位於建康城以東的方向，因而“東城”第一次釋義的轉變可能同宋明帝以讖語之名誅殺時鎮東府的劉休仁有關。
一、從“東府”到“東城出天子”讖的三次流傳
而宋順帝應讖地解釋在南齊書中認為是“後順帝自東城即位，論者謂應之”，此處應該有誤，宋順帝即位前也曾出鎮東府，“廢帝即位，為揚州刺史”，因而應是《南史》中所載的解釋更為確切，“又使子安成王代之（鎮東府）……及蒼梧敗，安成王代立，時鹹言為驗”，宋順帝也是因其有過出鎮東府的經歷而被認為是讖語所指代的人物。
從“東城出天子”讖語的第二次流傳與解釋可知，這條讖語並未隨著劉休仁被誅殺而銷聲匿跡，反而在建康地區繼續流傳，而自宋明帝誅殺劉休仁後，讖語中的“東城”就被固定地解釋為了“東府”。
但劉宋末年，蕭道成也有出鎮東府的經歷，“元徽五年七月甲午，太祖移鎮東府”，一直到元徽元年十二月，“魯公齊王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鎮東府”，雖然出鎮東府的時間並不長，僅五個月左右，但也是有過出鎮東府的歷史，為何到了齊初，不用出鎮東府來解釋“東城”，而是變成了“武進縣東城裡”呢？如果要以地名來做解釋的話，那麼也可以是山陽郡東城縣，後者比武進縣東城裡要更為人所知些。
這或許與當時同期流傳的其他讖語有關。不過，要探討“東城出天子”讖語與其他讖語的關係，首先要先確定的是“東城出天子”讖語最早開始流傳的大致時間。根據上述內容可知讖語的初次流傳是在宋明帝時期。但宋明帝晚年時常常自作讖語以替劉昱清除潛在的政治威脅，如豫章太守劉愔、揚州刺史王景文，都被宋明帝以讖語名義誅殺。那麼，“東城出天子”讖語是否也有出自宋明帝之手的可能呢？
首先，“某地出天子”型的讖語在南朝宋時期數量較多，幾乎成為了最為劉宋時期讖語流傳的特點之一，該類讖語形式簡單，語意直白，因而最為容易製作。宋明帝誅殺劉休若所用的讖語便是該類讖語。
泰始七年，“邑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但這“至貴之表”讖語在劉休若死後，內容被宋明帝大大擴充，其中就有“出天子”的型讖語的身影，在劉休若死後，宋明帝置信劉休範解釋誅殺原因。
讖語的詳細與充實更像是為了掩蓋宋明帝的心虛，因而從中也可推測出誅殺劉休若的讖語也是出自宋明帝之手。
綜合三次宋明帝所製作的讖語可知，其所作讖語內容簡單直白且指向性非常明確。用以誅殺劉休仁的“東城出天子”讖語也具備這一特點，並且在誅殺劉休仁以前，宋明帝便製造並利用過“出天子”型讖語，對該型別讖語的運用極為熟稔，因而據此也可推測“東城出天子”讖語應該也是出自宋明帝之手。
宋明帝誅殺劉休仁是在泰始七年五月，因而也可進一步推出該讖語第一次流傳的時間是在泰始七年五月之後，宋明帝為解釋誅殺劉休仁原因而流傳開來。
而泰始七年，在建康地區影響較大的讖語，除了王子年歌便是武進縣祥瑞了，泰始七年的武進縣祥瑞還引起了宋明帝的警覺，命人壓勝。在這次祥瑞出現後不久，武進縣短時間內又出現了一次祥瑞，“武進舊塋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鹹見，莫之識也”；經北宋時杜植的考察，該獸應該是麒麟一類的瑞獸。
等到建元元年蕭道成受禪後不久，蕭道成於武進縣舊塋“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父老鹹志之雲”。
縱觀上述武進縣祥瑞讖語的流傳脈絡，該祥瑞的數次出現構成了一個有始有終可以自洽的“祥瑞故事”，泰始七年有龍出，宋明帝壓勝制王氣，但瑞獸仍現，蕭道成受禪後，龍鳴響徹山谷。而該讖語出現並流傳的時間同“東城出天子”讖的幾次流傳大致相同，除了聖明元年不見武進縣祥瑞的記載外，泰始七年和建元元年均有武進縣祥瑞流傳的痕跡。
而泰始七年至建元元年，也是蕭道成位列四貴、輔政順帝、加封九錫等權力逐步擴張的時期，隨著蕭道成政治地位的逐漸提高，武進縣的流傳範圍也會漸漸擴大，蕭道成故居武進縣一事也越來越為人所知。
從讖語的傳播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武進縣祥瑞讖語看做是“東城出天子”讖語流傳過程中的“噪音”，噪音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即指的是“任何附加在訊號上而非信源有意傳送的東西”，它可以是任何形式，同時期流傳的讖語也可以是某一讖語的干擾資訊，武進縣祥瑞便是如此，它與“東城出天子”讖語幾乎同時流傳，不斷地提醒著受眾武進縣東城裡為蕭道成故居。
而“噪音”的作用在於干擾，既可以增加資訊，也可以使資訊傳播完全無效，在“東城出天子”讖語的流傳中，由於受到武進縣祥瑞這一“噪音”的影響，因而擴充套件了“東城”的解釋空間，增加了資訊，進而使得“東城”的釋意慢慢由“東府”轉為“東城裡”。
另外，《南齊書》對齊初“東城出天子”讖語的解釋引自蘇侃與熊襄，前者是蕭道成讖語傳播團體中的一員——-蘇侃，自淮陰時期的讖語傳播至建元初年的符命製作，均有他的身影存在，因而他知曉蕭道成故居武進縣東城裡則並不奇怪，甚至可能武進縣祥瑞或“東城出天子”讖語背後還有其傳播與推動。後者應該是一名民間撰史者，“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雲：《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金匱》”。
熊襄作為蕭道成傳播團體之外的人士，卻對武進縣情況如此瞭解，知曉蕭道成故鄉為東城裡，還記載了秦始皇“天子路”的傳說，可能就是受到武進縣祥瑞的影響，而把二者相互聯絡。而這一解釋的出現又使得“東城出天子”讖同武進縣祥瑞的聯絡更加密切，成為了武進縣“祥瑞故事”中的一環，神化了蕭道成的出生地。而梁武帝受禪後，改武進為蘭陵，可能也是為了消弭這一影響。
二、齊初“白雀”、“木連理”祥瑞讖語的流傳
蕭道成受禪後的讖語流傳中，祥瑞讖語的數量佔據最多，不含武進縣祥瑞與齊興寺祥瑞，便有16條之多，是宋齊易代時期祥瑞讖語的4倍。齊初產生如此多的祥瑞讖語，其目的肯定離不開宣傳蕭齊的天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天降瑞兆以示聖王臨世。但如果從這些祥瑞讖語的誕生地來看，則會發現被讖語所掩蓋住的齊初社會問題。
這些祥瑞讖語中，內容最多的便是“木連理”祥瑞與“白雀”祥瑞，“建元元年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二年四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根據《南齊書·州郡志》，秣陵縣屬於揚州丹陽郡，上虞縣屬揚州會稽郡，山陽縣屬南兗州山陽郡。讖語中所提及的地區都在長江沿岸的南兗州及揚州一帶地區，為何齊初的祥瑞讖語如此集中於這一地區呢？這或許同南齊初年該地區水旱災害頻發有關。
這場水災自自升明末年便已發生，“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至建元元年九月，水災仍未緩解，“辛丑，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建元二年時更是接連發生，“建元二年，吳、吳興、義興三郡大水。
建元二年夏，丹陽、吳二郡大水”，這四郡所遭損失最大，以至於齊高帝下詔賑災，“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元年以前，三調未充，虛列已畢，官長局吏應共償備外，詳所除宥”；建元三年、四年間則是水旱災害輪番登場，其中一次雨雪甚至下了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連年的水旱災害給農業生產生活造成極大的破壞，齊武帝於建元四年即位時，蕭子良曾就水災頻發一事建議減租：“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從該內容中，可以看出齊初連年水旱災害對百姓生產生活的影響。
但水旱災害不僅衝擊著百姓的生產生活，更動搖民心，對剛受禪不久的南齊政權有著極大的輿論衝擊。天人感應理論下的災異觀念也影響著時人對於自然災害的認識，把自然災害的出現看作是上天對王者失德的警告。
災異觀中關於水災頻發的原因，主要有兩種解釋，一是“《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二是“董仲舒曰：‘交兵結仇，伏屍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而旱災頻發的原因則是因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眾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眾，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
總結
水災和旱災的解釋都認為是君王有失才導致天降告誡於世。自然災害的頻發本就是社會謠言滋生的沃土，再加上災異觀念的引導，南齊初年長江兩岸頻頻發生的水旱災害會對南齊初年的輿論與民心向背產生極大影響，將會大大沖擊百姓對於南齊政權的認同感。因而為了穩定民心，齊高帝於建元三年頒佈了水旱乖度大赦詔，不僅下令減租稅，還於其中細數己過。
此外，在建元二、三年揚州地區水災最嚴重時，該地區短時間內產生了數量較多的祥瑞讖語。木連理，預示著“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為一”，白雀現，則“王者爵祿均則至”，希望透過祥瑞讖語的流傳安定民心，這些祥瑞讖語指向明確，以營造出了聖王治世的美好圖景，在天災頻發的環境中，以真實可見的自然祥瑞來進行宣傳與輿論引導，以緩衝災異觀念下產生的對南齊受命的質疑。